苦难屈辱哲学

苦难屈辱对于不同人来说有不同的结果。有人在困难屈辱面前，屈服逃避或悲观厌世，一蹶不振；有人在困难屈辱面前，顶力面对或积极应付及产生逆反心理。

对待苦难与屈辱的心态，有人攥紧拳头皱起眉头，将动力转移到事业中去，这就是所谓的“升华”，会创造出惊人的成就。孔子被困后写《春秋》，孙子受害后作《孙子兵法》，司马迁受刑后撰写《史记》。

当我24岁以前，没有机会读历史，心中虽有对待苦难与屈辱想思，但有理说不出，就采取粗暴的态度。

首先，我亲爱的母亲骂过我是“逆子”，我尊重的父亲骂过我是“佞种”。在大队组织民兵工作时挨过“拳头”！

小时候，说不明白我要做什么，总不如父母意愿，气得母亲把我活埋也瞪着眼睛不输嘴。气得母亲又把我从坑里拉出来，自己坐在地上哭天打地，嚎啕大哭。反而，我没有一点同情心，看着母亲运气。

我胎里带来的右耳朵比别的孩子多个小“肉棒”，奶奶说那是“栓马桩”，以后要干“大事”。与小孩子玩时，孩子看着不知什么心里给掐了下来，血糊糊的，母亲领着我找那孩子的家长去，那家长给我娘两说尽了好话，回来母亲不仅不同情我反而骂了我一顿。于是，我对欺负我的孩子产生了敌对情绪。攥着小拳头大打出手，后来，都说“大夯”爱打人、咬人。大人们都怪我不对。

小学的时候，横行霸道的人占据了我的板凳。母亲让别人找家里找怕了，警告我说不要打架。那人欺负我，我就逃学，到河边玩去。母亲知道后，我说了实话，母亲放话说，谁要欺负你，你就还手。此后，他再欺负我时，四目相对，我拳头攥紧，直到他把目光挪开，以后她再也不敢找我麻烦。

我18岁已是成年人，不想打架了。而有的父亲“平反”后，子女就无法无天，仗着大环境和哥们多无恶不作。一次，在滦河用破“四旧”时收上去的水泥棺材码的码头边洗澡时，这个有仗势的青年在水下往下拉我，当时我没搭理他。晚上到露天电影厂找他，他不容分说，在地上捡起一块石头就向我打来，我一摸，头流血了，就急了，就像谁打“镇关西”一样，出手两拳，他就招架不住了，就找我家去。他边走边躲，我边咧着边打。他爹知道后，也找我们家去了。他爹是刚平反的老干部，见儿子脸上脑袋上都是包，可饶不了我妈。我妈将我从门旮旯叫了出来，他爹见我满脸是血，就转变了态度，说他当兵时没有欺负过我爹。这事也就拉倒了。不打不成交，以后我们还成了道不同的朋友。

十几岁的弟弟到别人家摘桑葚，不知为什么母亲与他们突然间吵起来。那边老两口子和两个儿子同母亲对阵。我过去想劝解，问为什么，在敌对情绪中，有理也说不清，关键时刻，我当然向着母亲和弟弟，围观的人见由争吵而打起来，就急忙把我们拉开。

84年4月，大队干部让我们组织民兵穿树，总有那么几个青年捣乱。我当队长时都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挑战。对于混乱的局面，我确实看不惯，对不按规定办事或不劳而获的人非常反感，对破坏树的人毫不客气的打击。别的领导不言语，我按规定照办，“考核”了几个人，都老实了。

在总账查工时，我自信记得相当清楚，因为生产队时我当过记工员。总有些想赚小便宜的人想浑水摸鱼。如果不劳而获得了“鱼”，大多数人对我怎么看？我无法给大伙交代。在查工时我要给他们解释清楚。当我正给别人解释时，有个光头的小伙子要给他先查，我说等会儿，他说我横他了，说着说着就动起手来。他抄起报纸夹子向我打去，我的脾气也上来。忽然，他哥从个一边上来就抓住我脖领子，别的哥和妹妹也在一边叫阵。我同他们一起到院子里，差点被他们摔倒，他弟弟在后面给我几拳头。

要是在“文化大革命”时，他们敢打“领导”？在那时我已是村中的“秀才”。我对大队领导控诉他们的罪状。他们歪着脑袋，连大队干部都不放在眼里。干部蔫蔫的也不敢管。事后，村人都怪我说：“你搭理他们干啥？”妻子见我没“咋地”，拉着我回家说：“你管大队那事干啥，一分钱也不多！”

这是我永远抹不去的耻辱，但它给了我无比强大的动力。我还没到韩信“胯下受辱”的地步，但奋进的力量已经巨大了。动力发自于内心，付出于实际行动。在复杂的社会，脆弱的家庭，要想不受屈辱，必须用知识武装起来。我已经发誓：立志十年基础，不成功，不抽烟，不喝酒。

苦难屈辱如同弹簧，压力越大，反作用力越足。我在以后的岁月里，哪里艰难哪里去，保持着积极向上的心态，困难已经不是困难，而成了锻炼的机会。我所经历的苦难和屈辱还不够，但不能无事生有，没病找病，有此心态才是快乐而充实的人生。

2012－11－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