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老师――九川先生

在乡下读书，是三十七年前的事情，那时我还小，被母亲牵着到五里开外的村公小学读小学一年级。

走过弯弯曲曲的山路，跨过两道山梁，母亲指了指山下那五间规模不算小的青砖黛瓦告诉我那就是我上学的地方。我睁着一双好奇的眼睛静静地看着它，村公小学，就这样毫无保留地留在我的记忆中。

操场很大，房顶正中间一面红旗在秋风中飘扬，我忽闪着那双大眼睛在金星闪烁的旗帜上，心，也随它雀跃起来。操场很大，要比我家的大宅院还要大出两到三倍之多。场地的泥土被压得很结实，没有一点松软的迹象。一些杂草从操场边缘挤出地缝，探着头东望望西瞅瞅，似乎并不甘心落寂在地下，硬生生地挺了出来。那五间青砖黛瓦，紧靠着山脚下的坡地前。用石头垒起的墙面，颜色也不一样，什么黑的、灰的、褐色的、甚至还有红色的石块，被白石灰勾抹成不同的形状裹在里面，露出一张张并不怎么好看的大花脸。什么三角形的、棱形的、四方形的、长方形的，模样怪怪地贴进我的眼睛里，以至于到现在我都能清晰地回忆起它当时的轮廓。几扇豆腐块组成的木窗上糊着一层白纸，在晨阳的照耀下泛着淡黄的光晕，即使我那时是站在高高的坡地上离它也不过百丈远，仍然看不到它里面的样子。房子周围是浓密的果园和长满庄稼的坡地，时值秋季，果实已经成熟或正接近成熟，红的、黄的、绿的果子诱人地挂在我眼前，背着她亲手缝制的花布兜，我能够闻到苹果和梨们从远处飘来的清香。它们的光芒，在泥土和庄稼上变成上好的阳光，照在我的心上。就这样我被母亲牵着手走下山梁，绕过田间地头，踩着一块块石头桥，向村公办小学走去。

母亲并不停下脚步，也未顾及我左顾右盼好奇的眼神，径直把我带到正中那间小屋里。紧挨着里面窗口旁并排着两张看不出木本颜色的长方形书桌，桌子上码起的是一摞摞新书和旧书，一些本和一些笔也紧挨着放在那里。我的眼睛从那些书本中移向座在椅子上那个清瘦又秃顶的男人。看上去他的年龄五十开外，中等身材，淡淡的两道八字眉下一双月芽般的眼睛，看着我们眼里带着笑。他身边已经站着十来个孩子，旁边还站着几个大人，只见他一会儿在本上记着什么，一会儿抬头打量打量这个或是看看那个，还时不时地问上一两句。这时我发现，他居然也和我一样是个豁牙子，可豁口却不像我冒着白净的牙根或红色的牙晕，他的豁牙竟然是黑色的，不黑的牙面又是黄色，加上他那头酒糟蒜头鼻，着实让我无法进一步喜欢他，特别是他笑着说话的样子，总觉得兜不住风口，往外冒着“嘶嘶”的风，直灌我的耳朵。我怯怯地躲在我娘身后偷偷地看着他，手指不自然地摸了摸自己还未出齐长全的四颗门牙，舌尖顶了顶那几颗豁牙，心里嘀咕了两句别人永远都无法听见的话。这时只见他站起身，走到我身边，仍然是一脸的笑容，月牙般的眼睛，眯缝着打量我，问我娘：“这是你的女儿，蓉儿吧。”母亲看了看我，笑着点下头“是的，她是蓉儿，到了入学的年龄，今天特意带她来您这报名的，王老师。”母亲毕恭毕敬地说着还拉着我的手说：“来，蓉儿，见过王老师。”我手指依然顶在豁牙上，向前鞠了一躬怯懦地叫了声“王老师”心里暗想：这个豁牙老师真奇怪，我没有见过他，他居然知道我的小名。王老师笑着应声还摸了摸我的头，末了，我的两条羊角辫顺势左右煽动几下，以示自己无声地抗议。是的，那时的我是绝对抗议，我的头是从不让别人摸的，包括我爹和我娘，可豁牙子王老师还是摸了一下，而我的豁牙却是嘻笑的，如栀子般开出一片绚丽的笑，可那时我并不知道自己的笑与王老师的笑相比是多么虚伪。

一上午不断有孩子被家长牵着来到学校，快晌午的时候，我们才被他带进教室里。教室里三十几张桌椅排成三排摆在那里，我们按大小个一一安排在坐位上。我们一年级小学生，坐在中间的那一排，左边是二年级，右边是三年级。站在讲台上的他，先是在黑板上写了“欢迎新同学”六个很漂亮的方块字，并一个一个用教鞭点给我们念，就这样我们随着他的声音一字一字地读了三遍。可第二天当母亲把我送到学校的时候，我说什么也不肯再走进教室里，见到豁牙的王老师还使劲往母亲身后躲。我想那时母亲的脸一定很窘，认为我给她丢失了颜面，不容分说地转过身照屁股打了下去。我是很害怕母亲那五根粗壮手指的，下手的时候她从不留情，见识到自己的再一次受训，我收敛着自己的任性，乖乖地跟着王老师走进教室坐在自己的座位上。

我依然不敢正面看王老师，特别不爱看他笑的样子，那笑容让我莫名地害怕，总觉得他的笑就像故事里的大灰狼。特别是他那身灰色中山装，更让我确信他就是《小红帽》里的狼外婆，要不然他怎么喜欢穿灰衣服，还是一身灰色？要不然他那样的大人，怎会会长着豁牙，一定是咬东西时撕开的？很长时间我的小脑袋里就是这样想的，脑袋歪向一边看着他站在讲台上为我们上课。他清瘦的容貌，确实与我想像中儒雅的教书先生不相干，他应该是穿着那种像我外公那样的长袍马褂的，甚至还要戴一副眼镜。可他却不是，还别出心裁地在上身口袋里别上两只钢笔。还有他那头“周边支援中央”式的发型，总有几缕长头发绕着那面光洁的顶部，梳向一侧，更不是我喜欢的样子。看着他有些滑稽的造型，我小小的心里真是百思不得其解，可那样的衣着打扮似乎完全符合他自己的审美要求，那些年我所认识的王老师几乎就是那样的打扮。王老师有一双非常严厉的眼神，在他站在讲台，扫向全班大小不一的66名学生的时候，却让我们这些野惯了的山里孩子多少有些惧怕。那是一种少有的严厉，目光犀利到能看到每一个人，每一颗年少的心。就这样原本还乱哄哄的课堂，瞬间安静下来。这对于一向喜欢安静的我来说，无疑是一种感动，而这种感动也伴随我走过少年时每一个开心的日子。

从那以后的五年里，我一直就读在村公办小学读书，偶尔也会住在学校里。这期间王老师是即教课又为我们生火做饭，烧火炕，有时还要搭上师娘做帮手。这时我知道王老师的名字叫王九川，是村公办小学的语文课。另一位也姓王，教我们的数学兼体育老师，同时也是村公办小学主任。在一个领导一个兵的村公办小学，丰富着我在校的生活。那时，我们不仅有寒假、暑假，还有春假和秋假，这两个假期大约在十到十五天左右，也都是从寒暑假里挪过来的。如今想来倒也有趣很多，那些假期也丰富着我们的课余生活。稍大一些的时候，我也间接地知道，王老师以前不是豁牙的，原本他长着一口洁白的牙齿，可他在外地读书的时候，因为一次生病用错了药，牙齿就变成那个样子，头发也稀疏起来，最后，头顶部位便成了不毛之地。师专毕业后，他心系家乡的教育，便回到家乡做了一名小学教员。

在我的记忆中九川先生的发音是相当不准的，他前后音不分，“喝（h）”跟“佛（f）”也不分。明明是他说错了，还总是很认真地纠正我们。比如“是”他总是教我们读“系”舌尖卷起，当我们真的也跟着读“系”的时候，他又使劲地纠正我们读“系”（其实他想让我们读“是”，可是他那兜不住风的唇齿总是“系、系”地读了），末了还无奈地摇摇了说：“你们这些孩已（子），真系（是）读不好系（是），已（子）。”听他说这话的时候，我的四颗门牙已经渐渐长齐，可九川先生的豁牙，依然歪凄凄地挂在上面。虽然他有时教错我们，但那时我们都会看拼音，他说错的字词，我们会按课本上拼写的读正确的发音，同时还有高年级的学长替他及时纠正我们的“错误发音”，每每听到后九川先生的脸上便挂上宽慰的笑容。

那时候，我们农村家家都有在春秋两季养家蚕和山蚕习惯，一来增加家庭收入，另一方面还可以用蚕丝纺线织衣服，顺便又增强一下家人的体质，补充一些高蛋白营养。在我的记忆里，九川先生就是一位养家蚕的能手。在操场旁的那间小杂木屋里，也就是我们宿舍旁的那间房子里，就堆放着九川先生从山上砍来的松枝。他先在大笸筐里放上黑麻麻的蚕子，随着时间的推移，桑叶下面的那些蚕子，漫漫地长出小脑袋，小身子，小尾巴，身上软绵绵的来回蠕动。从这以后九川先生就会利用早上，中午，晚上空闲时间到地里打一篓篓的桑叶回来，下课的时候，我们就看着蚕宝宝们的嘴不停地吃着桑叶。当它们长成指头般大小时，九川先生便把他们一个一个地放在松枝上，停食后的蚕宝宝们开始吐丝结茧。不下个把月绿色的松枝上便挂满了白花花的蚕茧。蚕茧下架后，九川先生再利用休息时间把它们拿到公社去卖。

秋蚕，九川先生是不养的，但在放秋假时，他会带那些高年级组的学生到山上去检山蚕茧，再拿到公社去卖。那时，也有很多家长把寻到的蚕茧交给九川先生。开始九川先生坚决不收。那年月谁家都不富裕，可大家知道九川先生更不容易，他是为了学生才这样做的。一年一年的学费、书费、本费，都来自学校，来自九川先生的勤劳的双手。周日的时候他常常背着箩筐去山上挖药材晒干后拿去卖钱。暑假，他就躲在山上去烧木炭，捡蘑菇。为我们在冬日里取暖，那炭火红红的，一天下来教室里和宿舍里温暖如春，外面却是风寒料峭，猎骨寒风劲吹。为了补充我们的身体，他把家里养的老母鸡杀掉，炖蘑菇给我们吃。为此师娘没少抱怨九川先生，可说归说，唠叨归唠叨并不与九川先生动真气，况且九川先生脾气大好，他从不发脾气。师娘也是个能干的女人，家里地里一把好手，还时不时地还帮我们生教室里的炉火，帮我们做些热乎乎的饭菜。现在想来，我们那时的生活，学习得益于九川先生，上学的全部费用，家里竟没有掏过一分钱。“再穷不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这就是我们村公办小学一惯秉承的教育，村里的孩子到了适学的年龄都要到学校里接受最少五年的基本教育。

直到现在，仍然想不起自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不再害怕他那口豁牙的，有时还觉得他那张口豁牙很可爱，很风趣甚至很幽默。细细想来，一定是那时常听母亲唠叨九川先生的好，是个难得的好老师的缘故吧。或者是他从不让我们教学费，再者就是不再让我们吃生、冷、硬的食物时关爱的眼神吧，反正我不仅不再害怕他，还越来越喜欢称他为九川先生。

离开故乡的我回家次数越来越少，特别是把父母接到身边后，我几乎就没有回去过，对家乡的一切也淡忘了许多，与九川先生联系也就越来越少了。特别是初中毕业后我先是考到外地一所中专，随即又进入大学深造后来到这个海滨城市，我几乎就没有再见到九川先生。记得读初中的时候，每周末回家的时候，我都会路过母校，九川先生总会叮嘱我一翻要好好学习，长大后报效祖国等勉励的话。的确我也是按九川先生的话去做的，那时的我一心想跳出农村，想逃离泥土对我的束缚，想到更广阔的天地里去施展自己。如今想来，总觉得愧对九川先生的初衷。

前些日子，要不是小姨打来电话通知我说九川先生去逝了，我想我可能真的忘记九川先生了。然而正是接到小姨的电话，让我几经淡忘的少年生活因有了九川先生而丰富起来，甚至改变着我对生命的理解和生活的看法。有着四十多年教龄的九川先生，退休后依旧留在农村，留在村公办小学做义务教员。当他看到濒临坍塌的教室在他的呼吁下，终于在那片原址上建起一座三层小楼的时候，他的脸上露出了难得的笑容；当他看到曾经满是黄土的操场，被铺上一层厚厚的水泥路面，又有了一个属于学生们自己的大篮球场时，他的脸上也绽放出和孩子们一样的笑脸；当他站在草坪和绿树花丛中看到崭新的教室里，摆放着洁净如新的桌椅时，看到年轻的老师开始给学生们上课的时候，他的脸上也和年轻时一样流露出月牙般的神采；当他看到孩子们再也不用翻山越岭，而是走过那一条条平坦的水泥路面，来村公办小学读书的时候，他的脸上绽放出如春风般的笑脸。他严谨的教学和对孩子们的关心，在见到九川先生遗体的那一瞬间让我重新又回少年时代。往事历历在目，可九川先生却永远地去离开了我们，离开了他为之倾情一生的山区教育事业。

九川先生的葬礼就在村公办小学举行的，得知他去世的消息学生们都自发地从四面八方赶回母校。近千名学生怀着悲切的心情在操场送走了九川先生，按照九川先生的遗愿，大家把他安葬在村公办小学对面的山坡上，也就是我当年入学时走过的那道山梁上。坐落在山坡上的他仍然可以清楚地看到，村公办小学每一个孩子的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