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恒的弥留，永远的追忆

——献给母亲的挽歌

一九九六年四月五日凌晨五时五十分，我握着母亲的手，坐在床头前。我的指头仍习惯性地搭在母亲的腕脉上，我知道，那儿已没有了跳动。母亲像往常一样躺在病床上，宁静、安详得有如睡得很沉很香。我无言地望着母亲，有如刚被娩出的婴孩无知而又尽可能充分地打量着母亲，而四周一片沉寂，整个病房里只有我响如雷动的鼻息。伴随着倒春寒而至的北风从破损的旧窗户里灌进来，阵阵翻动着母亲额前的短发，我仿佛看到母亲的泪眼仍在翻动。我轻轻理顺了母亲额前被寒风打乱的秀发，欠身在她额前轻轻地一吻，那里仍保留着生命的温度——母亲滚烫的余温。我心里明白，这是此生我与母亲单独呆在一起的最后的时刻了——长兄已外出报丧，而母亲的遗体很快就会被人从这里抬走。

我没有哭出声来，怕将噩耗立即传达给邻室泪眼洪钟地瘫倒在病床上的父亲。他接连两夜未合过眼了，此刻，还是让他再躺一下吧，反正有次兄正陪着他呢。而在这间狭窄的急救室里，我的泣啜摇撼着承载母亲的病床。我多想母亲仍会痛苦地扭动一下身躯，犹如无法抵御疾病的侵害一样，轻轻地辗转一下肢体，或低沉地呻吟一声，哪怕就一声。但母亲静静地躺在我眼前，我唤不应她。我希望握在我手中的母亲的手，会奇迹般地动作起来，握住我，或者甩落我。但她没有，她的手那般无力，完全将我遗忘在农历三月彻骨的寒风中。

再过三天，便是母亲生下我二十六年整的日子。我不知道为何母亲选择这样的日子转身离开？她连三天也不愿意等待。此前的每个四月八日，母亲都会给我煮压岁的鸡蛋，我也一直在想，总有一天我会在自己的生日之际，买来很多很多礼品送到母亲手中，回报她的养育之恩——我也明白，粗心的我未必就在三天后的四月八日里履行自己的诺言，但至少这也是我的第二十六个纪念日，母亲不该错过！此后，就算我挣得来一座金山，又到那里去寻找回报母亲的机会？

我握着母亲的手，凝望着她坚毅了数十年的面庞。我感觉得出母亲的体温正在下降，在一丝丝减退。我呼唤着母亲，仿佛仍能听到她慈祥的应答。二十六年来，我第一次清晰地意识到母亲会舍我而去，她不再会像过去的那些艰辛岁月里一样，历经风霜雷电却一直坚强地携着我，行走在颠沛流离的人生路上。

清真寺的教胞们抬着担架进了急救室，病区开始喧闹起来，其他病房的病员挤上门来看热闹的人不少。在他们眼里，病区又死了一个人，就那么简单。教胞们也机械地重复着他们千百次经历的例行手续，庄重肃穆，但又异常没有表情。我知道眼前所发生的一切，均已证实了这不是虚幻的梦境，而是活生生的诀别。我不由得护住母亲，不让一双双毫无表情的手接触到并亵渎了母亲的圣体。我抱起母亲瘦削的遗体，慢慢跪到地上，轻轻将她放进担架。有人开始抬起担架走出急救室，又如要将母亲的圣灵从我的世界里抢走，我发疯般拨开人群，拼尽全力抢过担架的另一端，我知道，只有我有权护送着母亲走出这个时空。是夜，三天未合眼的我依旧守候在母亲的身旁，我多希望时光会在此前的任何一天里定格。

母亲的葬礼异常喧闹，尽管按伊斯兰教的习俗，母亲与逝后第二天便长眠于泉下，但远乡近邻仍赶在此前，纷纷放下手中的活计，向顿放母亲圣灵的文屏小镇汇拢，默默地目送她上路。简朴的穆斯林葬礼将文屏山东侧黄土地上的一个土丘定名为母亲此后的居所，与世尘永远地隔开，但这座黄土堆砌的陋室透过苍翠松涛，看得清文屏小镇的茫茫人海中的父亲和两位兄长，也望得到我身处的远远异乡昭通市。而在自此南行四百余公里，昆明市西北郊的金家山回族公墓中，躺着我那永远十四岁的小妹红梅，此刻，五十八岁的母亲或许已看到了她同样瘦弱的病体。

母亲戚慧琳，1938年6月17日出生于一个书香世家，其父解放前曾任国民政府伪职，并于1950年土改中被错划地主而被捕入狱，这种人力难以逆转的现实便成了母亲一生含辛茹苦的根源。在令人闻风丧胆的阶级斗争阵阵呼号声中，刚步入不惑之年的外婆被迫拉扯着母亲和比母亲年幼的两个舅舅，迁居到小冲村劳动改造。母亲也于十二岁时辍学，外出帮工补贴家用，肩负起养家糊口的重任。在颠沛流离的生活中母亲仍坚持学习，竟然于1956年通过自学考入了昭通专区中等师范学校。

1958年，年方二十的母亲中师毕业，分配到火德红管理区从事启蒙教育工作。家庭的磨难使她将一切个人的追求抛之脑后，一心在事业上构筑自己的生命旅途。她先后写下数十册详尽的小学语文教学手记，成为后来全县历届小学语文教学先进经验交流会中被广泛传抄的“真经”；针对山区启蒙教育生源少、师资薄、经费缺乏的实际，母亲倡导并亲身实践了“复式班”的新颖教学模式，成为山区启蒙教育改革的优秀成果之一，得到专区、县教育主管部门的多次表彰与奖励，并在全区山区小学中大为推广。作为山区教育工作队伍中的一面旗帜，母亲多次出席区、县文教系统的群英会、先代会。在此后的三十余年中，她被分别调往葫芦口、水磨、龙头山、箐门等贫困山区农村，推广先进的启蒙教育经验，将毕生的精力都倾注在了山区儿童的启蒙教育事业上。母亲常说：“不要因为自己的卑微而懊恼，流星也有辉煌的一刻”，因而她十分注重保持住这种光亮，即使是在“文革”中，当她被诬陷“喊反动口号”而被揪斗并下放到吴家村劳动改造归来后，仍不计前嫌地投身到紧张的教学工作中去，仿佛离开了自己，教学工作就不能正常开展了一般。

1959年2月18日，在桃源管理区任文书的父亲李才本，走进了母亲修女般沉闷的生活，与之结为终生伴侣。但母亲并没有就此沉沦进小家庭的生活情调中去，她在1960年10月的一篇日记中写道：“爱情是生活中的诗歌和太阳，但一个人如果仅仅在爱情生活中来构筑自己的幸福大厦，一心只想在爱情生活中追求狭隘的完美与满足，她就丢掉了自己的尊严和立足于世的根本……只有建立在伟大事业上的爱情与幸福，才是万古长青的。”所以，她一面竭尽所能地做好自己教书育人的工作，一面鼓励父亲积极投身到社会的大建设中去建功立业。母亲最爱唱的一支歌曲是抗战年代流传的苏联歌曲《小路》——“一条小路曲曲弯弯细又长，一直通向迷雾的远方，我要沿着这条细长的小路，送着我的爱人上战场……我要勇敢地为他包扎伤口，从那炮火中把他救出来”。母亲的确循着这支歌的精髓，给了父亲同志般的深厚情谊——她跟随父亲在贫困的大山沟里流连，辗转了二十余载。母亲给予自幼便父母双亡的父亲的已不仅仅是妻子的爱，也是母爱和友爱，这些爱，陪同着父亲数十年在波涛汹涌的政治潮流里隐现。

1978年3月，母亲患流行性脑膜炎，但在父亲的悉心照料下，很快就得予康复。此后，父亲就因政治风云突变而远离亲人，进了学习班。同年4月，母亲再次感染病毒性脑膜炎，生命垂危，经医院全力抢救后虽慢慢好转，但留下了神衰综合征、眩晕综合征、左耳鼓膜穿孔等多种严重的后遗症，不断在三尺讲台上突然晕倒不省人事。但她依旧带着重病，坚持正常的教学工作。更为不幸的是，同年6月7日，父亲因“忠实执行林彪、‘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无理罪名而被捕入狱，未经公开审理便判刑十年整，这更给久病体虚的母亲带来了最为沉重的当头一击。精神的创痛、疾病的侵袭、生活的窘困、社会各界的冷眼，一夜之间向母亲袭来，使这位刚步入不惑之年的柔弱女性顿生莫大的伤痛与困惑，也使她再度病倒，连绵十余载未获痊愈。

就在父亲入狱、母亲病倒的同年9月，我的两个哥哥同时考上了高中，要到离开母亲六十多公里开外的县城读书，这在高中生相对较少的1978年，不吝为一个足够令人扬眉吐气的喜讯。强烈的责任感使母亲从万般悲痛中冷静下来、清醒过来、坚强起来，在生活的万端困苦面前，毅然决然的独自承担起抚育子女的义务。她在日记中写道：“两个儿子考上了高中，我是多么高兴啊！他们为我争了气，为他们的父亲争了气，也为这个苦难的家庭争了气！从此，我得把生活的标准压低一点，供养孩子们好好读书，带着孩子们同命运抗争！”母亲真的把生活标准压得很低，从此将粮店每月供应的少许细粮拿到农户家中兑换成粗粮果腹，以便从二十多元的月薪中挤出大半部分，寄到县城给两个上高中的哥哥做生活费。及待留在母亲身旁的我和小妹都上学后，每次我们取得优异成绩都是母亲最开心的事，得到的奖赏就是听母亲唱一支动听的歌谣。在母亲心中，我们兄妹四人成了她活下去最充分的理由。

历经“文革”的夫妻，最时髦的话题就是“划清界限”——夫妻其中一方出现政治问题，另一方总是迫不及待地提出离婚，以求政治上不受其干扰或影响。但母亲并没有因此而背叛父亲，她怀着对父亲无比深厚的挚爱与眷念之情，拖着病体四处为父亲申冤，并苦苦等待着为父亲平反昭雪的日子来临，这一等就是整整十年。她忍饥挨饿地拖着四个儿女艰难度日，却没有变卖父亲入狱前所喜爱的任何一样物件以改善窘困的生活，始终照原来的样子竭力维持着家里的陈设，以免在牢狱中饱受煎熬的父亲出狱后回到家里会感觉到陌生。

但命运里错排的厄难往往是密集的，带有浓重的针对性和倾注性。1986年4月25日，当父亲尚置身囹圄、母亲病重未愈之际，我那年仅十四岁的小妹李红梅却因身染严重风湿性心脏病医治无效，在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内科早早地离开了人世。这突如其来的打击再次将母亲彻底摧垮了，她重新挣扎在死亡线上。但因尚未完成养育子女的重责，母亲又一次咬着牙从病榻上站起来，含着苦涩的泪再次投入生活。为给小妹治病而花费的巨额医疗费用从此又成为母亲生活的一大负担，使她不得不再一次将自己的生活标准压到极限，甚至停服了长期以来一直坚持服用的药物，以便多省出几块钱去还债。

1988年6月，父亲终于带着满头银发回到故里。面对历经十载生离死别、如今对面不敢相认的昼思夜想的亲人，母亲百感交集地失声痛哭了很久。母亲的哭，包含着她漫长十年来的全部辛酸、全部伤怀、全部忠诚、全部思念和全部挚爱，也包含着一份欣喜、一份宽慰和一份释怀，她们再也不会分开了！

父亲出狱后没有如期恢复公职，且在历尽悲欢离合与宦海浮沉后，他对这个已经改变得面目全非的世界无疑已怀有一份难以适应的极度陌生感，这就使得母亲肩上的重担仍不能及时地御下，依旧得承担着养家糊口的重责。因而母亲仍旧带病在教育岗位上坚守着，直到1994年方才退休，时年我大学毕业已三年整，家庭的苦难境地终于宣告结束。

自1978年以来，母亲先后患过脑膜炎、胃肠炎、迷路神经炎、美尼尔氏综合征等多种严重疾病，但凭着非凡的毅力与意志力，她都坚强地挺了过来。自参加工作后，我偶尔买些保健类药物捎给母亲，但贫困惯了的她舍不得服用，常常将这些药物左收右藏地放置得过了期。1996年3月28日，当我再次赴鲁甸县看望父母时，得知母亲近来一直腹泻、胃腕作痛，便与母亲约定待气候好转时，接她到昭通作相应的检查，以便对症治疗。母亲害怕债台高筑的我破费，一再拒绝，拗执了很久方才勉强同意。

4月2日，天气还未转晴，而我却终日莫名地惶恐起来，二十六年来母亲唤我乳名的熟悉声音不时从四空传出，清晰得揪心。夜里老睡不着觉，刚合眼脑际里便频闪出母亲以前生病时的样子，我只好坐起身来，一直坐到天明，迫不及待的赶上开往鲁甸的客车。赶到父母的家时，门紧锁着，邻居告知母亲已重病住进鲁甸县人民医院了。我赶到母亲的病床前，她面色枯黄浮肿，鼻息不匀，处于昏迷状态中。我重重地跌坐在床沿上。

母亲患的是肝硬化、腹水，合并急性肾功能衰竭，但自学了数年中医的我竟未能意识到她病情的严重性，我以为，母亲历次均能从危重疾病里挺过来，这次也一定不会例外；且近两年时间来，这个饱经风霜的苦难家庭才终于熬出了头，终于有了些轻松与欢愉，母亲绝对不会于此时节撒手人寰。我哪里知道，柔弱的母亲此刻已处于极度危险的肝性昏迷中，她坚强的意志力与凶残病魔的拼杀与较量正在无声地进行着，且病魔已占了明显的上风。

4月3日午后，母亲终于苏醒过来，和我说了些话。我抱她欠起半身，让她半躺在我的怀里。她的腹胀渐渐明显，腹泻越更加重。我给她喂了些水果汁，她微闭着双眼，很费劲地吞咽。母亲伸出软弱无力的手，轻轻抓住我的手掌，轻轻地，却令我永生也不能甩脱。这样，母亲似乎极为舒心、极为坦荡释然，尽管每说一句话都要喘息好一会儿。母亲责怪我不该放下手里的工作，大老远跑去看她，埋怨的目光中又夹杂着我熟识了二十余年的那种见到久别亲人时的慰藉感与满足感。母亲顿顿断断地说着话，间或停下来长时间地喘息，我不知道这就是母亲生前最后一次与我谈心了，看她说话十分费劲，便挡住了她后面的话，我以为过了危险期后，母亲仍会像往常一样，在客车上一路呕吐着到远远的昭通去看我。不久，母亲又因身体过度虚弱而昏迷过去。

傍晚六时，母亲苏醒过来，用疲力的双眼看着父亲出神，却说不出话。我又给母亲喂了些果汁，她口舌干裂，无法吞咽，含在嘴里许久又吐出。父亲抓住母亲的手，红肿着双眼凝视着母亲，仿佛要将整个时空都凝固在这一瞬之间。母亲的嘴角颤动了许久，方才发出声来：“你先躺下休息一会儿，别累坏身体……夜里你陪着我，让孩子们回家去睡觉……”父亲顺从地坐到床前的木凳上，握着母亲的手，头枕在母亲身旁的床沿上，闭眼小憩，不时又不放心地昂起头来，探视母亲一眼。母亲侧过头，将另一只手伸给我，让我握住，于是，她满脸尽露出温馨与幸福的神色，舒心地长叹了一口气，慢慢合上眼帘，只留下稍见均匀的丝丝鼻息，与父亲和我的鼻息相呼应。

夜里，我和父亲一道守候在母亲的病床前。母亲的意识又清晰了十余次，每次都犹如从恶梦中惊醒过来一般，看清伴在她身旁的父亲和我，感触到我们的手正紧握着她的手后，又调匀鼻息，慢慢合上双眼。我揣测得出在母亲沦入昏迷后的模糊意识里，一定在切换着她此生不堪回首的一幕幕凄惨景象——或许是一次又一次政治风云对她的迫害，而或是一次又一次骨肉分离对她的侵袭……这无不使她倍感孤独与恐惧。睁开双眼，发觉她最牵挂的人其实就在她的身旁，一直陪伴着她、注视着她，母亲又从恶梦回到现实中来，释然得足予无牵无挂。但至此，我仍没有意识到母亲已进入试探着瞑目的弥留状态，她一次次地上路，由一次次回头向她最放心不下的人或物事张望，期望着最后的一瞥叠合在最令她开怀的影像上。我学医的最终目的在于自救和救助亲人，但在最关键的时刻，我却未能救活我的母亲，我大约是有史以来最无能的庸医！

4月4日，母亲昏迷的次数更多、时间更长了，偶尔睁开沉重的眼帘，也至多说上半句话，继而对病房作一个并不完全的环顾，便又跌落进长时间的昏迷之中。她全身的水肿已十分严重，且连续数十小时的尿闭，使她吞咽更为困难，软弱得连一滴清水也喝不下去。夜十一时，母亲的血压突然下降到休克血压，医生对母亲进行了长时间的抢救，至4月5日凌晨一时许，血压方才有所回升。我急忙跑出医院去通知两位兄长，也许有他们在场，母亲就又可以挺过这一关了，我想。

两位兄长赶进病房时已是凌晨二时多，正赶上母亲从谵昏状态中最后一次苏醒过来。“怎么全都来了？哦……”母亲这一个“哦”字拖得很长，仿佛一下子顿悟了人生的全部玄机，也仿佛在历经一次又一次的痛苦挣扎之后，明白自己上路的时刻就要到了。她的眼角挂下了两滴晶莹的泪珠，在午夜漂白的灯光中反射着光明的阴冷。母亲一直是一个热爱生命的人，当必须用心来告别亲人和这个她所热爱的世界时，她没有更多言语，仅用一个顿悟的字眼和两滴热泪，便向人间作了最简朴的告别。而这一个字和这两滴泪，将在我的心头砸出永远不会结痂的一行深坑，使我将一生从这里，流淌出滚滚翻腾的思念怒涛。

母亲很快又跌落进沉沉的谵昏之中，血压回复到休克血压，而她的肢体因水肿而更加浮肿，无法找到静脉血管进行急救。我将母亲抱进急救室，守候在母亲身旁——一夜之间发生的各种突变使我突然意识到，这可能是我能倾听母亲鼻息的最后一夜了，二十六年来我本可以一直留在她身边，尽情地倾听这孕育了我的母音，但我没有，为了生活，我一次次离开母亲，走得很远。

凌晨四时三十分前后，母亲又开始说话，她疾声令我走开。我呼唤着她，告诉她我是她的儿子，但她并没有睁眼看我，依旧厉声叫我走开。在我的记忆里，母亲从没有这般粗暴地对待过我，我知道母亲此刻已没有了清晰的意识，也许她残存的思绪里还在翻江倒海地重复上演着过去黑暗岁月里最令她心酸的一幕一幕，而在她眼里的此时的我，正是这一幕幕黑镜头里肆意迫害她和她所关心和爱护的家人的那一个元凶。她气若游丝，却拚尽全身将竭的最后气力，抬起握住她无力的手的我的手，张开干裂的嘴唇，做出一个下咬的动作。我阻止了母亲这一个最后的下意识举动，又一次无心地违背了母亲的意志，我真不该！如果母亲真把我当作了一个刽子手，我不该阻止她临终之前对这个刽子手致命的一击，应当让她带着胜利的喜悦含笑归去，因为这一个刽子手（或一群刽子手），五十八年来给母亲带来了一次次无比深重的灾难，母亲有权代表整个家庭，举起惩治元凶的正义之剑；我应该让母亲在她的儿子身上印下最后一块胎记——我的整个身躯都是母亲赐予的，她有权利用她因久病而稀疏的压痕，在这件艺术品上深刻下她的芳名。但我阻止了她，我将她的手轻轻放回被子里，替她理了理被寒风打乱的头发，继而又握住她的手，我真蠢！

母亲的谵昏更加深重了。夜很沉很静，母亲的鼻息渐渐粗壮，渐渐沉重，渐渐悠长。她的面容也渐渐平和、安详起来，仿佛一直纠缠在她意识深处的刽子手此刻都已消散得无踪无影，她和她家人的生活又重新归于宁静。母亲的鼻息象风浪里奔逃出来的一叶小舟，已驶进平静的水域，平稳地随着微波一起一伏，而我，则像是一叶更小的扁舟，伴随在她身旁，接受着她轻轻地抚爱和拍打；这鼻息又像是我胞宫外母体的血脉，透过羊水，向我传递着生命的全部涵义。五十五十分，这叶小舟突然搁浅，源源传递给我的生命元素自此中断……

母亲于1970年4月8日在鲁甸县水磨公社生下重达六公斤的我。我不知道自己为何要这般肥胖，差点就此便终结了母亲的生命。真的对不住母亲的是，我的降生给母亲留下了产后虚寒的病根，二十六年来每年都要发作一次，且第二十六次发作便结束了母亲的生命。

我不合时宜的出生也许本身就是一个错误，所以在我刚满四十天时，母亲就因家庭出身问题抱着我进了“学习班”，而那时父亲也正在昭通接受审查。学习班条件十分艰苦，没有火，没有不学政策、不汇报思想的闲余时间，而少不更事的我却总是竭尽所能地将仅有的几块尿布弄湿，向母亲提出更新一层的政治考验。母亲总是用自己的体温，将我频繁侵润的布片焐干。不知是否是因为觉得对母亲的考验不够，那时我还似乎老爱哭，常将母亲的注意力岔开，所以在我未满一周岁时的一次全校师生大会上，我就用上述方法让母亲喊出了“打倒毛……刘少奇！”这样四不像的口号，导致母亲背着我这狗崽子，以“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名义到苗族寨子吴家村劳动改造了很长时间。

我的淘气是出了名的，所以在1977年5月，我便从古庙的二楼翻身下来，用石台阶的突出棱角将鼻骨碰碎，以此来显示自己的英雄壮举。昏迷了数天苏醒过来后，我首先看见的就是母亲突然清瘦的身影和红肿的双眼，真是万没想到一向坚强的母亲竟然也会有如此形容憔悴的时候。1985年7月我患炭疽病住院治疗时，再次看到了母亲焦急万分的神情，心中始觉实在是过意不去——母亲的肩上压着的是整个家庭的前途命运问题，而仅我一人，就足令母亲操碎她那颗善良慈爱的心！

父亲进监狱后，我在小伙伴中的地位一落千丈，竟然有不少比我还少不更事的同学每天冲着我叫“劳改犯”什么的。我将这些委屈一一告诉母亲，岂知在学校里，母亲也在饱受着同样的际遇——一位学校负责人居然将手指划到母亲脸上说：“江青，你们耀武扬威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母亲没有如同我所希望的那样去扇小伙伴们的耳光，倒是尽可能地告诉我关于父亲的一些伟岸之处，教育我身处逆境也须坚持正义，不向邪恶势力低头。当父亲还被关押在鲁甸县境内时，我和小妹取得优异成绩时所能得到的最高奖赏就是去探监，这使我和小妹每次考试都夺得同年级第一名，着实令那些故意孤立我的小伙伴们又怨又羡。

母亲是个要强的人，除了夜里梦醒时我曾看见她掩面而泣外，便从未见她在任何公开场合下掉过一滴眼泪。而有一次，当年仅六岁、极少吃到零食的小妹在帮助一位老师的小孩剥烤土豆皮，将一片烤黄的土豆皮往自己嘴里送，惹得其他老师哄堂大笑时，母亲倒真的失声痛哭起来，哭得那般伤心，紧紧地将我和小妹搂在怀里。后来，母亲在学校附近的荒坡上开挖了一片荒地，种了许多土豆和鲜玉米，我和小妹自此也有了吃着零食四处炫耀的美好体验。

母亲尽可能地培养我的生活能力，让我在紧张的学习间隙，一直跟随着她锄苗种地、烧饭做菜、缝补衣裤、甚至修墙补瓦、植树造荫。她总担心自己会在父亲出狱前跨鹤西行，因而总是不断地向我讲解一些如何面对悲惨人生的道理，教会我怎样去与不公的命运抗争。母亲着力培养我的写作能力，使我从小学三年级起习作就一直在全县作文比赛中获奖，这无疑成为了后来我走上文学创作道路的最为重要的原因；在最凄厉悲凉的岁月里，母亲仍始终保持着她那乐观豁达的性格，常常教给我一些曲调优美的歌谣，使我对音乐也日渐产生浓厚的兴趣，最终考入了音乐类院校；知识渊博的母亲还常带我到山林里去采撷药草，教我识别一些常用的中草药，这使我后来一直对中医保持着浓厚的兴趣，至今仍不时钻进病例堆里，寻找天人相应的种种实证。母亲用亲身实践写成的一套不成文的朴素哲学，也在照耀着她走完坎坷的一生后，继续照耀着我此后的岁月。

母亲一直将儿女们出众的成绩作为自己最荣耀的事情，尤其是她的三个儿子都自大学毕业，这是她逢人就说的事情。尤其是提到我，母亲总是自豪地说：我的儿子是作家！我出版的书籍或是发表的文章，常常被她摆放在客厅最显眼的位置，让任何一位来访的客人都能信手拿起。我知道，这是一位含辛茹苦数十年的伟大母亲所能表现出来的最大的开心与舒怀了，因为她明白，在物欲横流的现实面前，拥有一个靠自己的智慧来创造精神财富的儿子是多么的难能可贵。但我所从事的业余文学创作活动也曾给母亲带来过无尽的磨难与窘迫：我以母亲的从教经历写成的散文特写《三十四度春秋》在《云南教育报》上发表后，鲁甸县教育主管部门竟以“不是专职记者采写的、不是县教育局推荐的”说辞为由，对母亲横加指责，并因此而否决了她的职称晋级和工资晋级；同年我采写的一篇批驳一些学校在上课时间内组织教师外出旅游的文章发表后，殊不知母亲所栖身的学校也刚发生过类似的情形，校长大为光火，竟将对我的一切怨愤转嫁到母亲头上，反复借故扣发母亲的工资，大有将母亲扫地出门之势。我写的一篇题为《母亲》的散文发表后，也给母亲惹来同事间恶毒的诽谤与攻击。我没料到我的事业一次又一次地阻绊了母亲的事业，在这种四不像的时代中，我却无法同样以写作的方式，帮助母亲改变她长期身处的重重逆境，我真的很惭愧！

4月5日凌晨7时，尚怔忪地来不及哭出声来的我被人陪同着，派往亲友处报丧，一跑就是整整一天。抹着泪眼，拖着软弱无力的躯体，脑袋里一片嗡嗡作响，除此而外，便是按一份别人拟定的亲友名单，挨家挨户地去重复着一句刻板得没有表情的话语，而对方说了些什么、问了些什么、叹息了些什么，竟一概植入不了我几近僵死的思绪。我只知道母亲正孤单地躺在一具冰凉的担架上，伸出一双无力的手，等我跑完名单上的最后一户人家，然后赶回去握住，永远地握住。我似仍听得到母亲的鼻息，摸得到她的脉跳，听得到她声声唤儿的慈祥话语。我不相信报丧时说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是真实的，母亲还在，母亲没有远走，她不会远走的！

夜里回到县城，家门前已排起长龙般的熊熊大火，很多我不认识的人们在这里来回串动，忙着准备大宴宾客的菜肴。这样的情景，与母亲数十年来门可罗雀的苦难经历形成了强烈的反差。我像个没人认识的孤独幽灵，从人群中穿过，跑回屋中，而母亲不在。

母亲的灵堂设在清真寺最清冷的一角，这样最好，没有人会吵醒她！母亲孤零零地躺在灵床上，一面覆盖过众多穆斯林亡灵的蓝色布巾连头覆盖着母亲的圣灵。我知道母亲在等候着我，最后一次等候着我陪她聊聊天。我跪在她的圣灵前，无言地允吸着她身上渐淡的、我二十六年前就已熟悉的特殊香味。我永远也忘不了这种奇异的幽香，那么淡雅，那么沁人心脾。我知道，过了这一夜，母亲就不再属于这一个世界和这一个时空，或许此刻，她的魂灵就已升腾而出，在半空中俯瞰或抚爱着犹如尚置身襁褓中的我。我真的希望她的灵魂继续升腾，真的进入《古兰经》里描绘的壮美的天国。

我跪在母亲身旁，感到自己其实是那么的孤援无助。我从襁褓中伸出抓向这个世界的无力的手，但没有人注视到我，没有人握住我这双颤抖的手。甚至我的母亲也依旧沉沉地熟睡，她没有唱着一支我最熟悉不过的歌谣而将我轻轻抱起，轻轻拍打我，让我渐渐入眠；她没有替我解开令我窒息的捆绑，让我试着用柔弱的四肢向她伟岸的身躯慢慢爬行过去，投入她的怀抱；她没有替我取出噫哽在咽喉里的那一块异物，让我放声为整个世界对我的漠视而痛哭一场，继而声嘶力竭地呼喊出足予令她应答的悲泣声音。母亲躺在远远的天际尽头，掺合着这个世界一道漠然地打量着我，接着就将转身离开，走得远远的，走得那般匆忙，让我再也无法看见……

4月6日，发丧的筵席从清晨十时开始，接下来就是一系列繁琐的宗教活动。及待盛装母亲圣灵的“经匣”从清真寺里抬出，在场的很多我不认识的人都失声痛哭了。我抢进抬重的队伍中，扛着经匣缓缓向墓地所在的山巅走去——如果不是母亲生前一直恪守着这些森严的教条与风俗，我更愿意独自将母亲背到山巅，用十指亲自挖一座墓穴给母亲栖身。山路很长，走起来却很短，我真希望这条通向墓园的道路永远走不到尽头，但穆斯林奇异的墓穴——母亲的墓穴分明就挡在我的眼前。我抢着为母亲下葬，却被人用劲从经匣旁推开。我希望永远不要将母亲放入那狭窄的洞穴中去，但又希望尽早使母亲入土为安，哪怕只是早一分钟、一秒钟！我看到母亲被人抬进了那个深深的洞穴里，她一个人躺在那儿，全身裹满白布，我知道母亲此刻一定异常的孤单。在黑暗的年岁里，每逢感到孤单的时候，母亲都会用心地唱一支动听的歌谣，但此刻，她没有唱，她在想什么？洞穴的出口很快就被人用木栅栏紧紧封住，盖上一层又一层冰凉的黄土，我看不见母亲了，她已熟睡，永远地熟睡在一个冰冷黑暗的世界里。而按照伊斯兰教徒的风俗，这里多年后还会睡着父亲、兄长、我和我们的眷属。在深沉的睡意中，我们会在这里感受到无边的孤单与寂寞吗？

自4月7日起，我每天清晨陪父亲去给母亲上坟，再见到的便只是一堆隆高的黄土丘了。伊斯兰教关于及时安葬亡灵的教义是科学而人道的，它虽然大大地缩短了家人守护亡灵的时间，却也较好的保存了亡灵的生前状貌，使母亲留在我心中的形象永远是鲜活的，永垂不朽的。此外，距离母亲仰卧之地上方三米有余的高处，是代表着这座墓穴的坟头，它高高地耸立在山巅，使我对母亲，永远都会持着仰视的角度，永远承载着母亲来自上空的目光，对我此后漫漫半生的细致的检阅。

家里死了一个人，她是我的母亲，其实就那么简单。而我，却在惯于强颜装欢的个性特征左右不了自己的情绪时，一次又一次地擦不干眼泪。每当静夜来临，或独处于蓝天白云的相互掩映里，我便会感到冰寒彻骨的孤独，仿似孕含在骨子里的孤独，它使我唱不出二十六年来母亲教给的任何一支生活歌谣。这不禁使我时刻想起母亲日记里的一句话：“整个世界都是由母亲的乳汁浇灌起来的，形同阳光使花儿茂盛，爱使生活美满幸福。没有母亲就没有爱，没有母爱就没有诗人，也没有英雄”。

但母亲终究是走了，她给了我二十六年的母爱，便令我一生享受着它。我不知是否真的有天国，但我宁愿它有，母亲在那里唱着最抒情的歌。我也宁愿日子飞快地奔跑，跑到我寿终正寝的那一天，我在天国的乡间小路上，会意外地看到母亲的身影。当然，此刻的我还不能立即去寻找母亲，因为她指给我的路，我还没有走完。

我只能在自己心田阡陌的路碑上深刻下这样一段铭文：

一九九六年四月五日凌晨五时五十分，一个永恒的纪念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