残疾人情思之四——未名湖情思

我难以忘怀1965年7月的那一个北京大学未名湖之夜。

北大附中几位刚刚参加完高考的男生到此纳凉。他们都考得不错，一个个兴高采烈，踌躇满志。

未名湖的夏夜是这样迷人，灯光、星光、人声、笑语、歌唱、琴音、花香、草馨一起溶入幽幽的湖水中，使湖光塔影愈显扑朔迷离，风韵万千……

同学们推拥着我的手摇车缓缓而行，只有我没有资格参加高考。

当时的高考体检标准赫然规定：“两肢以上残废者不得报考。”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几天前我刚刚获得北京市教育局颁发的“优良奖状”（相当于前几年颁发的金银质奖章，当时为了“革命化”而改名），这是对我高中三年学习成绩的嘉奖。在强手如林的北大附中获此殊荣谈何容易？

我这个架双拐的孩子多么渴望能报考北大数学力学系，到科学的前哨阵地上去冲锋陷阵，斩将夺关，一试霜刃啊！

“春山磔磔鸣春禽，此间不可无我吟。”我多少次梦想自己考上北大，化成这里的一分子，哪怕是一棵树，一片叶，一朵花，一株草，一滴露珠，一缕芳香……

但是当年的意识形态却教育我，要把上大学的机会让给“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同学”。

那时我还不敢想，也不敢问：社会主义大学把残疾人拒之门外，就天然合理、天然人道，而无任何罪愆吗？

海伦•凯勒又瞎又聋，丧失了人类90％以上的感觉能力，只能靠触觉感知并交流信息。发明电话的贝尔博士、钢铁大王卡内基等热心慈善事业，资助海伦•凯勒聘请到家庭教师莎莉文女士，对她用指触进行特殊教育，直到在哈佛大学毕业，后来能周游美国和世界，进行现身说法的演讲。培养这样一个重残人，并协助她工作，起码得搭上另外一个人的一生。但是托举海伦•凯勒成功，对于揭开人类认识周围世界的奥秘，挖掘人类的潜能，有着无法估量的重大意义和宝贵价值！

患肌肉萎缩侧向硬化症的英国剑桥大学教授史蒂芬•霍金活得够艰难吧？他在20多岁、刚读博士的时候，就逐渐困顿在轮椅中，不能说，也不能写。当思潮涌来、灵感突现时，只能把足以写满几个黑板的理论物理学方程记在脑子里，事后用眼球拨动电脑键盘逐一写出来，或者用电子发声器慢慢讲出来。世界第一流的剑桥大学养着这么一个重残教授，在校园里专门为他铺设轮椅通道，容他把爱因斯坦相对论、量子理论和宇宙论结合、发展到极致。1970年他和彭罗斯证明奇性定理，说明在时空一定存在奇点，可能在一定条件下形成黑洞，也可能反过来产生宇宙大爆炸。为此他们在1988年共获沃尔夫物理学奖。他还证明了黑洞的面积定理。1973年他提出黑洞不黑，会辐射，会蒸发，会越变越小，越来越热，最后以爆炸而告终。为此获得1978年世界理论物理学最高奖——爱因斯坦奖。霍金还写了畅销的科普著作《时间简史》，阐发时间本质。他是爱因斯坦之后最好的理论物理学家。

数学天才纳什，21岁撰写博士论文，就冯•诺伊曼首创的“博弈论”提出“纳什均衡”，这是他日后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扛鼎之作。纳什还曾是国际数学界最高奖项费尔兹奖的有力竞争者。谁知“世有良才天不永”。30岁后纳什得了精神病，陷入妄想、癫狂，行为怪异。他的妻子艾莉西亚不得不同他离婚。但离而不弃，守护他48年，直到康复后，又同他复婚。他们感人的恋情，被拍成电影《美丽心灵》，荣获奥斯卡奖。纳什患病期间，像一个幽灵一样游荡在普林斯顿大学。这里是爱因斯坦、冯•诺伊曼、杨振宁等大师工作过的地方。但是普林斯顿大学没有嫌弃他，依然接纳他。同事们募捐，为他设立治疗基金，并嘱咐精神病医生说：“为了国家利益，必须竭尽所能将纳什教授复原为那个富有创造精神的人”。纳什均衡的学术成就及其对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国际政治和军事学的贡献，使纳什在1984年就进入诺贝尔奖评选者的视野。但是评奖委员会的那些大人高贵而不免俗，他们所以迟疑十年不给纳什颁奖，是怕他这个精神病人在领奖时因心智不全，作出什么有伤大雅的举动，让他们尴尬和丢脸。又过了若干年，在一次普林斯顿大学的下午茶上，纳什向一位年轻数学家提出几个问题。这位数学家并未因纳什是精神病人而不理睬。经过交谈，青年数学家发现纳什的数学思维已经正常，仍是一位数学巨人。他及时向普林斯顿大学报告了这一好消息。大家也认定纳什已经康复。纳什重新回到学术研究的岗位上，直到1994年才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

这些事实说明，善待一个残疾人是多么重要！

为什么在旧社会，清华大学熊庆来教授能邀请初中肄业的跛子华罗庚到清华数学系工作和任教，后来又保送他到英国剑桥大学去深造，造就了一代世界闻名的数学大师呢？谁能料知熊庆来这一系列非常之举，是在培养新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的第一任所长呢？如果不让残疾人上大学，那新一代的华罗庚、陆启铿岂不将后无来者？

据联合国统计，残疾人占世界人口的十分之一，但是残疾人所创造的文明成果却远不止十分之一。有的学者说，病人、残疾人和非正常人创造了一半以上的人类文明成果。

拿当时中国的《高等院校招生体检标准》来招生，得毙掉多少杰出人才啊！

罗斯福39岁患小儿麻痹症。他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同盟国一方与斯大林、丘吉尔齐名的三巨头。在筹建联合国时，他提名中国为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当时斯大林、丘吉尔瞧不起贫弱的中国。罗斯福苦口婆心地劝说他们，力挺中国，表现出一代伟人的远见卓识。如果当年没有罗斯福的努力，中国要在今天像印度、日本那样争取进入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将面临许多困难；而想获得一票否决权，已经没有可能。美国人民能够四次选举罗斯福这个轮椅总统，让他为打败德、意、日法西斯，赢得第二次世界大战竭尽心智，死在任上，那么为什么在中国的大学校园里却容不下一介残疾书生呢？

未名湖，你会这么浅薄吗？

我眼巴巴地盯着未名湖湖心岛畔那艘永远不能扬帆远航的石舫。在湖对岸照过来的灯影和波光粼粼里，石舫黑魆魆的，但轮廓分明，体量难泯。

我想：“我们多像难兄难弟啊！”

我怀着“一颗红心，两种准备”，不能上大学就参加工作的满腔热情待业分配，谁知对于残疾人来说毕业即失业。我既不能像健全同学那样上山下乡，也没有一个单位愿意接纳我这个残次品。

为了能够参加工作，我曾为街道老头、老太太批发过冰棍，也为幼儿园小孩当过会计，后来辗转到一个街道工厂当工具保管员。工具室面对机床轰鸣的车间，隔壁是啸叫的砂轮间，我日夜三班倒。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中，我一边收发工具，一边自学完了清华大学编的两本《高等数学》，在找不到老师指导的的情况下，解出了几乎全部习题。

1979年工厂让我上文革后恢复的首届电大。

一经学习，我的才智和潜能像火山熔岩一样喷薄而出。

二年级暑假，我一口气写了7篇数学论文。我写的化学论文《对未知超重元素能级的猜想》，受到中科院院士、北大化学系徐光宪教授的赞扬和推荐，在《大学生》杂志上发表了。

三年级时我写的视觉生理学论文引起中科院3个研究所科学家的讨论。我写的理论物理学论文《论层次物态》，收到钱学森同志的亲笔复信。钱老与我素昧平生，也不知道我是残疾人。但是他认真阅读了我的论文，有的地方做了眉批，总体提出7条意见，写信夸我“是很用功的人，能认真地思考些问题。”

当时我很想在一两个问题上取得突破，像华罗庚受到熊庆来赏识而能到清华大学去工作、进修那样，得到一个求学深造的机会。我最终没有成功，也许是选攻的课题学术水平还不够高，不足以引起伯乐的重视；也许是时运不济，当时尚不具备让华罗庚脱颖而出和熊庆来识贤举才的氛围。

1987年1月报上登出北大将向残疾青年敞开大门的喜讯，我“漫卷诗书喜欲狂”，立即给北大残疾人教育基金会写信，倾诉了想考硕士生的愿望。但是大学从对残疾人关门到开门，有一个滞涩启动的过程。那时，中国人上大学是有年龄限制的。好政策来了，我却已过了不惑之年，年龄不允许我再考北大了。

因此，当1990年《中国残疾人》杂志创刊伊始，举办“我的梦想”征文时，深深触动了我的心弦，一气呵成写出《我梦想，我在北大读硕士生》的文章，获征文二等奖。我希望自己辗转难圆的大学梦，不要再魇着新一代残疾学子。我呼吁办一所中国残疾人大学，办得比北大、剑桥、哈佛、莫斯科大学都棒！但是也有不少人指出，不必办专门的残疾人大学，那样不利于残疾人健康成长，不利于健残融合，只要提倡残疾人能够平等参与高等教育，所有的大学对残疾人一视同仁敞开大门即可！

1995年金秋，迎来了北大附中35周年校庆。校庆活动结束后，有几位同学感于我对北大的不了情，慨然允诺陪我重游北大，说要带我到未名湖去“还还愿”。同行的同学中有当年陪我夜游未名湖的，也有北大子弟和北大毕业生，其中有位女同学当年曾和我同是高中数学课外小组的成员，现在她已经是北大力学系的副教授了。

我们在未名湖南岸碰到一位架双拐、拿着书行走的中文系学生。我问他：“你入学时顺利吗？”他说：“也不容易呐！”我热诚地对他说：“当年我想考北大，不让考。现在你能在北大学习，真幸福。我羡慕你，祝你成功！”

当我们来到通向石舫的湖心岛边，北大物理系毕业的余德义同学坚持要背我上石舫。我怎么忍心让他背呢？我们都快50岁了，我已经发胖，体重增加一倍，同学们也都有病带伤，再也不能像30年前那样轻松地背起我了。余德义真挚地说：“再过几年我肯定背不动你了，今天也许是最后的机会。机会难得，上！”我只好含泪伏在他的肩头，任他背我踩着太湖石，跨涉滩水，登上石舫。

站在石舫上，有一种不身临其境无法体味的感奋。只觉得随风摇曳的湖水如我胸中奔涌的心潮，矗立在湖东的博雅宝塔似我思绪燃烧的火炬，奇思妙想纷至沓来，颇有些应接不暇：

当时美国等发达国家也才刚刚提出建设信息高速公路的理念和规划，互联网开始传入我国，以极低的速度传递着世界的讯息，人们还常常为信息堵塞而恼怒。但是互联网诱人的发展前景却令人神往。

电脑能帮助残疾人克服残障，互联网能把残疾人与外部世界连接起来，变阻碍隔绝为咫尺天涯、息息相通，为残疾人的治疗、康复、求学、就业、交际、婚恋、购物、旅游带来意外的惊喜和便利，为残疾人平等参与社会开辟崭新而广阔的天地。

将来残疾人上学不一定非要登校门，只要拥有一台多媒体电脑，就可以采用小学、中学、大学以至硕士、博士教学软件，在家里自学。遇到问题，可以通过互联网，与远在千里万里之外，甚至是世界上的名校名师直接对话、提问、答疑、讨论，接受远程面授辅导。辅导过程可以用多媒体电脑记录下来，以备日后调看揣摩。

那时的残疾人，不管困顿陋室蜗居，还是身陷穷乡僻壤，只要在祖国大地上能引出一个互联网端口接进他家，他就可以获取信息，享受教育，使聪明才智得到及时开发，实现残而不废。有许多工作，特别是智能型的高科技工作，可以让残疾人坐在家里通过互联网操作处理，做到“秀才不出门，全知天下事。”

据说印度人搞软件走在世界前列，我国要迎头赶上。开发残疾人的智力资源，可以平添一支软件开发和设计的奇兵。不知高等院校、科研部门和软件公司的老总是否动过这个脑筋？我们的政府机构和残联组织是否应该有所规划？

我上电大时，就在电视里跟北大的老师学过英语，跟北师大的老师学过物理，跟清华的老师学过电子技术，跟北工大的老师学过自动控制。电大毕业后，我从一个工具保管员变成为设计电子仪器的工程师，眼界和人生价值得到升华。

凡是大脑正常的残疾人，其智力发育、学习能力和创新水平丝毫不比健全人逊色。只要让残疾人享受足够的教育，为他们接通互联网，他们就能扬长避短成为建设四化的生力军。

请给残疾人一个支点吧！谁说他们不能撬动地球？这个支点便是电脑，这根撬棒便是互联网。

北大故园曾是乾隆赐给宠臣和珅的淑春园。这位善拍马屁的大学士，也是贪污受贿的能手。有的学者统计，说他被抄没的家产，相当于清政府15年的岁收。民谣说：“和珅跌倒，嘉庆吃饱。”一条好大的蠹虫硕鼠！杀和珅的另一个理由是其建筑和使用的物品中有越制仿效皇宫的，这是谋逆大罪。在未名湖上造石舫就是越制的罪证之一。

和珅当年造石舫，做梦也想不到会成为20世纪60年代一位残疾学子上不了大学的伤心石。他更想不到，这艘石舫又会成为同一残疾人在20世纪90年代的望海石。这个残疾人在石舫上听到了新世纪的钟声，看到了未名湖通过新技术革命连通太平洋、连通地球村的远景。当未名湖与太平洋的潮汐次第相接、迭波涌浪的时候，谁说石舫一定不能扬帆远航？

故地重游，无须祭奠往昔残障的苦痛，凭吊当年失学的落魄。

与其说我是到未名湖来还愿的，不如说我是到这个科教兴国的龙头上来感受时代潮汛的。我在这里获得了新的感悟，汲取了新的营养，觉得自己不像残疾，也不会变老。

当中国残疾人都使用互联网，搭上时代列车时，谁说他们不是龙的传人中同等自豪的一员？谁说他们不能向花季的祖国奉上迷人的风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