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区人

打我记事起，就知道在我们当地除了本地人以外还居住着一群特殊的人群－－工区人。他们说的不是我们本地话，和我们说话时都用普通话交流。他们住在离我们村有三四公里远的地方，四五十户百多号人形成了自己的单独的一个小群体。

还小时我不知道他们的来历，只知道他们是属于国家工作人员，在我们当地从事伐木工作，因此我们也称他们为伐木场人。但他们的身份和地位明显比我们当地农民要高，因为他们吃的是国家粮，他们还有令我们农民羡慕的粮票、油票、布票。他们场里经常有放电影。为了看电影，我经常随着大人摸黑赶到他们那里。等到我们赶到时，他们已经端了凳子悠闲地坐在银幕前看电影了。而我们当地农民只能拥挤在两旁或后面翘首张望，偶尔运气好遇到认识的工区人，讨张长凳子，在最后面站在凳子上高高地远眺银幕。一场电影站下来，当我们迈着酸麻的腿，和着上下打架的眼皮赶回家时，他们工区人则早就进入了梦乡。

我们当地人对工区人很热情友好，每逢圩天遇到他们来赶圩，只要有一点儿熟悉，大人们便会半请半拉着他们到自己家里做客吃饭。也许，为的是能在下次看电影时能有个好位置；也许，在家庭窘困时，能到他们那里借上一张粮油票。但不管怎么说，很多当地人和工区人成了好朋友是真的。

工区男人女人都很勤劳。平时伐木、种树自不必说，在生活中也是如此。尤其是男人，象我们客家女人一样勤快，打柴、挑粪、浇菜、锄地样样都干。工区人还是种菜的能手，他们种植的蔬菜总是比我们当地人的早上市，而且还能卖得好价格，令当地那些种菜的妇女们羡慕不已。在我家一块责任田不远，就是工区人居住的地方，每到收割季节，他们工区人便会举家跟在我们的收割机后面捡拾我们丢弃的稻穗，他们说这些稻穗拿回去可以喂鸡鸭。他们养的鸡鸭都是最好的，每到逢年过节，他们都会跳着一大担的鸡鸭到圩上销售，非常抢手。每到芦苇开花时，工区人便割下成捆的苇杆，扎成漂亮的扫帚，送到圩上销售。他们对人也很随和，见到我们当地人不管认识不认识，都会笑呵呵地对你点头问好。

上了中学后，班里来了几个“特殊”的同学，他们不仅会流利地说和我们相同的本地话，而且同时还会讲一口流利的“工区话”。经过了解，原来他们都是工区人的女子，因为从小在本地长大，因此既会讲一口流利的本地话，也会讲他们的“老家”话，也就是这个时候，我才知道他们讲的都是闽南话。

这些工区的同学经常会向我们讲述他们老家的风景名胜：比如安溪蓬莱山的清水岩、清源山的老君岩；以及泉州的开元寺等等。在他们口中，我第一次听说了“乌龙茶”、“铁观音”这些茶名。他们在班上一会和我们用当地话交流，一会又和他们的老乡“哇嘎哇嘎”地说着闽南话，常常令我们听得捧腹大笑。

也是从这些工区同学那里我才了解到他们工区人的来历：上世纪六十年代的时候，我们当地林业部门的下属企业——国有伐木场从闽南招聘了大批安溪人到我们当地来从事伐木、种树、管山工作。他们来时正值青春年华，都是携妻带子而来。当地政府为这批人统一安置了一个地方居住，就连房子也是按照他们老家的风格而建的，都是单层平房。大概因为他们都是工人，因此他们聚居的地方就被称为“工区”，意为工人居住的地区之意吧？他们也就被称为“工区人”。

工区人在当地用他们辛勤的汗水，把无数根大大小小的木材砍伐下来，运出深山，运出乡村，走向了全国各地。他们为当地的经济发展奉献了自己的青春年华，有些人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随着时代的变迁，进入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山上可以砍伐的树木逐渐减少，木材业也不再是当地经济发展的主体。与此同时，当年那些壮实的第一代工区人也已经进入了退休年龄，他们的子女也不再从事父辈们的工作。于是他们开始陆续举家返回原籍地。原本人丁兴旺的工区如今已是人去楼空，只有那石阶旁长满的苎草还在见证着当年这里的繁华与兴盛。

还有那些大山，那些郁郁葱葱的林木，还在见证着当年安溪人不远千里跋涉来到闽西深山开路、伐木、造林的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