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 我是被历史宠坏的孩子

如果将二十世纪中国作家排序的话，鲁迅当排第一，沈从文第二，张爱玲当属第三。

然而作为一个文学爱好者，我是1987年才知道沈从文的名字，而读到张爱玲的作品还要更后的时间。沈从文的迟到是因为文革，而张爱玲的姗姗来迟则是因她自己的原因。

读她的作品，你能看到那么多民国时期经典女人形象，她们时尚、多情、家长里短，她们追寻着猎物，同时又扮成猎物为那些男人追寻。她们进行着爱情的游戏，她们哼唱着女人自由的歌。

张爱玲之后，很少有作家将女人写得如此缠绵、抑郁，琐碎。

张爱玲文学的成功，是她作为女人的成功，她拥有小女人全部的性格和敏锐，她的笔已交给现代，交给女人。她笔下的那些女性或困扰于婚姻，或困扰于男人的轻浮，或困扰于自己无病而痛的烦恼，在略显灰暗的背景下，她们又几乎是幸福的。

然而她们的不幸随着中国的不幸集体地来临，那是个战乱凭仍的时代，对于日本人的侵略，民族对国民的要求是对战士的要求，无论男女，都要慷慨赴死，于是出现了丈夫气的女性作家如丁玲、肖红等，而阴差阳错的张爱玲顺着一条相反的道路向前走，此时的她恰与汉奸文人胡兰成相遇，他们的婚姻也终结于胡兰成汉奸生涯的终结。

在张爱玲小说《倾城之恋》里，面对敌机的轰炸，主人公柳原叹道：“这一炸，炸断了多少故事的尾巴。”流苏也怆然道：“炸死了你，我的故事就该完了，炸死了我，你的故事还长着呢。”柳原笑道：“你打算替我守节么？”他们两人都有点精神失常，无缘无故，齐声大笑，而且一笑便止不住。笑完了，浑身只打颤。

这部作品写于1943年，那个时候的张爱玲正与胡兰成如胶似漆，然而，这篇小说几乎成了他们爱情终局预言，他们的爱情被战争腰斩，这种残酷对于女人，形同整个肉身，整个灵魂被腰斩一样。

战后胡兰成离她而去，最终去了台湾，张爱玲去了美国，作为一个故事高手，张爱玲是多么希望自己人生故事也如纸上云烟，随心所欲，浑然天成。

抗日，历史将不堪承受的重负加到中国的每个人身上，男人女人、牛马、每一栋房子、每一棵树、每一根草都在流血，都为此呻吟，在一片悲歌的中华大地，谁还在吟唱玉树后庭花的亡国词？

然而张爱玲正为另一种历史陶醉，那是五四以来，为中国，亦为中国女人开辟的历史，它让女人们从重重的洞穴一样的束缚中解脱，她们走入阳光，感受自由、感受自由婚姻的美，感受自由女性的美，首先步出洞穴的女性，她们有权利为此而欢、为此而歌。张爱玲，正是为这段历史宠坏的孩子。

是历史戏耍了张爱玲，还是张爱玲戏耍了历史。

张爱玲的错是被政治找上了门。缅甸的女政治家昂山素季，在她很小的时候，她的父亲就告诉她：你可以不去找政治，但政治会来找你。

庞大的一如暴风骤雨一样的政治终于找上张爱玲的门来。

女人的爱有错么？一旦那个男人触动了那根心弦，哪怕他是魔鬼，我也要爱她，这是女人爱情的全部逻辑。这个逻辑在文学里是黄金，但在政治那儿是狗屎。

文学有情，政治无情，即使是多情的男人也会被政治打翻在地，踏上一万只脚，何况女人，何况以卖国著称的晚清维护者李鸿章的外孙女。

小说《色戒》一九五O年完成，这篇小说应为张爱玲为自己的辩护词，王佳芝身上抑或有她心迹的背影。然而这种辩护是苍白的，张爱玲在写这个故事时内心一定五味杂陈，这篇小说的行文并不流畅，没有其他作品的那种酣畅淋漓。作为女人，当她爱上一个人，爱将是她全部的历史，张爱玲是为自己历史宠坏的孩子。

面对社会的一片封杀叫骂，面对已经背她而去的胡兰成，她的任何语言都是苍白的。而且从此哑然。

张爱玲全部的罪是她生为女人，并因女人意识的觉醒，初试爱情的快乐，做女人的快乐，女人写作的快乐。

张爱玲一定曾与历史宣战，与整个社会宣战，与她的灵魂宣战。她的失败是必然的。

张爱玲一定会在很长的时间里陷入幻想状态，幻想胡兰成会心复意见转，幻想整个社会原谅她，幻想自己的笔下重新流淌出女人的歌。然而她终于哑然了，她孤身一人赴美，最后嫁给一个苍老的老头。张爱玲的终局是极度不堪的，你越是喜欢张爱玲的文字，越会为她那样的女人的命运叫屈。

当我们终于告别了那段深重浓烈的硝烟，历史的归于历史，文学的归于文学，这个时候，我们又可以将张爱玲排到文坛第三的座次。

当代人需要张爱玲，因为为五四开启的历史波澜壮阔地走来，依然有着浩荡的声势。

当下，男人需要那样的女人，那样的女人女人们也需要，因为她们是真正的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