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人物二题

喜妹子

喜妹子是母亲的一个结拜姐妹，姓邹，是当年大兴手工业合作社时一起的同事。因为她率性活泼，为人热情大方，又会唱会跳，大家伙就叫她喜妹子。

上世纪60年代的时候，大兴割资本主义尾巴，批修斗私，个人不准经商，一切以共产为主，大搞合作社，于是各种各样的合作社在中国大地如雨后春笋般出现。这种合作社说白了也就是吃大锅饭。我们镇上也不例外，组建了一个手工业合作联社，把一些会各种手艺的人都召集到这个合作社里，按照上面的指示，为实现共产主义社会而进行生产。因为母亲和喜妹子都会织斗笠，被招进了合作社的斗笠车间，成了合作社的一名社员。

到了70年代末80年代初，手工业合作社还在红红火火的进行“革命”的生产，那个时候我也有八、九岁了，喜欢跑到母亲的合作社里去玩，喜欢看母亲织斗笠。母亲织斗笠的动作非常的优雅就像艺术家在弹钢琴一样。也喜欢听喜妹子唱歌，她的嗓音细腻甜美，圆润流畅。

喜妹子喜欢一边织斗笠一边轻声哼唱民歌，她的歌声曾经极大的调动了社员的生产积极性，使社员的劳动激情空前高涨。我记忆最深的一次是她在唱《十送红军》这首民歌时，在她的领唱下，全社员的配合与投入把劳动生产的乐趣推向了热火朝天的激越景象。我清晰地记得，当时她只是自己在轻声地哼唱：“一送里格红军，介支个下了山，秋风里格细雨，介支个缠绵绵……”我正听得陶醉的时候，坐在她旁边的一个男社员忽然高声说道：“喜妹子又唱歌啦，大家说是不是让她唱一段？”于是男社员们开始起哄了，都说道：“喜妹子，唱一段！唱一段！”在大家的坚持下，喜妹子大方的说道：“唱一段就唱一段！”于是她提高了嗓音大声唱道：“一送里格红军，介支个下了山，秋风里格细雨，介支个缠绵绵，山上里格野鹿，声声哀号，树树里个梧桐，叶呀叶落光，问一声亲人红军呀，几时里格人马，介支个再回山。”正当她唱得兴致高涨的时候，全斗笠车间的社员也一同和她唱了起来：“三送里格红军，介支个到拿山，山上里格包谷，介支个金灿灿，包谷种子，介支个红军种，包谷棒棒咱们穷人掰，紧紧拉着红军手，红军啊，撒下的种子，介支个红了天……朝也盼来晚也想，红军啊，这台里格台叫，介支个望红台。”社员们一边唱着一边劳动着，一时间整个斗笠车间里都弥漫着快乐的笑声和歌声，斗笠车间也俨然成了敌后根据地一样，社员们仿佛就在为前方的红军战士织斗笠。

没过几年，改革的春风也吹到了我们这个小镇上，手工业合作社也随着解散了。喜妹子后来被招进了县里的文工团当了一名歌唱演员。能进文工团工作对于当时小镇上的人来说可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于是喜妹子也就成了小镇人们羡慕的一个人物。后来我离开了家乡，听说那时是喜妹子最风光的时候，再后来听母亲说文工团的效益不好，喜妹子也就下岗了。

裕叔

裕叔姓刘，名兆裕。爹妈给他取了个好名字却没给他带来好运气，在他十几岁时爹妈给他留下三间破瓦房撒手而去，从此一个人孤苦伶仃的过着。

裕叔能做一手好麻糖，而他的主要生活来源也是靠挑着卖麻糖的货郎担走街串巷换些油盐米钱。裕叔也能吹一手好笛子，在寂寞的晚上笛子是惟一能和他做伴的物什。他能吹很多好听的民歌，像《四季歌》呀，《二月里来好春光》呀什么的，都吹得非常的好。他从不吹悲戚的曲子，他说：“不能因为我的悲伤情绪引起别人的悲伤。”他居然还知道西部歌王王洛宾，还会吹他的歌曲《在那遥远的地方》。这让我多少有些不明白，从没读过书的他怎么会知道这么多呢。我不明白归不明白，但这并不影响他吹王洛宾的歌曲。晚上乡下人没什么娱乐，村里有兴味的小伙子姑娘们也常常来他这里凑热闹，有时姑娘们会跟着他的曲子唱上一段，裕叔就愈发来了精神，常常是一吹就是从天黑到半夜。

“叫花子穷快活。”村里人听得笛声，私私地说。这话很刻薄，却是事实。那些年，村里人的生活有了很大改善，就裕叔还穷得叮当响，都三十好几的人了还没娶上个老婆，守着那三间见天的破瓦房。

80年代初期的时候，天宝古镇的下街头还有个戏台，裕叔的家就在戏台的旁边。那年，从河南来了个戏班，在古镇的戏台上演了一出好戏。对于从没什么娱乐活动的村人来说，那一夜全镇几乎倾巢出动，万人空巷。第二天，那个演《天涯歌女》的妹子从裕叔门前经过，裕叔对着妹子唱道：“小妹妹似线，郎似针，郎呀穿在一起不离分，嗳呀嗳嗳呀，郎呀穿在一起不离分。”那妹子嗔怒道：“老不正紧！”便羞红了脸，急急地离去。裕叔却在背后乐得哈哈大笑。

后来，裕叔一直未娶，过着寡居的生活。前几年，有关部门为了照顾他，把他安排到镇政府大院看大门，让他享了几年清福。可令人没想到的是，他竟然被一个三十几岁的老妓女骗上了床，还被镇派出所的民警抓了个现形。他被带到派出所，民警要他交罚款，他交不起罚款，就被关了半个月。

从派出所放出来之后，他就生了一场重病，不治而亡。据说裕叔死时是睁着眼睛的，心不甘。

那一年他58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