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带我挣工分

1979年的夏天，17岁的我念完高中，回到生产队参加劳动。

那时候，生产队实行包工制度，就是按劳动量记工分，收割一亩地豌豆记五分，母亲带着我收割豌豆，早晨太阳还没有出来的时候，我还可以割几下，太阳当头照来后，汗流浃背，加上尘土冒的呛人，实在无法坚持。割不了几下我就站起来偷懒歇息，镰刀在手里不听使唤。这时候，我回头看看母亲，不紧不慢的一直在割，我说：“妈，咱们歇一会儿”，母亲说：“眼看中午了，咱娘俩割不到一亩地，挣不来五分工，你歇着，我割，”镰刀在母亲的而手里一起一落，一米一米的往前延伸，中午的太阳火辣辣的烤着大地，收工的时候队长来丈量我们收割的面积，只见队长用脚步走完宽度，再走长度，一乘一除一亩半，我一算计，我和母亲今天早上挣了七分半工。

记得那年全队收成还不差。年终决算后公布后，每个劳动日值四角钱，七分半不到一个劳动日值，可得三角一分钱，按照现在物价计算，五元钱的烟买不到两支。

那个夏天，我和母亲就这样每天坚持挣工。母亲做活很有毅力，收割豆子，麦子，每天都是起早贪黑，身体曲成三折在太阳底下流汗，母亲用她的吃苦耐劳的毅力影响着我，担心我学懒惰了。母亲把值四角钱的工分看的那么重要，主要原因是，我们兄弟姐妹多，全靠生产队劳动养活。

锄地是比较简单的农活，但锄头到我手里，觉得很难，不会换手，一不小心除掉了禾苗，母亲手把手的教我怎么拿锄头，怎么小心禾苗，怎么才能把禾苗中间的杂草除干净。在母亲的指教下，我学会了锄地，收割等农活，更重要的是我亲自体会到锄禾日当午的辛苦和母亲的勤劳坚毅的品格。

母亲临去世的前两年秋天，还执意要拿着镰刀去地里割荞麦。母亲一生离不开土地，不图什么回报，只求把自己置身于大地母亲怀抱，母亲的爱是如此的宽厚，如此的豁达。离开母亲的日子，我经常回味有母亲的日子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