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手

母亲出身书香门第，是当地几大望族之一，母亲姊妹八人，最有成就的是毕业于北大的，后到南开大学历史系任教的二舅，新中国成立十周年时《人民日报》头版的社论，就出自他老人家之手。可能受“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思想影响，母亲的族人工作几乎全与文字有关，所以母亲也算大家闺秀。

解放初期母亲就是一名教师，后因家庭成分和父亲打成右派，在父亲劳改之后，母亲便回老家务农了。这些我都是小时候听父母和亲戚讲的，当时由于自己年龄小，没有深刻的感悟，总感觉母亲的过去那么遥远，缺少共鸣，无法真正体会和理解那个年代对母亲灵与肉锻打和冶炼过程中相伴而来的痛楚和残酷。但随着年龄的增长，几件有关母亲的片段，在我记忆中像巨石一样从岁月干枯的河床中凸显出来，沉甸甸的屹立在我的心上，使我感到了母亲的不易和顽强，美丽和伟大。

那时1975年秋天的一个下午，十一岁的我放学后回到家，看到母亲蹲在北边窑洞的门口，身边放着一盆水，正拿着一把刷鞋的尼龙刷专注的刷洗自己的手，我说：“妈妈，饭好了吗？我饿了。”“好了。等我洗完手，就去盛。”母亲忘我、专注的神情引起了我的好奇，我想不通洗手怎还用刷子洗？母亲说不用刷子洗不干净。就凑到了母亲面前。那是我第一次认真的端详母亲的手，那是怎样的一双手啊！皴裂的手掌里尽是像刀划过的深深的沟壑，密集，交错。当时我就想，在那沟壑般的缝隙里折一段火柴棍藏进去，那绝对是没人能找的见。手掌上的老茧被水泡的发白，母亲用一把家用剪刀一下一下地剪着，并把剪掉的老茧收集在一起，有鹌鹑蛋那么大的一堆。我惊诧不已，说：“妈妈，这全是你手上的肉吗？”“嗯。”母亲自顾自的剪着，左手掌剪得平整好看，而右手因左手不得力，剪的凸凸凹凹，让我帮她剪，那表情我到现在都形容不出来，忘我？落寞？疲惫？专一？甚至是呆滞和死寂。我实在想不明白人怎还有这样的手呢？简直就是村口的老榆树上撕下的一块树皮，按手掌大小贴在了母亲的手掌上。“妈妈，你的手怎这样？”“傻蛋，这是干活磨出来的。妈不干活，谁养活你们？我比你大挣得工分还多呢！”母亲一脸的自豪，像阳光一样灿烂，那得意骄傲的样子，和刚才简直判若两人。剪完，我把母亲剪下的老茧放在左手里，用右手的大拇指和食指拈着，柔柔的感觉像皮筋，很劲道，挺好玩。过了一段时间，我再看母亲的手时，沟壑依旧，只是摸起来坚如铁石，粗糙而凌厉，我抚摸时有刀子割手的感觉。母亲的一双手，是我这半生来再也没见过的一双手，那是男人也没有的一双手，仿佛手掌里长的根本就不是肌肉。

可惜那时小不懂事，不但贪玩淘气，还爱打架。今天还能想起来，我被打的头破血流的次数就不下二十次，而被我打的头破血流的小朋友，绝对是能以倍数计算的。当时我的“司令”称号就是这么打出来的，家里几乎天天有小朋友的家长，来找母亲讨公道的。在自己也为人父时，想想那时少小无知，不体谅母亲的疾苦，真不知母亲是怎样熬过来的。忆起，愧疚的泪水便朦胧了我的双眼。

这件事是大姐讲给我们姊妹的。

说有一次，母亲去商店卖火柴，身上只有二分钱，一盒火柴一分五，四舍五入就把四分之一的钱入没了。到商店后母亲便犹豫徘徊起来，正好公社书记过来买烟，母亲就说：“虎书记，我卖火柴钱不够，能借我五分钱嘛？”虎书记是本地人，口碑很好，大方地说：“行，借你两毛。”两毛钱，相当于当时一个人两天劳动的工分。但母亲回来后却哭了。对大姐说；“我是把钱省了，但却把人丢了。一个人怎能随便向别人伸出手呢？那不是作践自己吗？人活着比钱值价啊！”在父亲劳动改造十几年中我从没见过母亲流泪，这是唯一一次关于母亲哭泣的记忆，是大姐挨了母亲的打，幸灾乐祸的就会给我们说别看妈厉害，她也有哭的时间呢。但更多的时候，每当我们借别人的东西时，大姐就会一遍遍的重复：“别伸手要别人的东西，拿了，那情还不清。”后来我判断，这都是母亲说着听下的，因为那时大姐十四五岁，也小，又没念书在农业社劳动，和我们一样也惹父母生气呢，根本说不出这么有水平的话。现在，有时姊妹们聚在一块问起大姐，是不是鹦鹉学舌，大姐就笑着说：“哪会呢，别小看大姐！大姐就是大姐，水平还是有的！”玩笑归玩笑，但这不仅是我们姊妹们懂得了轻易不向别人伸出求援的手，从而守住自己内心的一份高贵，还在不知不觉中慢慢形成了自律，克服困难的良好习惯。现在回过头来一看，这也是一笔十分珍贵的精神财富。做人，总要有底线守护原则，这样才能真真成为一个自立的人，一个坦荡的人。

人的一生真的很奇妙，在经历了太多的苦难以后，苍天总会以另外方式加倍的补偿。

母亲说做梦都没想到自己还能过上今天的好日子。1978年父亲平反后，父亲到北京北戴河疗养三个月。母亲给父亲写信的情景也是非常深刻。十几年的光阴已把母亲彻底改造成一个地地道道的体力劳动者，文字对母亲遥远而陌生，好多字都忘记了。屋子的中央悬挂着一只十五瓦的小灯泡，在昏暗的灯光，母亲坐在泥砌的土台子边上，那双劲力十足的手竟有力使不上，笔都拿不稳当，哆嗦着，半天写一句，几乎是一写一问。我那时十四岁，已上初二，便自告奋勇要代替母亲写，可母亲说我表达不清楚，只让我把不会写的字写给她。我常常在想，一个当过教师的人，给自己的丈夫写一封家书，还要问孩子，当时是怎样的心情？在我今天感慨的追忆母亲这幕写信的情景时，出现在记忆中的竟是母亲淡然和宁静，甚至还有些许的满足和幸福，那神情与我的想象相差甚远，是我不得其解。

我常常再想，母亲的一双手，就是岁月以手为纸张撰写母亲命运的书，小巧而厚重，简单而深刻。装着说不尽的人生五味——酸咸苦辣甜。

母亲在农村生活了十八年，县城生活了十八年，在银川过了二十多年的都市生活，七十多岁的母亲，手上的老茧早已退去，富有弹性，只是过去因劳作过度手指关节肿大，骨骼突兀严重变形，且疼痛难熬，久治不愈。我们叮嘱母亲疼的时候吃点止痛药时，母亲总是说老病落在骨子里了，没得治，忍忍就过去了。认为人药吃多了抗药性就增强了，年龄再大时就无药可医了。一直那么快乐和豁达，淡定和知足。老家的人看到母亲儿女孝顺，我们姊妹团结，都说母亲祖上风水好所致，母亲却说：“风水自在人心，善良就是人生里最好的风水，一定会庇荫后人的。”

我相信母亲的话，因为母亲一双粗糙的手，养活了我们姊妹七人，那双曾经有过石头一般的茧子的手，独自撑起过我们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