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爷

在我们乡下，人死了，通常不讲死，而是讲“走了”。二爷是过完100岁生日后走的，走的时候，眼睛一直是睁开着的，我们当地人将这种走法这叫做“死不瞑目”。

其实，按辈份，我应该给二爷叫二伯，是因为二伯当过土匪，并且是土匪堆里的领导，坐第二把交椅。土匪都把领导叫“爷”，这是我小时候看作家曲波的长篇小说《林海雪原》知道的，杨子荣打入威虎山后，土匪头子座山雕封他为老九，部下就叫他为“九爷”。这样，自然二伯就成了二爷。往后，二爷这个称呼就一直沿用下来了，村里人，不管老的、少的，男的、女的，辈份大的，辈份小的，都把二伯叫二爷；就连合作社、后来的公社、再后来的乡政府的干部，下到我们村里后，也把二伯叫二爷。后来，在村委会历次换届选举中，张榜选民时，红纸上写得都是“二爷”，而不是二爷的书名。

我们那个寨子叫树栖柯。“树栖柯”乃是土家语地名，是土家语中板栗“素司”的汉字记音。这里山环水抱，古木苍翠，建寨子的地方，从高处往下看就像一个千年乌龟，一栋栋青瓦木屋、吊脚木楼就散落在乌龟的背上，隐没在翠绿的林木间，高低错落，自然随意。寨子以向氏为主，占总人口的80％，向氏祖先是从沅陵莲花池迁移来的，到我爷爷出生的时候，村寨的历史已有500多年了。

1912年清明节的那个晚上，细雨绵绵，一声啼哭从寨尾一栋破旧的快要倒塌的木房子里传来，然后穿破细雨编织成的夜色，在寨子的上空游荡。二爷就这样来到了这个世上，从此开始了他坎坷曲折的一生。

二爷5岁那年，爹娘先后去走了，去了极乐世界，把二爷一个人孤零零地丢在世上。无家可归的二爷只好投奔到我爷爷的门下，给我爷爷当了养子，这样，二爷在长达100年的人生中，与我家有了扯不清的关系。二爷7岁那年，我爷爷把二爷送到了学堂。当时学堂设在钟灵山的庙里，钟灵山是块风水宝地，背靠轿顶上，下临古阳河，据风水先生说，这里日后要出大人物，这样，村里和邻村的那些土财主便在这里办起了学堂，学堂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四村八寨的学生都来这里读书，从这里走出了不少的人，仅我爹那一代人中，我们村里就出二十多个老师。有人考证，毛主席的国文老师袁吉六曾在这里教过书。那时，二爷读书不是那么认真的，常被老师用戒尺打屁股。我爷爷也不好怎么管他，毕竟鸡蛋隔层皮，管紧了，我爷爷怕人家说他的闲话。不过，二爷聪明过人，读过的《三字经》、《幼学从林》、《声律启蒙》等之类的书，虽不能到背如流，但也基本记得，有时茶于饭后，我爷爷考他，他就站在我爷爷的跟前，摇头晃脑地背起来：“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教之道，贵以专……”

二爷小学毕业后，我爷爷本想继续盘他上中学的，但是二爷死活不愿再读了，我爷爷只好依了二爷，毕竟盘书是要花银元的，那时，我家并不富裕，经济条件在寨子里最多算个中等偏上，这从解放后化成分时，我家被化为中农就可得知。开始时，我爷爷把二送到本村的一家地主家里，专门给地主守牛，算是有了一碗饭吃。二爷长成大后生后，我爷爷便托人把二爷带到古仗坪，给杨家店铺当了一名挑夫。所谓挑夫，是以挑运货物、行李谋生的人，又叫“扁担客”。那时交通不便，湘西又落后，什么东西，比如布皮、盐巴之类的日常生活用品都得到外地去挑，因此挑夫虽然辛苦，但收入不错，是一门比较好讨吃的职业。有一次，二爷随挑夫队到王村（即现在的芙蓉镇）挑盐，王村是当时酉水河边的一个大码头，所谓码头，就是物质集散地，船来船往，十分繁华。在王村街上，二爷听说桑植那里兴起了红军，给穷人打天下，一下子心动起来。为了谋条生路，混口饭吃，二爷便决定当红军去。于是，二爷辞别挑夫队，独自上路，哪知走到半路上，遇到一支国民党部队，二爷便被几个士兵拉到长官面前，这样就稀里糊涂地成了一名国军。说来也巧，这支国民党部队正好是去桑植那里打红军的，经过几天行军，赶到龙山，结果一战下来，二爷成了红军的俘虏。红军首长问二爷愿不愿当红军？二爷说，我正是来当红军的，哪知半路上被拉了壮丁。红军首长见二爷身强力壮，机智聪明，便把二爷留了下来。二爷在红军队伍干了一年，因有文化，作战又勇敢，很快被提升为班长。可是，二爷当班长还不到一个月，这支红军就被国军打散了，结果二爷又成了国军的俘虏，二爷本想逃跑的，可是一想，不知往后还能不能找到红军，回家也不是办法，兵荒马乱的年代，反正到哪里当兵，无论当什么兵，都是为了混口饭吃，于是，就干脆留在国军队伍里。后来，这支国军被调往福建围剿红军，在“福建事变”时，这支国军本要起义加入红军的，只因起义计划泄密，部队中的地下党被一网打尽，由于二爷参加过红军的班长，险些被杀，好在人缘好，被长官保了下来；再后来，这支国军又调回湘西，围剿同是湘西人的贺龙领导的红军。看来，一个人的命运，绝不是自己能够把握住的，充满了许多不确定因素。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为了响应国民政府“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皆有守土抗战之则”的号召，二爷所在的部队被改编为陆军一二八师，二爷任连长。国难当头，匹夫有责，1937年10月，四千多湘西子弟在师长顾家齐的带领下，浩浩荡荡地开赴抗日前线。那次，二爷带着一连的弟兄从吉首沿古丈、下沅陵、到常德与师部汇合，然后开往浙江嘉善，参加“八•一三淞沪会战”。经过我们村里时，在村里驻扎了两天，我爷爷组织全村人杀猪宰羊慰劳部队，我家那时虽不富裕，但我爷爷在村里威信很高，就是村里的地主都服我爷爷，有些事还得听我爷爷的。这是二爷当兵去后第一次回家，吃过晚饭后，我爷爷带着二爷沿着弯曲的山路来到燕子坨，二爷跪在他的父母坟前，哭道：“爹，娘，我就要打日本鬼子去了，这一去不知是死还是活。”我爷爷对二爷说：“你就放心去吧，你爹你娘的坟，我会好好照顾的。”二爷站起来，拉着我爷爷的手：“国至今日，军人有罪。二叔，我一定带领弟兄们狠杀日寇，绝不给我们树栖科人丢丑。”我爷爷说：“我已有一家老小，不然，我会跟你一起上前线的，把那些狗日的兔崽子杀他个片甲不留。”第二天，吃过早饭后，二爷带着他的弟兄们与村里人依依惜别，我爷爷率全村人在卡上为二爷送行，盼望湘西子弟兵能够多杀鬼子，为国立功。二爷走时，带走了村里的几个后生，后均死在抗日战场上，“青山处处埋忠骨，何必裹革马尸还”，因为没有后代，现已无人知晓。

二爷跟随顾家齐将军转战各个抗日战场，一战淞沪，二战九江，出生入死。我们湘西虽然地理偏远，交通落后，但湘西人血性十足，善于打战。在历次战斗中，二爷带领弟兄们奋勇杀敌，打得日寇鬼哭狼嚎，就像一把尖刀直插日寇的心脏，由于战功显赫，二爷所带的连队成为顾家齐将军的一支劲旅。每次战前动员，二爷都要站在白日青天旗下，慷慨激昂地问道：“弟兄们，我们是干什么来的？”弟兄们说：“我们是打日本鬼子来的。”二爷说：“弟兄们，我们是哪里人？”弟兄们说：“我们是湘西人。”二爷说：“既然我们是湘西人，那我们怕不怕死？”弟兄们说：“我们不怕死！”可谓惊天地、泣鬼神。于是，二爷挥舞战刀，大声说：“弟兄们，哪就跟我冲啊！打死那些狗日的兔崽子！”这样，一连的弟兄跟在二爷的后面，走上了战场……有一次，战斗打得难分难解，眼看一百个日本鬼子就要冲到战壕前了，二爷把衣服一解，挥舞大刀，对弟兄们说：“不怕死的，跟我来！”二爷第一个冲出了战壕，与鬼子进行肉博。刀光火影中，只见二爷的大刀朝鬼子头上砍去……把日本鬼子杀得一个不留，守住了阵地。

1941年12月，在第三次长沙会战中，二爷是国民党正规军营长。刚开始的时候，二爷带领400多弟兄，以劣势装备的血肉之躯狙击凶狠残暴的日寇，死守荣湾镇。在战斗中，二爷和弟兄们打退了日本鬼子一次又一次疯狂的反扑，坚守阵地三十天，完成了上级给予狙击四天的战斗任务，打出了湘西人的血性和威风。战斗打得天昏地暗，血流成河，刀光剑影，战壕前堆满了弟兄们的尸体，而日本鬼子却不能前进半步。那天，寒风凛冽，战旗猎猎。在换防时，全身血糊拉撒、拖着一支残腿的二爷带着剩下的十几个伤痕累累的弟兄，在如血的残阳中，十几人抱作一团，不肯离开阵地，要求继续留下来，为死去的弟兄们报仇。前线长官只好给后方司令官张治忠将军报告，遭到张将军拒绝，张将军给前线长官打来电话，电话里命令道：二爷如果再不带手下的弟兄们不撤离阵地，就地军法处置。二爷听后，带着十几个弟兄，“唰”地一下，一齐双膝盖跪倒，跪在前线长官的面前，痛哭失声：“兄弟啊，你们可要给我们那些死去的弟兄报仇啊！”前线长官将二爷拉起来，含着热泪说：“老弟，带着弟兄们走吧，我们会帮你们报仇的，否则，我就不是娘养的！”每一个字，每一句话，都带着满腔的热血。二爷扛着被战火烧的襟襟缕缕的白日青天旗，拖着伤残的右腿，领着十几个弟兄走了。

二爷的伤好后，落下了终身残疾，再也不能上战场杀日本鬼子了，只好解甲归田，领着一家老小回到了树栖柯。二爷是在一个晚上回村的，当二爷敲开我爷爷院门时，我爷爷吃了一惊，赶紧将二爷一家四口让进屋，并叫醒我婆婆，给二爷他们办饭。二爷对女人说：“这就是我常说到的二叔，快叫二叔。”女人叫了一声“二叔”。二爷又对两个女儿说：“快叫二爷爷啊！”两个女孩子认生，怯怯地躲在女人的身后，一双大眼睛瞪着我爷爷，在二爷的一再催促下，才叫了一声“二爷爷”。第二天，我爷爷就召集族人，讨论给二爷起屋的事。起屋，在农村来说，是一件大事，人一辈子能起几回屋？于是，大家在我爷爷的组织下，纷纷都来帮白工，开屋场、砍树木、锯板子、盖瓦背……一个月内就给二爷一家起了一栋五柱八的木房子。热火坑的那天，二爷一家4口当着全村老少爷们的面，跪在我爷爷的跟前，二爷给我爷爷喊了一声“爹”。我爷爷忙大二爷一家拉起来，对于我爷爷来说，二爷叫他“爹”也好，“二叔”也好，就是那么回事，都是一家人，何必在于什么称呼呢？

人生总是充满了偶然性，往往在经意与不经意之间就会改变了自己的命运或者他人的命运。回到树栖柯的二爷，本想过安稳的田园牧歌似的日子。湘西，山多林密，山高洞深，从军事角度上讲，这是一个特别适合土匪生存与发展的地方，因此，湘西在历史从来不是一个安分顺从的土地。那时，湘西匪患无穷，土匪有10万人以上，仅我们古丈县里就有大大小小三十多股土匪，少的一百条枪，多的达几千条抢。土匪们占山为王，风高放火，月黑杀人，到处打家劫舍，奸淫掳掠，给当地百姓带来无穷的灾难。倾巢之下，忌有完卵？这样，二爷要想过安稳的日子，那是不可能的。

这时，活跃在古丈、保靖、永顺三县交界的土匪听说二爷回来了，便千方百计要拉他入匪。开始时，二爷说，我一个堂堂的国民党正规军的营长，怎么能与你们这些土匪为伍？土匪见二爷不愿入伙，就不断地到临村杀人放火，杀鸡给猴看，威胁二爷，并放出话来，如果二爷不入伙，就要把我们村里斩尽杀绝。有一次，我爷爷准备到寨子东面的剪刀溪里砍树，还没有走进溪，就被早已埋伏在那里的几个土匪捆了起来，做了人质，一个土匪爬到十几米高的枫香树上，站在枝丫上向村里喊话，要二爷来领人，否则就将我爷爷杀了。又一个月黑风高的晚上，一百多个土匪把我们村里围了水泄不通，手持枞膏油做的火把，把全村男女老少赶到向氏祠堂，逼着二爷上山入匪，否则就放火烧全寨。为了顾及全村人的性命，二爷不得已入了土匪队伍，并当上了参谋长，成了真正的二爷。二爷入伙的这股土匪，在本地势力不算很大，但也不小，因为有当过国军营长、并立过抗日战功的二爷坐阵，其他山头的土匪到也惧怕三分。

二爷虽然成了土匪的二爷，但是对部下管理极严，不准扰害百姓，对违反者从严惩处。有一次，二爷带着队伍路过某个村寨，一个土匪小头目脱离队伍，跑到一户人家，强奸其妻，二爷得知后，连忙带人赶去，将那个小头目当场枪毙了。回到驻地后，二爷因部下出了这样伤天害理的事，绝食七天，以惩罚自己管教不严；二爷本想还要继续绝食下去的，手下的弟兄们只好集体绝食，二爷才作罢。正是这样，二爷的名声在古丈、保靖、永顺三县交界地的百姓中很大，深得民心。

因为有了二爷，从此，我们村里相安无事。有一次，村里人刚好将田里、地里的庄稼收进屋，一股土匪我们村里经过，正准备大肆抢劫时，我爷爷站了出来，对土匪头目说：“知道二爷的大名吗？”土匪头目说：“哪有不知道的。二爷可是这个！”土匪头目翘了一下右手大拇指：“弟兄们谁不佩服啊！”我爷爷说：“这就是二爷的村子，我是他爹。”土匪头目听我爷爷这么一说，只好带着队伍只了。不仅我们村里无事，凡是我们村里嫁出去的女人，也都沾了二爷的光，没有受到其他山头土匪的骚扰。有一年的冬天，天冷且黑，树枝上、屋檐下结满了冰挂，夜如一个倒扣在山脊上的黑锅，一股土匪到邻村抢劫，村里人四处逃命。我有一个远房姑姑嫁到这个村里，当时正好临产，几个土匪正要破门而入时，我姑爷急中生智，忙对门外大声说道：“这是二爷的妹妹家。”几个土匪一听是二爷的妹妹家，只好转身走了。而村里另外几个月婆子在逃命中，落下了终身残疾。

1950年开春后，中国人民解放军47军进军湘西剿匪，解放湘西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为了给手下的弟兄们一条生路，二爷率400多名部下到永顺县城向解放军投诚。之后，二爷受到严格审查，因曾抗日有功，又不是罪大恶极的土匪，经集训教育后被遣送回村，接受贫下中农的管制。二爷手下的其他土匪，后来陆续到了抗美援朝前线，有的还立下了赫赫战功。作家魏委在其散文《谁是最可爱的人》记述的朝鲜松骨峰战斗，那些“做着各种各样的姿势，有抱住敌人腰的，有抱住敌人头的，有卡住敌人脖子，把敌人捺倒在地上的，和敌人倒在一起，烧在一起”志愿军战士中，就有二爷的部下。

一个人，只要你历史的污点，那是抹不掉的，正如河底中的沉渣总会在某个时候，随着某种需要飘浮上来。因为有了一段当国军和土匪的历史，每次政治运动来时，二爷都是批斗对象。由于是一个村的人都是一根马鞭子发下来的，因此每次开批斗会，也只是象征性的斗一下，二爷倒没有受到什么皮肉之苦。有一次，公社派人带着几个全副武装的基干民兵来村里要把二爷押到公社批斗，那人是邻村的，他娘就是我们村里的，但不姓向。几个人来到二爷家，正准备捆二爷时，我爷爷和村里人闻讯从山里赶来了。我爷爷问：“为什么要押二爷？”那人说：“二爷是潜伏下来的国民党特务。”我爷爷说：“我怎么没有听说过。”那人说：“你没有听说过的还多着呢，我能告诉你吗？告诉你，二爷不但是国民党兵，杀过红军，还是土匪头子，打过解放军。”我爷爷发火了：“没有二爷，你娘早就给土匪杀了，还能生下你这个狗杂种！”说完，挥起手中的锄头，大声骂道：“狗日的，还不赶快给老子滚！”村民们也吼了起来：“滚！滚！”那人只好带着几个民兵灰溜溜地跑了。

小时候，我曾随大人参加过二爷的批斗会，有一次，当公社派来的民兵押着二爷走上台时，我看见戴着高帽子、被民兵押着的二爷就像电影《闪闪的红星》里的胡汉三，觉得好玩，于是，喊了一句口号：“打倒土匪头子向二爷！”回到家里后，我爹罚我跪在地上，并扇了我几耳光，这时二爷路过我家，见之，忙对我爹说：“老三，你这是干什么？孩子晓得什么？”赶紧把我拉起来。二爷没有受过什么皮肉之苦，但是后代却受到了影响，二爷的几个儿女都没有读过什么书，只是后来政策变了，才凭着自己的本事走出了村里，比如二爷的二儿子，我叫二哥的，现在是本地一家茶叶企业的老总，虽不是亿万富翁，但也有几百万的家产，我的外地朋友来古丈，不方便的时候，我就叫二哥卖单。

也因为我爷爷曾收养过二爷，每次政治运动时，我爷爷都被点名，当公社派人到村里开批斗会时，要把我爷爷拉出来批斗，二爷就站了出来，伸出那条残腿拦住公社派来的人。二爷说：“不要批斗我爹，我爹又没有当过国军和土匪，要斗就斗我吧。”当然，在那个讲究根正苗红的年代，我爷爷和二爷的关系也影响了我父辈们的前途，那年，我爹本来考起了空军，可政审没有过关，也就没有去成；后来我叔也是因为政审原因，虽然成绩很优秀，但没有资格被保送上大学，只好在家务一辈子的农。

那年农历十月，我爷爷死的时候，二爷哭得比我伯、我爹、我叔还要悲伤，三天不吃不喝。大葬夜那天，二爷跪在我爷爷的灵堂前，泪流满面，放声长哭，任谁都拉不起来，二爷一直跪到天亮。我爷爷下葬后，二爷在我爷爷的坟边搭了一个茅棚，在山里为我爷爷守了三个月的坟。于是，每天清晨和黄昏，乳白色或淡蓝色的炊烟从茅棚顶上袅袅升起，在树林间飘散，成为一道风景。二爷本想还要守下去的，我伯、我爹、我叔实在看不过意了，便强行将茅棚拆了。无奈之下，二爷才一路哭着、喊着，跟在我伯、我爹、我叔下山。下山后，二爷又在神龛上供祭我爷爷，每到逢年过节时，都要烧香纸，把堂屋里搞得烟雾弥漫。

到了文化大革命，二爷的命就惨了。这个时候，全国都乱得一团糟。二爷的屋一夜之间就被公社派来的造反派给下了瓦皮子，一家人只好搬到我家住。后来，二爷被派到一个叫乔子庄的深山老笼里给公社烧碳。我记得那年冬天，好大的雪，连狗都不肯出门，二爷一个人在山里烧了整整一个冬天的碳。我无法知道，当那些公社干部烤着二爷烧的木碳火，心里是何种感受？之后，县里决定在一个叫白溪关的地方修电站，要从各公社抽劳动力，当然也包括一些“四类分子”，这叫做劳动改造。此时已五十多岁的二爷自然厄运难逃，被抽到白溪关电站工地上，和那些年青人一起无日无夜的劳动。二爷负责到悬崖上打炮眼，那是最危险的。有一次，二爷拖着一条残腿，扯着悬崖上的芭茅爬到半山上，站在巴掌那么大的一块台地上打炮眼，由于炮眼打得深，钢钎插得深，一时扯不动，二爷便使出吃奶的力气，结果往后一翻，从悬崖上滚了下来，全得天老爷保佑，一棵松树把二爷拦住了，二爷保住了自己的小命，但留下了腰部残疾。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县里成立了“落实政策办公室”，按相关政策对号入座，对那些曾受到不公正待遇的各类人员落实相应待遇，这种待遇有经济的，也有政治的。二爷那顶戴了30年的土匪帽子终于摘掉了，按说二爷应该扬眉吐气了，但是他仍不满足，因为他参加过抗日战争，在战场上流过血，负过伤，为国家富强、为民族独立作过贡献，按说，应该得到政府的照顾，不过那时，政策不像现在这样提倡以人为本，完全是人性化执政。为此，二爷只能把想法埋在肚子里。

后来，国民党抗日得到了全社会的广泛认同，二爷看到许多当过国民党兵的被落实为“抗日有功人员”。于是，二爷开始了自己的上访之路。二爷多次到县里、州里上访，但“土匪”这段历史又影响了他，有关部门认为二爷当过土匪，不能享受“抗日有功人员”政策待遇。有一次，二爷到州信访局上访，刚好我到州党校参加“科学发展观”学习，于是，信访局打电话给我，要我把二爷领回去。我来到信访局的接访室，只见二爷坐在角落里，像一个受尽委屈的孩子，老泪纵横。我的心里隐隐作痛，但我又什么办法呢？我只好劝二爷回去，可是怎么劝，二爷就是不听，硬是要见州里的大领导。我只好给二哥打电话，二爷老后，跟二哥住在城里。二哥赶来后，对二爷说：“不就是个抗日有功人员嘛，一个月多百把块前，家里又不缺钱。”二爷说：“你不懂。”二哥说：“我不懂，你懂？当年和你一起的，好多都死在战场上，你还捡得条命，活到了现在，你有什么不知足的？”无奈之下，二爷只好跟我们离开了信访局。

2005年9月3日，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5周年。那天，我有事到二哥家，只见二爷精神抖擞地坐在沙发上，收看胡锦涛总书记的讲话。见我来了，忙招手叫我坐在他的旁边。二爷目不转睛地瞪着电视，并不时自言自语：“讲得好！讲得好”“本来就应该是这样的！”当胡锦涛讲到：“以国民党军队为主体的正面战场，组织了一系列大仗，特别是全国抗战初期的淞沪、忻口、徐州、武汉等战役，给日军以沉重打击。”“……佟麟阁、赵登禹、张自忠、戴安澜等一批抗日将领，……国民党军‘八百壮士’等众多英雄群体，就是中国人民不畏强暴、英勇抗争的杰出代表。”这时，二爷早已泪如泉涌。长这么大了，我还是第一次见二爷流泪。我忙从茶几上的餐巾纸盒里扯出几张餐巾纸递给二爷。二爷擦了一下酸泡的眼睛，然后对我说：“二华华，胡总书记都这么说了，为什么我的问题一直得不到落实呢？难道我不是抗日有功人员嘛？”对于二爷说的，我无言以对，我能说什么呢？如今“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事很多，何况有些执行政策的人是“对自己有利的就顺产，对别人有利的就难产，对自己不利的就死产”。二爷继续说：“我还是得到上面上访去，否则，我会死不瞑目的。”二爷所说的上面，是指“省里”或“中央”，看来二爷是下了决心的。

此后，二爷又开始了他的上访之路。已经九十多岁的二爷，就像秋天树上的苞儿熟透了，风一吹就要掉下来。因此，二哥对二爷看得很紧，怕二爷到“上面”去上访，怕二爷死在上访的路上，如果二爷真得死在上访的路上，作为做晚辈的我们，会被人戳脊梁骨的，骂我们不孝。然而，二爷是个大活人，又怎么看得住呢？有一次，二爷去省城长沙上访，把我们一个家族的人都吓了一跳。因为二爷去的时候，谁也没有说，是一个人偷偷去的。那晚，二哥回到家里，不见二爷，以为二爷到哪里玩去了。可是到了晚上十二点，还不见二爷回来，便慌了手脚，赶紧给我和族兄、族弟们打电话。二十多个人来到二哥家后，便分头去找。我们找遍了县城每一个角落，连二爷的影子都没有看见。天亮后，大家聚在二哥家里，二哥发火了：“再也不找了，让他死在外面。”其实，这是一句气话。上班后，十点多钟的时候，我接到了二哥的电话。二哥说，你二爷有下落了。我问，二爷到哪里去了？二哥说，你二爷到省里上访去了，你赶紧和我到省里去取你二爷。

二爷是坐火车去省城长沙的。二爷先从县城车站坐快吧到吉首火车站，然后凭《老年证》买了一张进站票，上了张家界—长沙的527次列车。途中，列车员查票时，见二爷那么大的年纪了，就问他去哪里？二爷说，到长沙看几个战友。列车员本想还要问的，因没有买票的人太多，忙着补票，也就放过了二爷。二爷其实心里很虚，生怕列车员看出他是去上访的，因为一旦看出二爷是上访人员，就得立即通知当地政府，派人来取。哪知，到了长沙火车站，二爷刚下车，就被几个本县驻长沙办事处和省信访局的工作人员拦住了，于是把电话打到了县信访局。

我们坐“吉首至长沙”的快巴到了省城，在省信访局工作人员的陪同下，在岳麓山“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前找到了二爷。二爷胸前戴着白纸花，干枯的像松树皮的双手早已不听使唤，筛糠似地抚摸着嵌在汉白玉碑上的一个个名字，痛哭不已：“弟兄们啊，我看你们来了，你们怎么都不出来，跟我说几句话啊？”二哥说：“他们都死了几十年了，怎么会出来跟你说话？”二爷说：“你不晓得，这几天我都看见了他们，他们都是我的生死弟兄啊！”二哥说：“那是梦里。”“不是梦里。”二爷指着山下的荣湾镇：“看，我的那些弟兄们正在打日本强盗！”接着，二爷喊了一句“弟兄们，跟我冲啊！”就倒在了地上。此时，夕阳西下。山下，荣湾镇各条高速公路上车水马龙，湘江上船只往来穿梭，近处，林荫小道上，游人们随意散步，脸上满是幸福和祥和的笑意。天空中，一片片绚丽的晚霞漫天飞舞。

二爷从省城回来后，每隔一段时间就要到县信访局，打听他的信访答复下来没有。

人生就像一件破依裳，缝缝补补就过去了。转眼，二爷100岁了。清明节那天，是二爷100岁生日。那天，我参加了二爷的寿宴，当轮到我给二爷敬酒的时候，二爷眨着干枯的眼睛，磨着干枯的嘴唇问我：“二华华，你说，我是不是抗日有功人员？”当时，我真的蒙了，不知道怎么回答二爷的话。真的，我真想说，二爷，您老人家确实是抗日有功人员啊！可是，我一个无职无权的普通国家公务员，二爷的事，我又怎么管得了啊？敬完酒后，我只好躲在厕所里痛哭，后来，还是二哥把我送到家里的。回到家里后，婆娘骂我，你二哥都没有哭，你哭什么卵？也难怪，婆娘是外乡人、外姓人，哪里知道二爷和我家的关系啊。

过了几天，二哥给正在乡下办事的我打电话，要我赶快回来，说二爷不行了，要我到他家给二爷接气。当我从乡下赶到二哥家时，已是晚上十一点了。二爷看见我，似乎眼睛亮一了下，接着又枯了，我不知那“亮”是什么意识。那晚，我看着二爷是慢慢断气的，但是眼睛始终睁着，死死地睁着，并且睁得有桐油籽那么大。二哥用手抹了一下二爷的眼睛，二爷的眼睛还没有合拢，就又睁开了；二哥连续抹了几次，二爷的眼睛就是不肯合拢。二哥说：“看来，没有给我爹落实抗日有功人员，他是不会闭眼的。”看到二爷死不瞑目，我于心不忍，心想：怎么能让二爷带着遗憾去黄泉呢？这时，我想欺骗二爷，满足他的需要，我知道欺骗会比伤害更让人无法饶恕，但是有时候欺骗并不是恶意的，而是一种善良的表现。于是，我赶紧从口袋里摸出餐巾纸，在二爷眼前晃了一下，说道：“二爷，今天上午领导开会，说你是抗日有功人员。看，会议纪要我都给你带来了。”

二爷听我这么一说，眼睛终于合拢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