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出身”那玩意儿
曾经的年代,“家庭出身”决定着一个人的命运。复杂的阶级斗争,让一些人背上了沉重的十字架。如今,那些荒唐的往事,那些无法抚平的创伤,是我们这代人无法体会的。
从我记事的时候开始就知道,一个人的“家庭出身”很重要,它甚至决定着这人一辈子的命运。
我们居住的那个县城是解放后新设立的县城,很小,那时只有东西贯通的一条街,说它小到什么程度,有这样的说法:有一家炒鸡蛋,全城的人家都闻得到香气。还有这样的夸张:一头牛从街子东边这头开始撒尿,一泡尿还没撒完,牛就走到了街的西边尽头。
县城里的人不外乎两种人,一种是土著民,另一类是外来人。外来人里边一些是南下干部,一些是下放干部。南下干部,当过兵打过仗,自然当县长的当县长,当科长的当科长,他们的子女也就成了县里的高干子弟;下放干部,大都有或多或少难以启齿的过去,自然是平民百姓,子女也都是平民百姓。当时也不觉得有什么差别,“主席和掏粪工只是分工不同”而已。县城里的人都相互熟识叫得出名字,抬头不见低头见,自然和睦有加,相安无事。
政治运动来了,而且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什么反右,大跃进,公社化,四清;后来又文化大革命、上山下乡……不一而足。这时候才知道一座小小的县城阶级斗争那么复杂,居然有那么多阶级敌人。
听说哪个老师自杀了,跳进县城惟一的水井里,因为她是什么地主;听说哪个学生又被逮捕了,说他写了什么反动标语;看见铺天盖地的大字报,你说我是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我说你是资本家的走狗;看见广场上开公捕大会,一次抓十几个人,五花大绑游街示众。被抓的大都是县级机关的叔叔阿姨,不久又被放出来……
后来长大了才懂得,这都是“家庭出身”那玩意儿给这座县城带来的悲剧。
书上说,“家庭出身”是老爸或者老妈的个人阶级成分。老爸老妈是啥成分你就是啥出身。“家庭出身”主要分为“红五类”和“黑五类”,还有“麻五类”。所谓“红五类”,包括革命军人、革命干部、工人、贫农、下中农的一群人,也泛指他们的子女为红五类;同红五类相对应的是“黑五类”,包括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这五类人,合称地富反坏右,他们的子女也称为黑五类。“麻五类”则介于二者之间,如小商小贩,自由职业、城市贫民、教师,医生等。
当运动来了的时候,“家庭出身”那玩意儿就显出魔力了。“红”,意味着革命,“黑”,意味着反动,“黑五类”自然就成了斗争的对象。县中学、县文工团里可以说是牛鬼蛇神荟萃,右派、历史反革命、坏分子不少;科研所里大都是摘帽右派。每次运动都会把这些人拉出来斗争游街、批斗、挂牌子、戴高帽、剃阴阳头。当然,这些人已经是久经沙场、身经百战的“老运动员”,见惯不惊了。
不过,这些人万万未曾料到,他们的出身却殃及祸害了自己的子女,以及子女的子女。
当时流行着“血统论”的口号:“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龙生龙,凤生凤,耗子生来配打洞”。
成立红卫兵了。那是红五类的天下,破四旧,斗私批修,打砸抢,为所欲为。黑五类的子女参加红卫兵基本没有份,最多把你当成“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作为考察对象;读初中、读高中,即使你成绩再好也不会让你读。
有一阵,打到“走资派”,那些官员们受到冲击,同样的被拉出来斗争游街、批斗、挂牌子、戴高帽、剃阴阳头。当时子女们也深受其苦。没多久这些官员又被“结合”,官复原职,“衙内们”也照样红。
上山下乡了。“红五类”也下乡,不过走走过场,要不了多久,遛个弯儿又当兵了,招工了。后来推荐工农兵上大学,那些子弟又去上大学,尽管在小学初中读书都磕磕绊绊,但人家出身好,“红五类”嘛,自然名正言顺的。而“黑五类”下乡,那是“无期徒刑”,毫无前途。当兵过不了政审那一关;招工也基本轮不上,即便招了你,也是集体单位最差的工种;上大学想都不要想。至于入团、入党那更是异想天开。这些人为自己父母的家庭出身背上了沉重的十字架。
后来,世道变了。文化大革命结束,拨乱反正,恢复高考,知青回城,改革开放,经济建设……
逐渐的,“家庭出身”不再成为决定个人命运的唯一砝码,“红五类”逐步失去权势,“黑五类”不再受人歧视,人们在公平的环境下竞争。
“黑五类”的子女们后来大都有不错的前途。恢复高考的那几年,一些人凭着自己的本事考上学校;一些人随父母“改正”身份后离开了那座县城;一些人在当地有所作为。
而“家庭出身”那玩意儿的荒唐故事,却是我们这一代人永远的伤痛。但愿我们的子女,子女的子女再也不会体验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