惊回首，正当火旺的年华——1998年

1998年夏，洛杉矶【侨报】和中央文化部门共同举办了一项活动：“知青上山下乡三十周年回顾”征文活动。看到了这行令人触目的字句，令我惊叹时间的飞逝。三十年，整整三十年了！岁月蹉跎，不堪回首。我從抽屜里拿起我心爱的涂鸦诗句，轻轻地推开了我尘封的记忆之门，来到了充满伤痕，泪水与快乐交融的角落，脑海里渐渐地浮現起那滔滔东流的珠江水……

三声汽笛长鸣，“曙光号”汽轮終于离开了喧闹的大沙头码头。我拿下胸前佩戴的大紅花，把简单的铺盖放在并不宽敞的船铺上。回首望着长堤，目送一座座熟悉的大楼、滿街的人流渐渐地远我们而去。尽管刚才誓师大会还历历在目，但想到要离开這生我养我十六年的五羊城，心中不禁黯然……

我拿起记事本，记下这终身难忘的日子：一九六八年十一月十九日。我回过头来，看着滿船欣喜跃雀的笑脸。他们也和我一样，正当火旺的年华。刚刚经历了两年“革命”的洗礼，一起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广州至坦洲”，“曙光号”就是这样担负着光榮的任务，满载着二十八中和执信女中的“知识青年”，迎着滿天落霞，随着滔滔的江水向东方驶去。

一觉醒来，船外一派旭日东升，霞光万丈，轮船終于到达了中山县坦洲公社的联石湾水闸。公社知青办主任领着各生产大队的知青负责人，敲锣打鼓地来到码头，迎接我们这些“毛主席派來的新社员”。一篇篇的例行欢迎词过后，我们十个男生和十个女生被分配到联胜大队插队落戶。在生命的长河中，这天成了我们新的起点。

坦洲公社位于珠江口，河沟纵横，连綿不断，是典型的大沙田水乡区域。在秋风送爽的十一月里，一望无际的金色稻田流溢着阵阵醉人的稻谷清香，一串串低垂的稻穗在微风中不断地向我们招手。我们这些充滿朝气的年轻人，在前來接待我们的贫下中农带领下，乘坐上几条小木船。只听桨声四起，划起万片涟漪，一下子江面上像百叶扁舟竞渡，各大队的小木船如飞地向着不同的目的地驶去。

我从未见过这么美丽的金秋，双眼貪婪地浏览着兩岸如诗如画的风光：一座座小小的茅寮在翠綠的竹丛映掩中若隐若现，尽管沒有看见五彩缤纷的鮮花，也沒有玉砌雕栏的院落，却也令人有身在画图中的感觉。年轻的艄公告诉我们，水乡人家把房子盖在大围基的两侧，外侧临江，內侧向田。小茅房是用大茅竹竿和小木衫先扎成房架子，上面用茅草或稻草排盖顶，然后四面墙壁用稻草排封上，外层加上一层松树皮，他们世世代代就住在这冬暖夏凉的小茅房里。我把手伸到那清澈的江水里，一阵清凉的感觉令我感到十分舒服，真想跳下去游它个痛快……

不知何時，小船從大江转入了小河湾，小伙子指着不远的一座大茅房对我们说：“看，那就是我们的大队部了。”我们往前一看，只見岸上黑压压的一片人群，像等候着看迎亲归来的新媳妇一样。联胜大队由十个生产队組成，大队部设在中央紧连着连胜小学。我们刚上岸，一群老老少少都围了过来，指指点点地看着这帮从省城来的大孩子。刚下课的学生也背着破旧的书包在我们中间看看笑笑地穿梭而过。现在我才清楚地看到，他们不管男女老幼，全是清一色的黑衣服，怪不得从船上只看見黑压压的一片了。突然，我闻到了一阵阵的饭菜香，空空的胃马上感到特別的饿。原來，他们早就为我们准备好了午餐。木瓜煮草魚，加上新鮮的早稻苗米饭，一份从未感到过的香甜，大家都吃了两大碗。饭后，大队长，支部书记，知青办，团支书等人为我们作了欢迎词，然后把我们分配到六个生产队去落戶。我和一位同班同学及兩位高中二年級的大哥哥一起被分配到棉昌生产队。

棉昌生产队大約有三十來戶人家，不滿200人口，基本上由李、梁、黎、郭四个姓氏組成。500多亩的耕地面积，而劳动人口只有60多，劳动强度十分大。当我们到了棉昌，社员们还都在田里干活，只有老队长接待了我们。他拿着一根竹子做的水烟筒，把我们帶到晒谷场边上的一座用钢筋混凝土建成的破旧碉楼的二楼，带着歉意对我们说：“因为太倉促，沒來得及为您们盖上新茅房，只好把这里当作你们的临时居所。”他还说，“別看这碉楼有点破旧，它已有数十年的历史了。解放前，它是村自卫队用作监视江面情况的制高点，东江纵队还在这里歼灭了不少日本鬼子呢。解放后，它便成了咱们生産队的粮仓。”说着，老队长苍桑的脸上泛起了昔日的荣光。我们拿扫帚打扫了一下，把床板平放在地上，舖上草蓆，整理一下简单的铺盖。我环视了这新宿舍，打趣地说：“不错，沒想到在这广阔天地里也能住上这么气派的高楼大厦。”

黃昏近了，社员们从地里回來，一座座小小的茅房散發出阵阵浓浓的米饭香。我们被分派到四戶农民家暂时搭食。这里的农民看來并不富裕，饭菜也蛮简单的。蔬菜是自己在自留地种的，家家都养着猪，猪长大了就卖給国家，卖得的钱用來做家用。平时他们都舍不得花钱，只是留着买些咸鱼、萝卜干之类的东西。每星期也买些肥猪肉作猪油，因为这里沒有食油供应。就连我们这些“特殊阶层”也不过配給每月一两二钱半的花生油。有些时候，他们只有拿红糖拌紅腐乳或辣椒酱当菜，他们笑称它们为“乡府大印”和“全家紅”。我來到付队长吳灶胜家，他们一家五口，虽然只是咸魚青菜，大家可吃得挺香。他们问了我很多关于城里的新鮮事，但沒有问及文化大革命這一类的政治问题。后来，他媳婦悄悄地问我，为什么城里人就这么狠得下心来，把我们这些像刚断奶的孩子送到老远的乡下来生活。我笑了笑，但一直无法向她解释这个对她是如此深奧而我也不便启齿的问题。

夜幕降临，村野显得十分宁静。而在这座高高的碉楼里却热闹非常。几个中学生带着他们的弟弟妹妹成了我们的不速之客。我们把从家里带来的糖果分給了他们。这些小客人并不客气，争着介紹自己。很快，我们仿佛成了像认识多年的老朋友。一位中学生还领我们步出阳台，指着东方发亮的地方告诉我们：“看，那里就是澳门，爬上房顶就能看到那里的高楼和五彩灯。”我们马上意识到：这里就是祖国的前哨，是阶级斗争最尖锐、最复杂的地方。我们立刻写了一封慷慨激昂的信，寄回我们的母校－－广州市第二十八中学。几年以后，回想当年，感到那时是多么的幼稚可笑。

第二天天还没亮，碉楼下敲起了钟声，我们才从梦中惊醒。我们拖着疲乏的身体走下碉楼，可一个人影都没有。后来我们看见了队长，他告诉我们：“现在是农忙，刚才敲的是做饭钟，让大家起来做饭，再过一小时敲的是下田的钟。待会儿，饭做好了，你们的三同户就会通知你们去吃饭。你们刚到，今天先不下田，待会儿我会介绍你们认识认识这里的贫下中农的，你们先去洗把脸吧。”吃完饭，钟声又响起来了。我们看见楼下聚着越来越多的人们。队长把我们介绍给大家，然后就分配工作，只见他们拿着镰刀，到田里收割稻子去了。老队长说：“你们今天就休息一天吧，明天再下田。”我们回到楼上，从包包里拿出信纸，给家里报平安，给朋友去信，忙个不亦乐乎。

终于迎来了第一天下田，我们每人分到了一把锋利的镰刀。老队长叫我们跟着大伙一起，让他们教我们怎样割稻子。其实我们也不是头一回了，刚上初中那年夏天，我们就去广州郊区支援夏收了，只是那回我让镰刀给割了一下，现在还留着一块小小的疤痕。开始我们还不错，还能跟着，渐渐地就给落下来了。那腰啊，简直像断了一样。不行了，我们都躺在割下来的稻杆上。那些农民心疼地嚷着：“你们这些孩子别往稻杆上躺，那稻谷都被你们压下来了。”我们一看，糟糕，稻谷都掉土里了。我们只好“继续革命”了，我们一边割，一边讲笑话。高二的大哥哥懂得一些奇奇怪怪的对联，像“岺顶鹰鸣，酩酊兵丁停亭听；山间雁返，懒慢蛮番挽弹弹。”，“屋笃鹿独宿，溪西鸡齐啼。”等等，令我们忘记了当时的劳累。

几天后，我们开始四個男生一起自己烧饭。没想到，烧稻草的灶并不像城里的烧煤饼的炉子听使唤，我们不是被薫得眼泪直流，就是烧焦了锅。再加上我们老是忘记挑水，水缸里经常是干干的。真是“三个和尚沒水喝”，何况还是四个呢，我们只有临时到江边吸水了。雨季來了，我們這些從不居安思危的男孩，一下子不知道该怎么办，因为江流变得黄黄的想黄河一样没法食用。后來只有又各自分散到社員家。我到了梁宝生家里，他们一家七口，上有老奶奶，下有两个儿子两个女儿，加上夫妻倆。梁宝生是当地的“土工程師”，曾经参加过大围水坝的工程建设，在社员中有很高的威信。我们插队的第二年他才从水坝回生产队，老队长退休了，大家都选举他当生产队长。老奶奶也六十岁了，但身体还挺健康的。她很能干，在河里摸魚蝦是一把手。现在加上我一共八口子，每日三顿全是她老人家张罗。社员们都說我好福气，落在好人家。在老奶奶的眼里，我成了她的小儿子。梁姓在这里也有几十人，再加上其他公社，其他大队的远亲近戚实在不少。每逢婚娶丧嫁都少不了我的份儿。我常常想，虽然远离了广州的家，但我卻非常幸运地在这里重新获得另一个溫暖的家。

生活在这“祖国的南方前哨”，沒想到一晃就是四个年头。两个高中的大哥哥都离开了，一个去了香港，一个是独子搞回广州去了。只剩下我和一个同班同学。在這些幸福、喜悅、泪水、忧愁相互交织的岁月里，我们每天和社员们起早贪黑地在大沙田里干活。他们手把手地教我们各种农活，带领我们经历了春耕春种、夏收夏种和秋收冬耘的磨炼。我们学会了分辨秕草与禾苗；学会了怎样下种子和插秧；学会怎样正确地使用鐮刀收割；学会了搖船撑艇；学会了看风云测气候；学会了掌握时令管理农田。在这些“战天斗地，晒黑皮肤炼紅心”的日子里，我们才真真正正地体会到“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真谛。为了答谢贫下中农的关怀和照顾，我们办起了夜校，把自己仅有知识識教給那些无法上学的青年。我明白自己墨水少，只有不停的读书來充实自己。我向民办教师借來课本学习，还教他们唱歌，唱样板戏，把夜校办得有声有色。从此乡村的夜晚再也不寂静，到处都充满了笑声和歌声。努力的工作和真誠的奉献贏得了贫下中农的肯定，我连续几年被评为先进生产者。尽管生活并不富裕，年終分紅也一年不如一年，家里也不得不每月給我们寄來生活费，但“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指导思想总是引领着这帮“知识青年”生活在这块辽阔的土地上。

一九七三年，县里传来第一批招工的喜讯。回城的希望像一颗天外陨石一样冲击着“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平静水塘。从来沒有想过能回城工作的知识青年在心中纷纷燃起归家的热望。大队推荐我和一位从县城下乡的知青当第一批到县城工作的候选人。贫下中农的信任，知青农友的祝贺，使我激动万分，踌躇满志。正当我沐浴在幸运之神的宠眷中时，“政审不及格”这把无情的匕首戳破了幻梦的面紗，我因家庭出身不好而被刷了下來。这把并不陌生的匕首，它总是在我充滿希望的时候不经意地显露一下自己的权柄：当我报考初中时；报考广东省话剧团少年組时；以及在文化革命中的种种遭遇……我不禁想起罗蒙索夫的诗句：“我是这样含着辛酸的眼泪，怀着滿腔的哀愁，祈求您的恩賜，我们美好的情愿也是这样地永远为您所欺骗。”

“政审不及格”，“黑七类”的消息不胫而走，随伴而來的便是人们奇异的耳語和目光。生活的旋律一下子全变了调，我像一個传染病患者一样躲避着別人异样的目光。我的三同戶梁宝生一家向我伸出同情的手，他们关心我，鼓励我。但一切却爱莫难助，夜校不得不停课了，乡村的夜也回复了当年的宁静。每个晚上，我静静地躺卧在床上反復地思考着那一首“知青的歌”：“什麽青春似火，什麽高超理想，順光阴消逝而灭破……”就这样一星期，一个月过去了，不知不觉之间过了半年这种充滿了茫然的思虑和日渐增加担忧的奇怪而沉默的生活。这时，一位一九六五年下放到别的生产队的老知青借給我一本“诗词论释”。他从前在广州图书馆当过管理员，他因为家庭成分不好而被动员上山下乡。他对我说：“这里面应该有你需要的东西，希望能帮了你的忙。”晚上，我在煤油灯下，翻阅这本厚厚的诗词。一首首失意、沦落的诗词充填了我那被撕裂的心。我读得爱不释手，更从“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和“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中得到共鸣。我凭着肤浅的诗词学识，写下一首首自我解嘲自我欣赏的灰色诗词：“无题”，“寄长兄”，“夜靜思”，“別羊城”及兩首“清平乐”。

正当我艰辛地独行在寂寞的沙漠里，一位好朋友为我转來了另一位知青朋友的来信：“窗外細雨绵绵，而屋里却很温暖。桌上插着一朵刚刚摘下来，深紅色的美人蕉花，上面还带着点点的雨珠。就是这朵花，将房间点缀得充滿着人间的春色。我久久地望着它，突然间，我想到，我現在不也在享受着人间的快乐吗？这样的快乐會经常在我们的生活中出现，只要您不要忽略它。”我反复地读了好几遍，终于，我在无边的荒漠里找到了一股甘泉。我还在黃維的“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和“采菊东篱下，悠然見南山”中觅到另一番感觉。我写下了“水乡四季”，“水乡黃昏”，“坦洲秋日”“夜阑静”等小诗。这些來自心灵深处的字字句句成了我在“日日难过日日过，处处无家处处家”的荒漠旅程中的亲密知己。

一九七六年，招工招生工作也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著。目送一个又一个朋友回城读书的读书，回城工作的工作，而我的希望也一次又一次地幻灭，我成了最後一个留在联胜大队的知青。曲終人散，我更加思念我的故城，我和泪写下了“忆真妃”和“捣练子”——一句句“无语問苍天，何处是归程？”

“噩梦醒來是早晨”，一九七六年五月十六日，我这个烫手山芋終于被光州市建筑工程公司捡了。半悲半喜，回到了阔別多年的五羊城。八年的知青生涯，也终于画下了休止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