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扯“命运”

在平常的生活中，在普通的民众中，常能听到这样的话：某人真是命好，某人真是命苦。细思之下，有时觉得亦然，有时又觉得惘然。像我这样的芸芸众生，脑门不发达，学识又浅陋，不思亦可安然度日，思了反而常常云里雾里，觉得太玄了，只能不停摇头。

说起命运，首先想到的竟是读过书的中国人都知道都敬仰的文天祥。文天祥从小饱读诗书，显然不是出身于饥寒交迫的贫苦人家；殿试时，皇帝亲自把他从第七名换成第一名（这当然应是他的文章写得既充满正气、忠君爱国，又文字漂亮），成为状元，这是何等的荣耀，应该说是他的命运太好了。可是他最后却被杀而死，只活了47岁。难道这一切都是命运之神的安排？是他命中注定寿缘只有47年？我想答案应是否定的，试想一下，他被俘以后，由于他崇高的声望、巨大的政治影响力，元朝的统治者曾多次许以高官厚禄，他当时如果答应了，应该绝不止只活47岁，就生存而言，他一定能生活得很优越。如此看来他最后的命运还是掌握在他自己的手中。我想命运一旦和信仰挂上钩，坚定的信仰是一定会战胜命运之手的。明末清初的夏完淳被俘被杀时，只有17岁。他的《别云间》充满了亡国之痛和壮志难酬的悲愤，“毅魄归来日，灵旗空际看”，坚定的信仰，让他毫不在意风华正茂的青春年华，毅然选择了死。在刑场上举行婚礼的周铁军，在监狱中受尽酷刑、已看到胜利曙光的江姐，不都是用生命去殉信仰的吗？

他们都是高山、都是人杰，人们只能仰止。那么一般芸芸众生呢？记得上山下乡时，几乎所有的知青都到农村去了，在哪里翻滚跌打，历经艰辛，后来在短时期内又一窟窿几乎全回城了。难道有那么多人在同一时期命运都一样？这些人回城后，或好或差都安排了工作，他们的基本生活不知彼在乡下强多少倍。而同样是因“文革”而回家务农的农村学生，却只能面朝黄土背朝天，继续他们的艰难生涯。难道是他们真的各方面都比回城的知青差？难道这就是命运注定？后来“高考”恢复了，他们中的不少人考上了大学，其中又有不少人在以后的岁月中，成为改革开放、搞活经济、振兴中华的梁柱之材。联想到本地在改革开放后，有几个头脑比较活络的农民，办起了私人小作坊，十多年二十多年后，他们都成了地方富豪。真的是考上大学、成为富豪的人命中注定有这一天？我想未必吧，试想如没有恢复高考的制度，没有允许办私人企业的政策，他们能有今天？他们或许也要弯腰弓背地在田地里滚一辈子。也有能考上大学的，因已有孩子，要养家糊口，要造房子（需劳动力），不是没有远见，而是实在不敢、也不能抽身去读书，只能仰天长叹，埋头苦干。

人生只有短短的几十年好时光，要想在这段时光里有所作为，看来还须遇上一个好时期。连余秋雨先生在看到王元化前辈“就学术文化研究而言，现在可能正在进入本世纪以来最好的时期”这句话时“眼睛一亮，后来不知默诵了多少遍”，小小平庸百姓当然不会去搞学术研究，但人生要想畅达、安乐，也需要遇上一个好时期，这点该是相同的。古人曰：“时也、命也、运也”，信然。

不过，时机再好，如果你不抓住，也是徒然——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当年高考刚恢复时，有些人将眼前利益看得太重了，于是只能沉沦一辈子，枉自嗟呀。当年农村开始搞小作坊时，不少人几乎也是白手起家，有些人明明有点钱，但因保守，怕失败，也就只能眼睁睁地看别人发家致富。还有一句话更重要——“机会是给有准备的人的”。当年高考刚恢复的前一两年，考起的差不多是平时喜欢看书的人，或许看的差不多是闲书，但也能说是一种积淀和准备吧；平时在看一些报纸、听一些广播、留意一些琐碎信息，也可说是一种准备吧。孟子曰：“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肌肤，空乏其身……”这不就是一种重要的准备吗？

不过又想到了一点，现在的富三代，他们一出生就生活在有钱人家，过着优裕的生活，享受良好的教学，如果能安安稳稳地生活，实实在在地做人，一辈子岂不风雨无愁，优哉，悠哉？安享人生之乐不正是大众所企盼的生活吗？不正是人生一辈子的平凡而正当的向往吗？这不又合了孔子的天命观——“生死有命，富贵在天”吗？

这不兜了一圈，又陷入了自相矛盾、难圆其说的境地，好在我没有钻牛角尖的癖好，没有研究的使命，想不出所以然，就撂在一边，去找另外的乐子吧。有人说“信命运论，不惟命运论”，这话真妙：一惟信命运论，到了极端，岂非不愿所为，毫无所为，只等命运使然；人生是个过程，成功往往是事在人为的结果，只有自强不息者的人生才是闪亮的，才是有滋味的。人生既要有担当，又要善于摆脱，只有这样，一生中才会有值得自豪的事，也只有这样，人生才能有超然洒脱的襟怀。朋友们，顺其自然，迎着风雨和阳光，向着美好的人生之路兼程吧！

2012、6、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