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姐之歌

我的二姐不喜欢忆苦思甜，更不喜欢痛说革命家史，昔日的“峥嵘岁月稠”她是绝不会谈得。但偶尔我还是从母亲哪里略知一二。据母亲讲，二姐从拜访地球之日开始，就和其他孩子有不同之处。几个月大的她坐在婴儿椅里，从来都不哭不闹。坐乏了，她就趴在椅子上面睡。垫着头的左手枕酸了，她就换右手枕，就这样不停地交换着手，可她就是不哭，直至大人把她抱起。有点像学生时代的我，在老师们抑扬顿挫讲解的催眠曲中，我听累了听乏了也常常爱趴在桌上睡。

当二姐5岁的时候，我们的父亲在不良医生治疗失误后，有一年多的时间就驻扎蹲点在市内那家知名的大医院里。医院离我们家很远，交通也不便。母亲隔三岔五得去看望和护理父亲。交通工具就是乘坐自己那不花一分一文钱的11路车（步行），每次母亲都是半夜才到家。

为了养活一家人，有时母亲还得和同族的一位婶娘一起在夜晚去湖泊河塘用罾搬鱼虾卖钱。那时我的大姐已到城里读书去了，周末才回家。

照料1岁的我和3岁的哥哥的艰巨任务就落在了我仅仅5岁的二姐肩上。二姐把我和哥哥都抱进一个大摇篮里使劲地摇。我常常会哭着要母亲，但哭了一会就睡着了。可我那宝贝哥哥却不依不饶，有时会拼命地一直哭到我母亲回来。在这之前哥哥曾经大病过一场，整整有两个月的时间，母亲没有睡过一个安眠觉，所以此时的哥哥特别地依恋母亲。当忙到深夜才回到家的母亲听到哥哥已哭哑的声音，以为是二姐睡着了没有摇我们。二姐委屈极了说：“我一直在摇，可是他就要哭，我也没有办法啊！”5岁的孩子正是躺在父母臂弯里撒娇的时候，可我5岁的二姐却在深夜里，坐在摇篮旁照料着自己的弟弟妹妹。可怜不用说，主要是二姐从小就显得特独立，特能干。

从3岁起，我就开始记事了。

春节到了，母亲在给孩子们换上新衣服的时候，也会按习俗给每个孩子压岁钱，我也不例外。记得那年春节，我穿的是一件蔚蓝色的背后扣的新罩衣，衣服前胸的右下角方有一个桃形的浅浅的小荷包。荷包上面分布着用红丝线绣的三个散开的字“小主人”。3岁的我还不懂钱有什么用，我就把那一元钱放进了我的小荷包里。

二姐见状思索了一下，告诉我那一元钱可以用来叠飞起来的纸飞机。我肯定喜欢啦，就连忙把自己荷包的一元钱递给了二姐。不一会儿，钱真的变成了纸飞机。纸飞机真的可以在空中飞起来，划上一道道美丽的弧线，我可开心啦！不知为什么，我的飞机飞得不见了，二姐说飞机飞上天了。哦，反正我也天天看见过天上飞着的飞机，我的飞机也能飞上天，那就让它飞上天吧，我才不哭呢！

过了几年，闲谈中，从母亲那里我才知道二姐当时怕我把钱弄丢了，用叠飞机的变戏法把钱还给了母亲。一元钱来自不易啊，那也是母亲串串汗珠换来的！7岁的二姐是不是有点鬼怪机灵的。

要说二姐机灵的事很多，但印象最深的还是那件事。

那是在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刚开始的那一年。我的亲舅舅因为他自己生病住院好长时间，我的舅母已经去世多年了，家里没有人照料，再加上舅舅的小女儿已经在我家生活几年了。几年前舅舅就把他家一口放好一点衣服的箱子存放在我们家里，舅舅的家庭成分是小商。

在毛主席《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书中，小商和中小学教员一样都属于小资产阶级，这小资产阶级又分为左中右派。此时舅舅被他们单位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的红卫兵小将们盯上了，硬是把我的舅舅划入了右派行列。

既然是右派，就得接受造反派们的管制，首先得老老实实地交代问题，就得抄家，抄出家里的封资修的东西。当造反派们去舅舅家抄家时，不但没有抄出封资修的证据，而且四个孩子就有两个寄住在亲戚家里。一家人都不能团圆，哪里还有什么封资修的东西。可造反派们不甘心，既然是右派那总该有些右派的东西，怎么比他们这些革命的左派还穷。造反派还真具有点像当年国民政府的军统和中统的特工人员般的本领，知道了我的舅舅有一口箱子放在我们家，这下造反派们来劲了。

当年年底，我的哥哥姐姐们都凭着一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串联证到我们伟大祖国的首都等地串联去了，还没有回来。那张革命大串联证比我们现在公安局办案人员的工作证还管用，无论是坐火车，还是吃饭住店都可以免费，畅通无阻。有了这张革命大串联证，革命小将们就可以走遍祖国的长城内外大江南北，饱阅祖国的大好锦绣河山。

舅舅单位的红卫兵造反派们一行十多人，每人骑着一辆自行车，浩浩荡荡地就像《敌后武工队里》的汉奸们的阵势，高举着造反派的大旗来到了我们家。还好造反派们知道我们家是根红叶正的贫下中农，只是打开了舅舅放在我们家的那口箱子进行财产登记，然后把舅舅的箱子连同衣物一起拿走了。我们家的东西，他们没敢动。

舅舅单位的那些人真可恨，他们还找我们生产队的政治队长，调查我舅舅有没有把城里的商品拿到我们这里来出售。真搞笑！我们生活在一个富饶美丽的鱼米之乡，鸡鸭鱼肉、瓜果蔬菜样样俱全，我们这里的水产品很早就用火车运到广州等地销售。调查的结果就不用说了，那肯定是没有。

那时我们湾子里有个和我二姐一样大的女孩子，我的二姐已经初中毕业了，可原本和我二姐同时进校读书的她，此时还是个小学三年级的学生。年龄较大的她，家庭成分是贫农，加上她母亲是妇女队长，我们当地的造反派就要她把我们湾子里的小学生们组织起来，也成立一个小学生的红卫兵组织。那个女孩自然就是小学生红卫兵的头头，谁有没有资格就她说了算。在我们家生活多年，还是小学生的舅舅的小女儿我的表姐就受到了牵连。那个女孩就说表姐家不是无产阶级，是资产阶级的家庭。资产阶级家庭的孩子，是不可能加入红卫兵组织的。

正在这决定大是大非问题的关键时候，我的二姐串联回来了。她听说后，立即找到那个女孩，和她一起学习《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告诉她小商和小贩差不多，都是卖东西的。只是小贩挑着卖东西，小商在家里卖东西。说了一会，那个女孩竟相信了，没有再为难我的表姐。小商和小贩哪里一样？我的二姐只是当时为了保护我的表姐，急中生智想出的办法。

除了机智，二姐非常聪明能干。

小学一年级，才6岁的二姐就独自到离家近十里的学校去读书。还参加了市级的普通话比赛，为她们学校拿回了二等奖，不用说年年肯定被评为好学生。

7岁，二姐纺的麻线比一般的大人纺的质量要好得多。

8岁，二姐擀的面条擀得又圆又均匀，薄薄的，干湿适中，一点皮都没有破。年龄见长，厨艺跟着长进。二姐包的饺子、做的包子，花卷无论样式，还是味道都不比专业的厨师们差，烹饪的菜肴更是色香味俱全。

9岁，二姐会手工缝制衣服，技艺不比专业人士们差。随着年龄地增长，二姐不仅会缝制衣服，而且还会自己设计衣服的样式。她设计的衣服款式新颖，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可以跟市场上那琳琅满目的衣服媲美。她亲自设计和缝制的儿童服装更是别出心裁。衣服的这个地方用布贴缝上一个可爱的卡通动物图形，那个地方绣上一朵美丽的树木花卉，让人爱不释手，小孩见之更是拍手叫好。我大姐的孩子、哥哥的孩子和我儿子小时候好多衣服都是我二姐做的。就连我嫂子的亲妹妹出嫁时，硬是要我二姐帮她设计裁剪几件衣服。同事熟人就更不用说了，找她裁衣服缝衣服的人那真是络绎不绝。可千万不要以为我的二姐就是个裁缝，不是，这只是她多面手中的冰山一角。二姐能干着呢？

初中毕业后，二姐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成了广阔天地里的一名下乡知识青年。二姐开会时的记录又详细又整洁，而且一手字又写得漂亮。二姐的开会记录成为考核数以万计知识青年中的佼佼者。加上她吃苦耐劳，重活脏活抢着干，晴天一身汗，雨天一身泥。不久，二姐就被调到了机关一个重要的部门工作了。在工作之余，姐姐又学会了速记、打字、摄影，坚持练书法，成了一名一专多能的多面手。后来，她又边工作边进行业余学习。每次统考，她的考试成绩都在90分以上。这样，二姐的专业知识更扎实了，学历也提高了。

在日后调入区级单位后，工作起来更是得心应手，游刃有余。有好几年，区里开什么代表大会，二姐就兼任着摄影师的重任。有些参加开会的熟人见了我就兴奋地告诉我，我的二姐在会场上如何如何风光。

工作之余，二姐还会去参加一些兴趣活动。她曾在她们系统的市级京剧大赛中获得第一名奖。在市级电视台录制的才艺大展示的节目中，二姐双手同时泼墨挥毫。我的二姐是不是很能干！

二姐不仅能干，而且非常乐于助人。

计划经济年代里，很多日常用品是需要凭票证才能买得到，而且每家每户每个人都是有一定限量的。二姐有个叫叶翠的女同学，是家里的独生女。按当时的政策，完全是可以留城的。好多不愿去农村的人，正千方百计地找门路要医生给自己开个有神经病的证明，为的就是不下放。

温室里培养不出万年松，院子里训练不出千里马。革命小将叶翠同学坚决不做温室里的花朵，要把自己那颗火红的心和满腔的热血贡献给壮丽的共产主义事业。到农村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再说农村多美丽啊！广阔天地里，一望无际的田野，麦浪滚滚，稻花飘香，抬头仰望，蓝蓝的天上白云飘。

最后，叶翠同学如愿以偿。

到了农村，叶翠同学一看，真是和想象中的有着天壤之别啊！烧火做饭叶翠同学不会还不用说，偏远的小山村里就连洗衣用的肥皂也没有卖的，女孩子每个月必用的卫生纸就更加无处可买。叶翠同学当初是雄心勃勃地奔赴革命大熔炉农村，准备在农村这个革命的大熔炉里经过千锤百炼把自己锤炼成一块合格的好钢，用在祖国社会主义建设最需要的地方。美好的理想瞬间化为肥皂泡了，一会儿就变得无影无踪。可是叶翠同学不愿意向自己的父母低头啊，怎么办，鸿雁传书，向我二姐求救来了。正好二姐把这封信给我看了，真是字字血、声声泪啊！急人之所急，需人之所需。二姐得给这个曾同为一个战壕的革命战友叶翠同学雪中去送炭啊！可是肥皂、卫生纸都要计划，花再多的钱也无处可买啊！二姐只得和我母亲商量，把我们家的肥皂卫生纸寄给叶翠。叶翠同学是高兴地如愿收到了非用不可的紧俏用品，可害苦咱们一家人啊！

在那个有成分论的年代。不用说一般人对成分不好的人尤其是对那些地富反右分子，心存芥蒂。有些熟人见之，都会嗓门提高怒目而视，甚至有人还会绕道而行。家人也常常回避，怕受牵连。我们湾子里有一个由地主地主婆的爷爷奶奶带大的男孩，长大回城后一直不愿回去看自己的爷爷奶奶。被他的父亲发了一通脾气说你这个没良心的，不用说是你的爷爷奶奶，就是你的保姆，你也应回去看看吧！这个男孩被骂哭了，说出了心里话，原来他政治上正在要求进步，想加入先进组织共产党。他想既然要加入中国共产党，首先就要和自己那剥削阶级的爷爷奶奶在政治上划清界限，最好与之决裂，怎么可以来往呢！好在这个男孩后来思想开了窍，也经常回家去看自己的爷爷奶奶了。这些话都是那个和我家关系较好的地主婆后来说给我母亲听的，千万不要以为我们家和地主婆家是亲戚，她只是我们的同族乡亲。至于那个男孩后来有没有入党，那我就不得而知了。

在那个唯成分论的年代，成分不好的人家连自己家的亲孙子都想避而不见，可我的二姐她就不这么认为。一次，已是中国共产党党员的二姐，骑自行车回家休息。在途中，二姐看见了这个被我们称之为伯母的地主婆，正有气无力地慢慢腾腾地向家里的方向走着。二姐立即下车，要地主婆坐在自己的自行车后。可地主婆是个非常明智之人，坚持不坐，还说怕影响二姐的前途。在二姐反复解释下，地主婆才不得已上了车。

事后，地主婆乘人不注意，从我家后门进去，亲自向我母亲致谢！

二姐有一个在区级单位任妇女干部的熟人，她的老公中了邪，也搞起了婚外恋。一次，这个妇女干部把她的老公捉奸在办公室，那个女人刹那间钻进了办公室的办公柜子里。慌乱中，那个女人的内裤的一部分被刚锁住的柜门夹住显露在柜门外。

女干部守在他老公的办公室里，想等那个女人出来好好地教训一番。可柜门已锁，钥匙连同他的老公都不知去向。拉也拉不出，钻也钻不动，难啊！女干部最终被人劝走了。

义愤填膺的女干部找到我二姐，要我二姐帮忙给她写一份离婚起诉书。宁可拆十座庙，不可毁一桩婚；鸳鸯劝和不劝分。二姐劝这个女干部先冷静冷静。

冷静后的女干部最后和她的老公冰释前嫌和好如初了。感谢的话就不用说啦，最起码二姐为和谐社会尽了一份力吧！

说到这里，我二姐可是个大美人哦！一米六三的个子，不胖不瘦的身材，连同她那一对长长的辫子，年轻的时候走在路上回头率绝对是百分之百。一次，二姐走在路上，一个并不认识的老太婆硬是走到二姐身边，上下打量一番后，还一边用手把我二姐从头到脚抚摸了一遍。说你这姑娘怎么就长得这般可爱呢？

改革开放的那年，黑压压的人都围在那一台十二英寸的黑白电视机前观看越剧《红楼梦》。扮演林黛玉的王文娟一出场，立即引来一些人的惊叫，说是王文娟太像我二姐啦！漂亮吧！

我高中时候，我的几个同学在某一天很是高兴地告诉我，说她们什么时候什么地点碰见了我二姐，那兴奋地程度不亚于今人碰到了自己追的某个名人。

二姐多年前去过我单位一次，至今我的同事还常常说起我二姐怎么怎么漂亮，怎么怎么气质高雅。

现在的二姐，不可能漂亮依旧。但能干的二姐，似乎比以前更多才多艺了。学会了弹钢琴，不但自己能弹奏出一支支动听的歌曲，而且还教会了她那几岁的小孙女。每次亲朋好友相逢，二姐的孙女就会主动的给客人们弹奏几曲，赢得阵阵掌声。除了弹钢琴，二姐还学会了泥塑。泥塑的像，栩栩如生，和真人没有多大区别。二姐还有很多很多才艺，在这里就不说了。

真心希望我的二姐不要太累，多注意自己的身体，快快乐乐地过好每一天，永远健康，永远愉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