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一种——谈谈写作

我有位同事，老夫子六十多岁，主讲中国现当代文学。讲文学史难免地就要评价作家作品，一般学文科的人都感性，该夫子感性的一塌糊涂，因此不少作家作品被其批的体无完肤。长此以往学生不乐意了，就有了几个刺头在课上提议夫子也著书立说，一扫那些所谓作家的颜面。我那时候不过二十五六岁，但夫子真诚地请教我该如何应对窘境。我建议他用钱钟书的话打发一下学生也就算了，就给他们说，“鸡蛋好不好吃，最有评价资格的还是吃鸡蛋的人”。我在给夫子作以上建议的时候忽略了一些客观因素，说文科生感性估计没有错，但夫子于所有作家作品的感性认知是全盘否定，即认为见之于文学史上的作家都是不合格的，作品都是肤浅的。否则学生也不会找他的晦气。

夫子到底没有听从我的建议，而是当真写了起来，我也很快成了那几个刺头学生的间接受害者。夫子不会用电脑，下笔为文之后屡遭退稿，理由多为“本刊只接收电子档”。夫子不忍大作不见天日，终日向我宣扬其著作早晚是要盖棺作枕的，当然盖棺作枕的下场一样是不见天日。夫子的著作下场尚未可知，我却首先不见了天日，因为除了上课之外我只好窝在宿舍里将夫子的大作输进电脑。

在输夫子大作的日子里我备受煎熬。其一是因为夫子的大作实在无法恭维；其二是夫子以每天一包小贡的代价作为我辛苦的酬劳，而我当时正在戒烟。我输的那个作品是一个散文集，回忆性质的。夫子深刻地回忆了在“文革”中自己饱受的不公正待遇，主要的是在如此不公正待遇下自己是如何坚持写作的。如果说清洁工的工作是用扫帚在大马路上挥毫，和齐白石用毛笔在宣纸上写意有类比的可能性，我们当然可以说“齐白石和清洁工是一样一样一样的”。但是夫子在“文革”中得工作和写作实在类比不起来，因为他不止一次向我提起，“文革”十年他是在农村老家“拾粪”。这里我稍作解释，“拾粪”就是背着一个特别编制的框子——我们老家叫“粪箕子”——手里拎把粪扒子，见到动物粪便不管是热气腾腾的还是已经风干呈饼装的，就把粪箕子的口对准粪便，用粪扒子一勾，那坨粪便就乖乖地躺倒粪箕子里了。然后重新将粪箕子背到背上，继续寻找下一目标。由此可以看出此过程真的与写作毫无类比的可能，所以我不能昧着良心说：“拾粪人和作家是一样一样一样的”。

说了那么多废话，我只是想说，写作是需要以兴趣为基础的，这与你读到的其他人的作品无涉。你可以完全不认同作者的所思所想，但这不能证明你的所思所想落到纸上就会高明一些。而且问题是作品在非小说的情况下还是要以真实的生活依据为基础，你不能因为出于赌气式的标榜就拔高了生活的主题。何况拾粪和写作确实是相差太多的两回事。

夫子的大作变成我辛苦劳作之后的电子档后依然惨遭退稿，编辑在回邮里说了很多委婉的话，我只得将邮件修改的更加委婉才敢打印出来呈给夫子。我想这下他该死心了，孰料夫子看过素未谋面的编辑加上我冥思苦想捏造出来的退稿理由后恍然大悟，我的心还没放下来，夫子已经激动的不能自已，追着我解释，我在代他投稿的时候忽略了一个很重要的细节。我愕然，夫子进而解释，你应该注明作者是一所著名高校的教授。我自然无法赞同他的话，写作这件事好像与学历也无涉。面对迂到可爱的他我自然无法直白地说出来，我只好再次昧着良心帮他再投一次，并且自作聪明地加上了作者是一所著名高校的“文学”教授。如你所知，我们文学教授的大作再次被退。

我自己也偶尔写写东西，完全是兴趣使然，写的好与坏我自己无从知道，写出来了就贴到空间里。我从未想过要去投稿，因为我不需要稿费来贴补生活，也没有成为作家的野心赢得多大的名声。至今我的学生还没有提议我也去著书立说，扫扫某些知名作家的颜面，因为我对作家作品的评价尚算公允，不会激起学生的义愤。当然你也可以认为我是心虚，明知道自己写的烂所以不敢拿出来丢人。如果你真是这样认为的，我也赞成你的说法。因为作为一个写作者，我认为最为重要的素质就是要有自嘲精神，首先你要把自己放在一无是处的位置上才能潜心说出自己的心声。虽然我也如你认为的一样觉得自己写的烂，但是我觉得我写的东西尚可入眼，毕竟我多少有那么一点自嘲精神。

我有不少学生也写东西，有些人会拿来给我看，有些人虽然不拿来给我看也会发到网站上，然后某一天自己的作品被加精了，聊天的时候会有意无意地向我透露那个网站真不错，是搞纯文学的。我不知道他们当中有多少人写作是出于兴趣，我知道的是直至今日我的学生里还没有谁的文章在正经的刊物上发表过。我不会打击他们写作的积极性，但是我在不经意间还是会指出他们的不足。如果哪个学生最近聊哪个作家多一点，他的文章就明显地有这位作家的影子。为此我的学生倒是和我起过争执，他们部分人认为有某位作家的影子只是说明在文体风格上有学习的痕迹，这总比抄袭好。对此我持不同观点，之前有小郭同学抄袭庄师姐的事情，平心而论，如果庄师姐如果写的好为什么其作品的销量却只是小郭的N分之一呢？这就关乎到了文体风格。当然我是反对抄袭的，但是如果你看过著名作家张炜的《远山远河》，你就会发现那本书和奥地利作家施耐德尔的《睡眠兄弟》如出一辙。这也并不能阻止《远山远河》成为一部好的作品，这仍是文体风格的问题。

回过头来再说说我的老夫子同事，他后来自费出版了四部长篇小说，一部散文集，一部杂文集，据说花了十多万。出版后他送了一套书给我，那部散文集我是熟悉的，但是小说和杂文却还陌生。因为陌生所以就禁不住翻了翻，此老兄的行文风格是前半部分忆苦，但后半部分并不思甜，而是大骂造成其苦难的社会现实。他的大骂是直抒胸臆式的，带有浓烈的“方言体”特色，因为其骂人的脏话全是方言，这可算作其作品中唯一出彩的地方。由此我猜测他在课堂上也是以这种风格招呼那些赖在文学史教材里的作家们的。同时收到夫子作品的自然还有我们的学生，学生反应寥寥，毕竟现今的大学里都用厕纸，不会造成学生催促夫子出书以解厕所没纸的尴尬。因而我觉得写作还是需要那么一点天赋，文学怎么说也是艺术，如果人人耍得起来，那这种被耍的东东迟早会变成一坨粪箕子里的物件。我父亲那辈人人人都会排练“样板戏”，我笃定地认为“样板戏”就上升不到艺术的高度。退一万步说，在我父亲所处的那个时代它算不得艺术。

说到了“样板戏”就得说说“三突出”，写作是无法规定的，如果给写作这个活计加上框框，那写出来的东西绝好不到哪里去。我小时候有一个奇妙的经历，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会突然愣住，然后感觉周围的景物人影在之前的某个时刻一模一样的发生过。后来问过别人才知道大家或多或少都有类似经历，大家相互分享，都觉得有趣。但是后来我的导师将这种现象冠到“永劫回归”的名下，我就觉得没那么有趣了。即便所有人都有类似经历，但它对于每个人的感觉和意义完全不同，你以一个哲学命题将他框起来，它就失去了对于在这件事里每个生命个体的意义。而我作为一个生命个体，虽则并不崇高，还没有要去解放全天下三分之二人类的信念和理想，我也并不卑劣。我也认同要在实现个人价值的同时去创造一些社会价值，但是我首先还是关注自己的主观感受，和带给我如此感受的一些有意义的事。因为这些事于我自身而言是独特的。我想写作也不外乎此，作者要分享的正是这些异于别个个体的独特感受。如果非要在这个独特上加一个限制，我希望是没有。

以上我对我的导师将我的经历冠在“永劫回归”的名下提出了异议，这并不意味着我不尊敬他，事实上我不但尊敬他而且还很崇拜他。他的学术水平在我所研究的领域里绝对是首屈一指，当然还要放在全国这个大前提下。即便我毕业后和他还有那位夫子成为了同事，我对导师的敬仰依然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导师在研的课题很多，多到无法顾及一些写作邀约。大多数的导师都面临如此困惑，如此一来我们这班小字辈无奈只有替导师分忧。导师会召集我们讨论一下，然后各按特长分给你若干章节写将起来，最后由导师审阅定稿后交出去。而这些邀约大多是有酬劳的，导师也会念及弟子辛苦，分我们若干。我的若干有时会让我生气，因为它竟能用一个小信封装得下。我的一位高中同学，后来读研又在一个学校，不过她学的是生物科技，她每次的若干都要打卡，因为即便用航空信封依然装不下。但是我的气又生不起来，因为我那位同学是学理科的，而且是生物科技，他的导师经常要为一些卫生组织做实验或者研究一些疫苗。我无法得知我那位同学在看到自己写作的若干章节的内容出现在一本专著里的感觉，我的感觉是陌生，陌生到自己完全想不起来这些逻辑严密的论证是自己做出来的。后来在自己对自己的一再劝解下释然了，我的这种写作不过是在完成任务，动笔之前导师已经设定了内容的走向，我也不过是导师的传声筒罢了。我继而认定作为传声筒式的任务写作也要不得，而且这种写作让我的良心受了不少煎熬。导师的专著有不少是直接用作高校教材的，我的角色就是代他在某些领域说服后来的学习者。可惜那些用于说服他人的道理本身并不是我自己的，或者说这些道理能不能说服我自己还是个未知数。归根究底，这还是任务式写作惹的祸，我甚至觉得自己的行径比假道学还要可恶上千倍。

我对任务式写作的憎恨由来已久，还在读高中的时候，我们级组主任立志要提高我们的整体素质。他本人是教语文的，所以他要求全级组学生每天必须上交一篇不少于五百字的硬笔临帖、一篇不少于一千五百字的日记。暂且不说日记这个东西本来是写隐私用的，就是这个硬性规定很触了我的眉头。我坚信如果他是教数学的恐怕就会要求我们每天做N道习题，那样一来我会更吃不消。我当年就上交了一篇日记，在此篇日记里对级组主任的做法大肆非议，并直斥班主任和语文老师为何对此愚蠢的决定置若罔闻。之后我就再也没有对自己的素质负责，在同学们埋头练字或绞尽脑汁凑日记字数的时候跑到学校后山看课外书去了。

钱钟书先生在谈及他未曾完成的小说《百合心》的时候说过，作者总会认为自己的下一步作品会更好。我的同事老夫子肯定持相同观点，并且已经将其升华到了未曾写作过的自己写出的东西肯定会前无古人的好。如果钱老先生在世的话，估计都得劝他，“年轻人，要切记，没有最好，只有更好”。我不甚了然如今还有多少写作者持有类似观点。坚持是无可厚非的，但是端正态度，认清自己的水平至关重要。有很多写作者认为自己读的书多，并以此作为自己一定写的好的依据。我又要泼点冷水了，我本人读的书比一般人多那么一点，但是写作水平也没见得比一般人好。写的好的作者读书一定多，但这个命题的反命题的确难以成立。我有一位朋友，我在他们学校实习的时候他正读大三。我很惊讶他作为一个学生可以住到教师公寓来，后来了解到因为他屡次与同学打架，学校出于无奈见了他家长，他父亲主动提出来可否让他儿子出去租房住。学校顾忌我这位朋友性格冲动，出于安全的考虑，建议他住到教师公寓来，但是住宿费必须按市价交。至于他和同学冲突的原因我在之后的交往中也逐渐知道了个大概。我这位朋友酷爱读书，古今中外的大家名作全在其涉猎范围之内。而在阅读过程中每读到以作家作品便倾情赞美，誉之为罕见出其右者。由此可以看出我这位朋友与我那位夫子同事恰恰是两类人。时日一久，同学质询，上周你谓凯鲁亚克为最优秀的作家，今日却说卡尔维诺是写界魁首，二人相较如何？我这位朋友起先以“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搪塞。可惜他没有吸取教训，不久杜拉斯又加入了战团。被众多文人因为自己的赞美而扰到不胜其烦的时候，我的朋友选择了诉诸武力。在这一点上这位朋友和夫子同事倒是有了点相似之处，他们总是想以自己的弱点来证明自己其实很强。我的这位朋友虽然是被学校赶出了宿舍，但据我所知他屡次与同学因某位作家发生冲突的时候，直接后果往往是他的眼睛被封，鼻子出血。 我这位朋友和夫子还有另外一个相似之处，就是他也写东西。如果说夫子的写作是刺头学生逼出来的，我这位朋友却是真心实意地热爱写作。难能可贵的是在电脑盛行的时代他也是用纸笔写作，我不大敢和他聊写作的话题，唯恐有朝一日重蹈替他输大作的覆辙。虽然这个暗藏的炸弹一直没响，但是他的大作我倒是拜读过，一页稿纸五百个格子，刨去标点符和段首段末，不夸张地说，一页纸上平均会出现五到六个“某某作家说”。或许我太鄙陋，无法领略这位仁兄代圣人立言的苦心。我只是觉得，那些个作家在作品中表达的意境是因作品的环境应景而生，那些话语是属于特有的作品的，而已不属于作家本人。即便代表作家本人，也没必要由他人将之焖在一个锅里炒成一道大杂烩。所幸被炒的作家并不知情，无法从格子里跳出来和我那位仁兄动手，如果有那么一点现实的可能性，我保证结果依然会是我的仁兄眼睛被封，鼻子出血。

写作来不得卖弄，尤其是在信息如此爆炸的年代。读者早已不再买“某某作家说”的帐。我们在某某作家的作品获得的应该是与之心灵的感应，由此而得到的阅读愉悦。或使我们在彼此思维的碰撞中觅得一些智慧的火花，在主观体验偶有契合点的当口表达出来，我想这才是写作的正途。否则我们记得很多“某某作家说”，或者行文至某一处记得不切实再去翻检作家所说，这应当不是写作之道。虽然不存在眼睛被封，鼻子出血的危险，但仍脱不了卖弄之嫌。即便脱了这层干系，写作者的主观体验估计也不如我被导师面授机宜来的真切。如果说我的可恶是假道学的上千倍，那么如此卖弄也起码应该是假道学的上百倍。

絮絮叨叨说了这么多，我稍微卖弄一下，我本人受叔本华的悲情主义哲学观影响甚重，凡事于我从意志第一定律来考量，我总是持悲观的态度。写作于我仍只是兴趣，但我不能强求我这个个体之外的任何人把它也当做一个兴趣去经营。总有人会赌气写作、任务写作、卖弄写作。反正存在必有其道理吧，不管怎么说看到我的这样一篇东西，即使你暴跳如雷你又能奈我何，反正我也不会眼睛被封，鼻子出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