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宽容》想到的

《宽容》——这部由亨德里克•威廉•房龙先生于八十七年前所写的巨著，我终于读完了。掩卷之后，我不禁陷入了沉思。

我首先想到的，是为何《宽容》这样的作品，不是诞生在我们这片古老的土地，而是问世于大洋彼岸。经过沉痛的思考，我不得不作出以下结论：我们国家五千年的文明史，是一个不断束缚人性的历史；而西方社会近两千年的发展史，是一个不断解放人性的历史。仅仅是两字之差，却是天壤之别。我当然不敢说自己的结论能有多大的可信度，甚至于我更希望自己的结论完全是无稽之谈，但这都远远偏离事实。

当我看到伊拉斯谟、拉伯雷、蒙田、阿米尼乌斯、布鲁诺、斯宾诺莎、伏尔泰、莱辛、托马斯•潘恩这些西方哲人为人类的自由和宽容事业做出巨大贡献时，眼前不由出现了一些圣贤：他们一个个穿着宽袍大褂，板着一副道貌岸然的脸孔，面对一群面无表情的愚民，宣讲着僵硬死板的仁义道德。据说他们是我们这个国家的瑰宝，他们的名字分别叫作：孔子、孟子、荀卿、董仲舒、程颢、程颐、朱熹、陆九渊、王阳明。也许，他们是伟大的，只可惜我们九成以上的信徒，都难以理解那些高深莫测的理论之真谛。我们只是记住了一些呆板的教条和一套莫名其妙的规矩，于是我们开始分化成三种人：第一种是极少数的君子，他们严格按照君子的标准为人处世；第二种是普遍的伪君子，他们懂得圣贤的教导，但经不住现实利益的诱惑，却又不肯撕下君子的面具，所以他们干起了“当面是人，背后是鬼”的龌龊勾当；第三种是麻木的大多数，他们不懂道德文章，只求苟活于世，刻板的坚守着古已有之的条条框框，勤劳的忙碌于赖以果腹的一亩三分地，如果没有必要从不主动思考，只要有口饭吃永远老实听话。不管喜欢与否，这就是历史的真实。自古以来，统治者对儒家这套章程欣赏备至并且不断强化，老百姓基本懵懵懂懂好像也无多少牢骚。百姓实在被逼上了绝路，也会打杀一番，然后再急忙给自己找个新主子。于是，姓杨的地主换成了姓李的地主，姓李的地主又换成姓赵的地主，周而复始，无穷尽也。但终究是换汤不换药，从来没有真正的改变。

当然，上述情况不是最悲哀的。毕竟，那都是陈芝麻烂谷子的事了。最悲哀的，是我们这些兜里揣着iPhone手机、手里拎着iPad电脑的现代人，根本不知道真正的自由、宽容、科学、理性为何物。或者说，仅懂得一些皮毛，却不能理解其内涵，更不要说为之付出自己的努力了。我们可以永无休止的观看那些腻腻歪歪的宫廷闹剧，可以自欺欺人的欣赏那些胡诌瞎扯的穿越小说，可以在虚拟游戏里争强称霸，可以在网络聊天中醉生梦死，但我们似乎永远没有时间静下心来，审视一下自己空虚的思想，反思一下自己罪恶的灵魂。当祖国因黄岩岛事件跟菲律宾对峙时，我们有的只是愤怒；当身边有人费劲周折拿到美国绿卡时，我们有的只是羡慕。我们为何不想一想，除了愤怒和羡慕，是否还有其他事情可做？愤怒不是解决问题的最好办法，羡慕只是逃避问题的一剂苦药。唯有脚踏实地的做些切实的工作，才是真正的出路。

自由就像天上的馅饼，绝不会平白无故掉到哪个人的口袋里的；宽容也绝非可怜的乞丐，会饥不择食的向你伸出奴颜婢膝的饭钵。而没有自由与宽容的土壤，是绝不会长出科学与理性这样的参天大树的。

美国总统肯尼迪曾在就职演说中说过这样一段话：“同胞们：不要问你们的国家能为你们做些什么，而要问你们能为国家做些什么。”

我也想照猫画虎的学一句：“同胞们：不要问我们的祖国能否赐予我们自由与宽容，而要问我们自己能为国家的自由和宽容事业做些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