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中的那些事

1．共同的名字

小时候家里很穷，全家共十一口人，有爸妈、姥姥和我们姐弟八个。而唯一的经济收入，就是爸的工资，约六十元左右。

我们穿的衣裳都是妈用最便宜的布做的，冬天的棉袄补丁摞补丁，还不是开着花。衣裤都是中式的，颜色或黑或蓝。

对于棉袄，我记忆最深的是棉袄袖子，小时候不知道干净，有了鼻涕就往袖子上一蹭，久而久之，棉袄袖子的前半截，就变得像人造革一样又黑又亮。虽然年年拆洗，却是年年又黑又亮。

由于穷，我们的衣裳只有两个季节，那就是随季节的变化由棉袄换单衣，再由单衣换棉袄，而且每人只有棉的单的各一套，绝无富裕。

每年的晚春或初夏，热得不行了，才脱下棉衣换单衣，单衣也是中式的，一概的黑色或蓝色。对单衣我记忆最深的是袖子和前襟，袖子的前半截跟棉袄一样，在鼻涕、汗水、尘土交加之下，照例是不断的变成又黑又亮的人造革。

单衣的前襟，则由于功能太多，总是先糟掉下半截。衣服的前襟，在洗完手的时侯，它就是手巾；出汗时它就是擦汗巾；玩儿的时候，如果有石头子儿、杏核儿、蜜枣核儿等等的玩意儿，两只手拿不了的时候，它就是包袱皮儿；假如哪个大人偶尔高兴，给块滚烫的煮白薯或给点儿湿漉漉的煮花生，给点儿白薯干，那真是忙不迭的拢起前襟去兜。赶上爸妈在旁边，也一定会说：“快拿袄兜着”！这前襟用处如此之多，难怪它总是在别处还好好儿的时候就先糟掉了。

每件单衣，有时棉衣也是，总是要补几次前襟，或者说是要换几次前襟的下半截儿。到了1974年我二十岁，前襟的命运仍无改变，只是那时多了一件好一点的替换衣，以至于把烂掉前襟的衣裳，带到了插队去的农村，当做干活儿时的工作服，当地农民都感叹：“城里人居然会有这么穷的”！

小时候我们的穿着就是这样，因此，我们一家在村子里，有一个共同的名字“老花子”。

老花子不仅在于穿，还在于吃。我的儿时正是自然灾害时期，据说国家为了防灾，要存很多年的粮食，而分配给居民的粮食，总是最早库存的陈粮。我的儿时尽吃苦棒子面，因此，对这种说法我深信不疑。

苦棒子面其实就是发过霉的棒子面，在当时那种食不果腹的情况下，仍是难以下咽，可是不吃又没别的可吃，只好硬往下咽，最难吃的是苦棒子面窝头，味道苦似黄连，苦棒子面粥还好咽一些，所以，我的对策就是少吃窝头多喝粥。

因为穷每月的日子妈都要算计着过，那是粮食实行定量，每人每月由国家发粮票限制食量和种类。粮票有面票、米票、粗粮票三种，按比例发放，没有粮票是买不到粮食的。

为了让有限的钱糊住十一张口，妈必须精打细算，我们只能吃最便宜的粮食，白面最贵，米居中，棒子面最便宜，我们就只能吃棒子面，苦棒子面也得吃，而把米面票大部分，跟别人换成粗粮票，好去买便宜的棒子面。

留下的少量米面票干什么用呢？这是为全家最小的那个孩子留的。蒸窝头时，为最小的一个孩子蒸一个馒头，放在窝头的正中间，正如全家对这最小的孩子众星捧月一样，窝头对馒头也是众星捧月。吃饭时谁要是分到了粘上一层馒头皮的窝头，都会觉得很幸运，能解点儿馋。

有时候妈一发话，让自己拿窝头，我总是忘不了小心翼翼的往下掰，企盼着多粘下一点儿馒头皮儿，好解解馋。但是，轮到众窝头中间是一小碗米饭的时候，因为有碗隔着，我们就沾不上光了，只剩下流口水的份儿了。

那时妈有一个小筐，里面总藏着一两个窝头，筐总是挂在房柁上，我们几个略小的孩子，常常跟在妈身后，拉衣襟拽裤子，妈走到哪儿，我们跟到哪儿。也不管妈干什么，老是一边跟着拽着，一边哼哼，直到妈摘下小筐，给每个人掰一小块儿窝头，才能让妈清静一会儿。过不了多久，我们又饿了，就又跟着哼哼，开始了新一轮的围攻。遇到妈烦心的时候，哼哼换来的就不是一小块儿窝头了，而是连骂带打的被轰到一边去了，每到这时，我们就都黔驴技穷再不敢上前，妈就可能清净一天。不过，第二天我们就忘了前一天的事，照例是肚子一饿就跟着哼哼，锲而不舍的磨那一小块儿窝头。这样的时日大约伴随了我的整个儿童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