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余叔这三十年

三十年前，老余叔二十七岁，二十七岁的老余叔，那时在村里算得上一个大龄青年。那年，老余叔终于要结婚了；那年，我还不到五岁。

我只记得老余叔结婚时向我的父亲借裤子穿的情形。我的父亲那时有一条华达呢的裤子，藏青色的，是当兵的舅舅从昆明寄回来的布料，找裁缝做的。平时也舍不得穿，总是被我的母亲叠得很整齐的压在箱底。所以，当老余叔来借时，我的母亲从箱底小心翼翼的把那条裤子抽了出来，抖开，一股樟脑丸的气味便扑鼻而来。我至今不用樟脑丸，也许就和当年的记忆有关。老余叔接过来那条裤子，我看他侧着脸，白净的脸上升起了一朵红云，一副很害羞的样子。母亲还安慰他，今天穿伸展点，早点去接新娘子回来啊。

后来我长大了，才知道当年的老余叔为什么老不结婚。

老余叔是一个老牌子高中生，不仅会吹笛子、口琴、拉二胡，还擅长讲故事。我记得那时村上流行听老余叔讲故事。老余叔那时有个收音机，是从收荒的那儿买来的，非常便宜。每天他都会听评书。什么岳飞传、杨家将、慈禧太后，也许还有一只绣花鞋什么的，只要老余叔听了后，他就能记下来，当然，除了这个，老余叔还爱看书。然后在某一个晚上，大家把他请到一个大院里，为他泡上一杯茶，还有调皮的年轻人为他准备一块四方木头，当作惊堂木。这样，院里一圈黑压压的观众，老余叔的评书就开始了。老余叔的评书讲的很好，声音、气势、手势，情节也很精彩，整个院子里都静悄悄的，偶尔有人咳嗽一声都会有人小声干涉：别出声。到了最精彩的地方，老余叔惊堂木一拍，“啪”的一声，吓人一跳，“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于是大家才醒悟过来一般，笑着，口中说着“下次可早点讲给我们听啊，”有的性急的人还抱怨说“老是卖关子，继续讲不就得了？”边散了。

老余叔虽说在村上算得上一个人才，一个另类的人才，可是他身体单薄，力气不大，干农活也是稀松的很。这样的人在村里是被人看不起的，有点不务正业的味道。加之老余叔的母亲常年吃药，家底子很薄，所以很多姑娘都看不上老余叔。老余叔也看不上很多姑娘，在他眼里，他还想找个志同道合的人呢。所以，婚事就这样耽搁下来。在老余叔二十七岁的时候，老余叔终于结婚了，找了个寡妇，曾经在县川剧团煮饭的一个女人，也算是和艺术沾了点边吧。

老余叔结婚的时候住在茅草房里，这点我记得很清楚。当年我还为他的崭新的房顶设想过，我曾经想要把他的房顶设想成一朵大大的蘑菇，当炊烟升起的时候，这朵蘑菇就会随了炊烟飞上天空。

我们的生活总是在不知不觉中发生着改变。

那时已经可以做点生意了，再不会被冠以投机倒把的帽子。邓大爷上台了，开放了，改革了，活了农村的面貌，也活了人们的心。

老余叔结婚后不久，开始卖起了豆油。那时的豆油，是用很大的塑料桶装着，横放在自行车的两边，卖的人就大声吆喝：豆油，买豆油啊！老余叔因为声音洪亮，还有他的豆油不加水，所以生意还不错。只是后来听说一个故事后大家都不怎么买散装豆油了。那个故事说的是有一个卖豆油的，卖到最后，居然在他的桶底发现了一枚小小的螺蛳！买豆油的人非常气愤，不停的逼问，最后这个卖豆油的人讲出来实情，因为来不及加井水，他看到沟渠里的水，于是加了些到豆油里，加的时候也不知道里边有螺蛳。这个故事一传，老余叔的豆油也卖不动了，加之那时瓶装豆油也多了起来也贵不了多少，所以老余叔只好放弃这门生意。

接下来，老余叔改卖活鱼活虾。每天早出晚归，到码头买了鱼虾，卖完后回家。这个生意也没做多久，等到农贸市场建起后，这个生意也做不动了。虽然做生意很辛苦，老余叔比以前黑瘦些，但他的精神很好，嘴里还经常哼一些流行歌曲。

村里已经实行了土地承包责任制，家家户户都干得热火朝天。人们除了干农活，还有很多空闲时间，生活也好了很多。我记得那时一向都闲不住的母亲，居然在夏天的时候也会和邻居闲聊上半天。这让我奇怪的同时，也很让我高兴，毕竟母亲能够不那么忙碌了啊。

老余叔的责任田几乎都是余婶婶一个人做了。余婶婶脾气很好，总是笑眯眯的。她很喜欢我，每次我过去借书时，总是塞一些好吃的给我。这让我非常感动。老余叔也一直很喜欢我，在他眼里，我聪明好学，有时他还考考我，当我答对了他就会哈哈的笑。

老余叔曾经养过海狸鼠，很遗憾，没有赚到钱。海狸鼠也象一阵风，一吹就吹跑了。老余叔还曾养过蝎子、土鳖虫，都是些很恐怖的东西，但都没养成功。

街上开始流行小理发店。老余叔开始做发胶、摩丝的生意。也不知从哪里学会的配方，自己配。我那时还小，也没留意，所以究竟老余叔的配方是怎样的，到现在我也没有搞清楚。只是这个生意也没做长久。大凡质量不过关的东西，终究会被市场淘汰，这是一条规律。

我开始在外地上学，只有放假的时候才回家。那年，是九十年代的初期。回到家中，母亲告诉我，老余叔修新房子了。我一听，头脑中立马想到那朵大大的蘑菇，也许它现在真的飞上天空了。母亲告诉我，老余叔这几年做水果生意发财了。他在本地收购柑橘，运到成都去卖，价格说不定会翻番，所以发了财。你不去看看你老余叔的新房子？母亲说。我说当然要去。

老余叔的新房红砖青瓦，是个“凹”字型结构，农村中俗称三间两转头。堂屋中摆着二十九寸的大彩电，木头的沙发，矮组合家具明净。余婶婶看到我，非常高兴，拉我坐在沙发上，给我拿苹果。我问余婶婶，现在老余叔还讲故事吗？余婶婶说早就不讲了，电视机都那么普及了，谁还听那个啊！我问老余叔还看书吗？余婶婶说，书都放发霉了。不知怎地，我心中有一些失落感。我很想和老余叔聊聊，可是很遗憾，直到我走，老余叔都不在家。

参加工作之后，我很少回家了。倒是母亲不时打电话给我，告诉我一些村上的新闻，例如谁家女儿嫁给谁了，谁家儿子娶了谁家的媳妇之类的。

时间进入了二十一世纪，余婶婶却在2000年年底的时候出了车祸，死了。我回到乡下，老余叔已经见老了，只是比别人白净些。老余叔很悲伤，一种强压着的悲伤。我没有和老余叔多说话，只是打了个招呼，因为他应酬很多。我找了个安静的角落，躲到了老余叔的书房。书架上书还真不少，中外古典名著、通俗话本，还有一些地摊上的低劣杂志。书看上去很新，只有那些杂志皱巴巴的。

去年端午节的时候，我回到乡下，参加老余叔的婚礼。

老余叔重新修了房子。现在的是一幢有些欧式风格的小楼房，只是给我的感觉是不中不洋。我喜欢的是他家的那种环境：院子两边是花草，院门口两株橘子树。老余叔家中装修的很好，家具也很新潮，现在也玩上了电脑。请人做了个网站，在网上发布销售信息，生意做得更火了。老余叔见到我，非常高兴，笑着给我介绍他的夫人。这是一个小他二十岁的女人，漂亮，穿金戴银，一股子傲气，用眼角的余光看看我，似乎出气都很粗的样子。我只是微笑着，点点头。我问老余叔除了做生意，还讲故事吗？还看书吗？还吹笛子、吹口琴、拉二胡吗？已经发胖的老余叔哈哈笑着，说，咳，谁还玩那些呀，我现在有空就打牌，麻将打五十，二七拾打二十。

我送了一幅花开富贵的十字绣给老余叔，已经装裱好，可以挂在墙上。我推说有事先走了，老余叔留我吃饭，我没有留下来。老余叔的家，也许以后我都不会再走进去了。走在路上，我突然有种失落的感觉，我忍住，泪，终于没有流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