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精神科医生的手记之一

题记：我曾经在精神科医院工作了四年余，其间接诊并医治过不少病人，在与他们朝夕相处的过程中，对他们中某些人的一些经历也会有所感受，其中也有一些也许是值得我们思考的东西，因而简单记之，不期望于人有益，但求能在自我良心中留下一丝痕迹。

彭飞华，过了这么多年，我还记得他的名字。

我做他的主管医生时，他已经是第二次住院了。在众多病人中，他其实也并不太特别，只是我认识他时却是在一年多前。那时他第一次住院，是在我们医院门诊的留观病房里，其时我刚毕业到医院工作，正好在门诊跟带教医生学习，而他正好是带教我的医生主管的病人，所以每天我去查房，都观察他一下。其时他的症状是常常自言自语，答非所问，我只是从病历上知道他叫彭飞华，十八岁。那时他由一位亲戚陪伴着，听说是他的阿姨什么的？不太清楚。由于留观病房的病人经主管医生同意后是可以由家属带着自由到医院附近走走的。可能由于觉得医院饭堂的饭菜贵吧，他们姨侄俩便几乎每餐都到医院附近的小食店里去吃饭。由于每天几乎都如此，以至后来和主管医生打声招呼就可以了，根本不用签同意书了。而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他每次出去都要戴一顶很大的草帽，无论是出太阳还是下雨天，从不改变。这就如他的病一样，你要想改变他自言自语的固执，几乎难于移泰山。至少那时我是如此觉得的，因为我几乎每天去查房，他都在那里独自说个不停，而对于我们的问题总是答非所问。后来可能是好了些了吧，因为三个月之后，我转到住院病房去上班了，而他不知在多久后也出院了。

我只希望他能康复，能继续上学。听说他在发病之前，学习成绩还是挺好的，我只希望不要因为一次疾病而毁了他的前途。

而不料，一年多后，我却再次遇到他了。他第二次入院了，而我正是他的主管医生。

这一次的症状较之上次，有过之而无不及。据我观察，这次他的自言自语症状更重了，要打断他的思维更难了，而他的目光更呆滞也更茫然。不同的是，这次他不戴帽了，因为在住院病房里，是不准戴帽的，要统一穿着。而且这次没有了家人的陪伴，因为这里是精神科的隔离病房。

记得他第一次住院时，他的衣服尽管也不算清洁，但至少我想他到了饭店里吃饭，别人也还可以接受。而这一次，没出两天，他的衣服已经污迹斑驳了。他的洗漱几乎没了主动，护工们不督促他，他是几乎不洗的，就算督促了，也洗不干净。这不由得让我想到，他第一次住院时兴许那衣服都是他的阿姨帮他洗的？而这次他是连吃饭也要我们叫了，不然他可以在病房内在他的幻想的世界里错过当天的伙食。

用药的效果不明显，眨眼间已经过了一个月了，而他还是自言自语，难以把他从其幻想的世界里拉出来。他的学业是荒废了，而生活也是荒废了。每天查房看到他耷拉的头发，污迹斑斑的衣服，可能已经好几天没刷的牙齿，我心情十分沉重，好象被我的所学狠狠地抽打了一番。医药竟是如此无力，技术竟是如此无能。而同情心，竟是如此苍白。眼看着一个人的青春将毁于一旦，你为之担心，为之操心，他却不自知，也感受不到。

如果说，一名医生面对久治不愈的病人会灰心，大多是出于医学技术本身的局限，情感方面的因素不会太多。那么对于其家属，他们的灰心却大多是情感的，是比医生更无奈的。

初，彭飞华住院时，他的兄长隔三差五的就来了解情况，来看看他。由于他们家离我们医院有六、七十公里路程，所以我还出于好心劝说其兄长，想了解什么，只需打电话就可以了，无需这样密密的往医院里跑，这样会花费许多路费。而他的兄长只是说，要看看才心里踏实。还是隔三差五地来。可是一个多月之后，他却逐渐少出现了。而彭飞华的病症还没多少改善，而住院费用却开始拖欠了。

又过了三个月，住院费用已经拖欠了不少了，彭飞华的生活自理能力也有所恢复了，几本能自己去病房饭堂去打饭，也懂得自己洗漱了。其时也快到除夕了，而他的家人已经有两个多月没来看他也没有给我打电话了。而彭飞华有一天跑到医生办公室外，找我说想回家过年。我便打了电话给他的兄长，说希望他能来带彭飞华回家过年。他的兄长答应了，然而直到过年的前一天，他却还是没有出现。我就想，彭飞华怕是要我们送回家了，而那些欠的费用怕是收不回了。这是常有的事。我于是向科室领导说明了情况，表示如果明天他的家人还没有来，我们就送他回家。科室领导考虑后表示同意。

此前，在询问病史时我知道彭飞华家中的一些情况，他的父母年迈，只有一位比他大两三岁的兄长在外打工，而他上高中时的学费和上次住院的费用已经基本把家中积蓄花完。他其实是在上次出院后不到两个月就又犯病了，而却又拖了这许多个月才入院，是因为这几个月之后他的兄长才又挣了些钱，他们想把他治好。

除夕那天，天气不好，很冷，又下着小雨，我想，他的兄长可能没筹到钱吧，这样的天气他是不会来接彭飞华出院了。于是交完早班，待病人吃过早餐，我就和科室领导说，我准备送彭飞华回家。

正在我叫彭飞华洗漱好，换好干净的衣服，准备出发时，他的兄长却出现在病房门口那里了，浑身几乎湿透了，站在那风里呵着冻僵的手，时而擤着鼻涕。他也许是不想这样狼狈地出现在我们面前吧，我只等他稍整理好走进办公室来。

过了一会他进来了，带进一股寒冷的气息，而他的衣服还是半湿着，鼻涕几乎要从鼻孔里冲出。他颤抖地问道：“彭飞华……好么？”我就给他交待了彭飞华的病情和他想回家过年的愿望。我还未提到住院费用，他却弱弱地问道：“住了这许久……好是好的……只是钱欠了不少了吧？”我给他说了欠费情况，他又弱弱地问：“我现在只有一千元，……我交了，先接他回家……剩下的，以后来复诊取药时再续交……好么？”我说，也只能如此。这本是冷冷的话，他却好象很感激我，拉着我的手有力的握了一下，同时露出了憨厚的笑容。

待他们取好药，我目送他们从医院大门中离开。风卷着冷雨不停地刮着，他们骑着摩托车消失于风雨中，风雨漫漫，他们前面还有六、七十公里路等他们去走。看着他们渐行渐远的背景，我心凛然。

我本不期望他的兄长会实现诺言，把欠款还上，所以彭飞华出院后，我也没往他家里打过电话。因为这样的欠款病人不在少数，而有心欠着不还的却是少数，他们实在没有钱，所以催也没有用。不想，有此后大半年里，他的兄长却真的陆续地把钱还全了，只是彭飞华却没再到医院来，每次都是他的兄长把药带回去。问其兄长，只说他病情稳定，说两个人来路费太贵了，所以不来。我也没好再问太多。只是到了有一天，财务科通知我说，彭飞华的住院欠费已经还清了，之后再没看到他的兄长来帮他取药，当然我也再没看到过彭飞华。我没往他家里打过电话，我想每个家庭也总是有不同程度的私隐的，我们轻易去戳破它总是难为情的。

只是在这许多日月之后，偶然还会想到他们，也只能在内心里遥祝他们生活安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