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一段断壁残垣（之春篇）

有时候，一个人静静地想，1983，我十一二岁，双脚踏入少年的门槛，门里是什么呢？我不知道。但是走过的路却还是颇有记忆的。那些细碎的步子，断断续续，隐隐约约，轻快而沉重，懵懂而明晰，像树叶上奔跑的小露珠。细细回忆，应该是早春墙角下的几点浅红薄绿，红的是暖，绿的是涩。

春天，依旧刮着黄风，大人们围着蓝的或者红的头巾，拉着装着高高粪土的架子车，低着头，弓着身子，和小学课本上拉纤的纤夫一样，艰难地往地里走。大场里，堆满了各种姿势的麦秸堆，圆圆扁扁的在寒风里竖着脖子，歪着头做沉思状。每天我背着书包回家，总会看见它们三三两两的在风里拉手，吵架，或者和好，就像我班里的同学一样总是喜欢拉帮结派，孤立自己不喜欢的那个。

大场的一角是最热闹的地方。大大小小的粪堆在铁锹下等待。人们聚集在一起，聒噪一片。休息的间歇，男人们筒着手，穿着宽大的棉袄或者不明颜色的夹袄，背靠着墙半蹲着卷旱烟。女人们，从灰色的条绒大襟里掏出来针线活，靠在墙边纳鞋底。带着顶针的手上，满是皲裂，但也不妨碍她们一上一下的用力拉线，然后顺手一绾坠瓷实。当然也不会耽搁了她们嘴里叽叽咕咕的东家长西家短的倒闲话。

靠着路的一侧，就是围墙，低矮的那一截墙，把门口的园子和路面分隔为两半。墙乖得像个早早懂事的丫头，清清爽爽，安守本分，不招人烦。每天我放学回家，哼着歌曲，有时手里缀着一根树枝，以防路上有狗追咬，想着妈妈今天做什么好吃的，浸在不可预知的想象里。有时我会哭丧着脸，一定是班里的那些大女子们因为我学习好，被大背头的赵老师表扬而又不理我了。但无论怎么样，每天下午放学，我总会趴在墙头，大声的喊：小姨小姨。这是我必做的作业。没有小姨做伴的晚上，不知道会是什么样子。

外婆家就在大场的一侧，高高的门楼，四面是阔大的堡墙。厚实的墙面足可看出当年家族的繁盛和殷实。在这个镇上，狭长的街道，人们按照“南头子”“北头子”来划分地域。我们就是这个“南头子”的一部分。据妈妈说外婆家里是清朝年间出了“贡爷”的。北面是“武贡爷”，而南面就是“文贡爷”的地盘。按照辈分外婆是第三房，所以都叫她三房家的。北面的堡子不知道哪里去了。南面外婆一家就住在这个大大的堡子里。

小姨就拿着书本或者背着黄军用挎包从门洞里走了出来。有时候手里会端着一个碗，有时候会是一捆韭菜或青菜，总之没有空过手。洋红色的条绒小棉袄那么合身，掐着腰，长长的辫子上系着同色的头花。白白的皮肤，瘦高的个子，远远看去，就是一株红色的白杨树，端溜溜的俊俏。很多人都夸小姨长得好看。我同桌常常偷着说：你小姨是个乖女子，你要和她一样好看多好。我心里就自豪的说不出话来。感激的想，明天让我替他做多少作业我都愿意。但是第二天，他还是得和我换馍馍吃。谁叫他不爱写作业呢，替他写作业的特权就是，我想吃自己家的馍馍就吃，不想吃自己家的吃他家的。尽管他妈妈做的馍馍永远是黑面，但总比我妈妈烙的黑焦地白面馍馍好吃的多。

小姨晚饭是要在我家做和吃的。爸爸在一个煤矿上做会计多年，很少在家，她要给我们做伴。外婆家是本地人，因为一个祖上抽大烟、赌博而迅速败了家，却福祸相依的被划分为“小业主”。爷爷是外地人，娶了三房老婆，我们的奶奶是第三个。49年解放，《新婚姻法》规定一夫一妻制，他选择了留在西北。但是成分划为“富农”。这样，农业社里，在爷爷家的日子就是很不好过的。妈妈带着我和妹妹被爷爷奶奶“坚决地”从家里分出来单过。我的童年和少年，包括现在，几乎所有的过程都是依托着外婆家度过。因此，成长经历是带有深深的母系色彩的，就像一个小小的部落。但很小的时候我就不是绕外婆的膝，而是跟在小姨的后面。至今想起，依然觉得那岁月是篱笆上缠绕的素洁的喇叭花，来自往事之中的芬芳细细的、静静的、悠悠的，能够缠进往后岁月的每一个寂静时分。

整个春天，也不知道妈妈在忙什么，总之她好像就一直不在家。留着大大小小的孩子们和她妹妹一起在新砌的院子里，上学，放学，做饭，烙馍馍，洗衣服，腌菜，吵闹，听评书，玩耍。我们是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一群娃娃们。小姨是最大的，我排在老二，剩下的都是听从施令的小孩子。南头子的娃娃们很多，一大阵，全聚在一起。加上邻居伊斯马家的弟弟们，反正总有几十个。在刮着冷风的傍晚时分，我们做好饭，等着大人回家的时候，会玩的不亦乐乎。抓木头人，跳房子，打沙包。沙包里装着麻豆子，玩着玩着就会撒一地，滑的人一走一绊子（摔跤）。大人们看见了，大声的喊着骂。我们就又偷着装上糜子，打在身上软绵绵的舒坦，但是沙包有些太重，力气小了抛不出去，小姨也说这个金贵不敢糟蹋。后来我们就装细沙子，再后来就是大颗的沙粒。

女孩子们的沙包在夜色苍茫中飞来飞去，跳着嚷着躲着。男孩子们蜷起一条腿，用一只脚跳着在斗鸡。或者拿着土块打仗，呼啸而来，呼啸而去。间或天气冷的受不了，他们就会“挤油油”。就是靠在墙边排成一排互相使劲地挤，有力气小的被挤在外围。此时，小姨就会和伊斯马哥哥在一旁悄悄的说话。我很纳闷他们怎么那么多的话，是因为他们是高中同学吧。

大人们散工了，女人们喊回家吃饭的声音此起彼伏，在夜空里穿透力极强。娃娃们听见各家大人的声音就一哄而散。小姨总是很沉稳，声音不大地说：走，回家吃饭。然后领着我们就会慢慢的往家里走。伊斯马家呢？总会听见他妈妈背着背篓或者铁锹扯着嗓子在喊叫。要么打着这个，骂着那个。他们弟兄几个就跳着嚷着吱哩哇啦地跑着回家。

我们两家隔着一段矮矮的墙，靠我们这边拴着大狼狗。其他的地段都用一些枸杞树罩着。枸杞枝条张牙舞爪的绿着身子使劲长，恣睢的样子。我们是汉族，他们是回族。我们家女孩子多，他们家则是清一色的男孩子。但是并不会妨碍我们两家人很多的友谊和交集。从小我身体不好，父母就替她拜“干亲”。我们就叫伊斯马爸爸为“干大”。都说回民命硬，会保佑我的。也是奇怪，拜了“干大”身体也就好了，瓷实的和土块瓦片一样。只是我们很少会看见“干大”，他好像一年四季不在家。给我的印象就是一个带着白帽子的中年人，瘦削精干，形色匆匆，很少说话。但是他们家的人都长得很好看，浓眉深眼窝，隆起的鼻子，加上蜷曲的头发，一看就是穆斯林，也是我们见过的男人中最好看的。

“干妈”似乎永远是大肚子，接连的生着一个个小子，他们家里也好像永远是吵闹的缺衣少穿的。“一群土匪，土匪”，瘦高的女人手里抱着被风吹干的大堆衣服，恶狠狠的说着，寡黄着脸。从来没有见她笑过，眼睛鹰隼一样的尖利，我们都怕她。远远地躲开，小姨更是。

这个春天，隔着墙，小姨和伊斯马哥哥一直说着悄悄话，我们都看见了。一次同桌边照抄我的作业，边诡秘地说，他们在“瞅对象”。我猛然拉过我的作业本，很气愤的说：谁说的，嗯，谁说的？你咋啥都知道。你就知道个捣闲话。他也生气了，站起来大声嚷，一头乱发直晃悠：街上人都说呢。一个老汉汉女子和一个老回回儿子莫。又没有说你，看把你吃力的。我们各不相让，几天都不说话。但是当我回家偷偷问过妈妈后，妈妈脸色都变了。晚上，就听见她和小姨在低低的争执，小姨哭着说什么。我想听听，可是一转头就睡着了。梦里，墙边的枸杞果子红红的一片，在微凉的风里叮铃铃的响。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