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大舅

大舅去世后，我很悲伤。

母亲姊妹弟兄六人，三男三女；母亲年长为姊，大舅行三为弟。舅家原为大户，外祖父弟兄十人，占去了大半个村庄。大户人家家务繁多，吃喝拉撒件件事大。妯娌们轮流磨面、做饭、洗衣，很少顾及孩子们。照顾弟弟妹妹的任务就落在了小姐姐的身上，就这样一直到解放后各房分家。恰因如此，造就了母亲和大舅的姐弟情深。

外祖父生性良善，不太善于处理事务。大舅刚刚成人，就承担起理家的责任。他虽然识字不多，但崇尚仁爱，讲求信义，力行勤勉，脚踏实地，在家庭走向中兴的同时，也赢得了村上人的信赖。随后的几十年里，大舅一直主理村里的事务，整个村庄秩序井然。村里的土地、牲口、庄稼、人口他都清清楚楚，大事小事处理得明明白白。春种秋收，年复一年。对于各种困难和挑战，不逃避、不悲观。他不尚虚华，平视权利，身上一种从容大度，有一种出自内心的自信。大舅带领群众支援黄杨路建设、修建回流机灌站、改造中低产田、打井配套、防洪抗灾，村里的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大舅维护群众的利益，对各种损害群众利益的事坚决抵制，也得罪过一些人；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人看到他为人正道，能做事、做实事，都改变态度，理解并拥戴他。上世纪六零年大饥荒，大舅千方百计弄吃的，使村里没有像其他村那样，发生极其严重的饿死人事件。文革时期，他头脑清醒，始终认为，任何事物纵有千条说项，自有一定之规，庄户人就应该种好土地，多打粮食。便顶着压力，努力周旋，带领群众安心发展生产，村里始终没有出现文攻武围、大批斗、大揭发的混乱局面。

年幼的时候，我家生活十分困难，青黄不接的春天，连吃饭也成了问题。我们姐弟常常在舅家居住，并且一住就是几个月，我甚至在这里上起了小学。舅舅一家人从不嫌弃，大舅母更是将我视为己出。这还不算，大舅常常挑起粮食，往三十里地外的我家里送。大舅的到来就是我家的节日。他顾念母亲，怕母亲在这里受委屈，就主动和我村上的人交往，不怕吃亏，不怕麻烦；凡是我村上有人相求，大舅想尽办法成全。邻居们都很敬重大舅，说大舅办事实在，为好不说。我家也就沾了不少的光。七二年母亲因病住院，动手术需要输血，公社医院没有血库，必须多人到场做好准备。父亲在一位至亲家里，被当场拒绝。大舅就在自己村上请了许多人，使手术得以顺利进行。母亲在昏迷中，总是呼喊着大舅的小名，父亲在旁，又伤心、又愧疚。母亲年老时，常对我们姐弟说：“我下世后，你们姐弟几个，不管穷富，只要和和睦睦，我就放心了。”我们姐弟四人能够知热知冷，互相顾念，在很大程度上是受了母亲和大舅的影响。

有几年，大舅为我工作的事操了不少的心。在他的思想里，只要有他在，就不能让我们有危难。有一晚，我俩都睡不着。他忽地自床上披衣坐起，长叹一声，说，人老了，啥事也不懂了，不中用了……愁苦无奈之状令人心痛。后来，我的工作问题解决了，大舅总认为这件事没有出上力，有些自责。其实，我们都已长大成人，都应该自立自强；况且，人生没有定式，很多事复杂得很。是大舅责任感太重，也太护犊子了。

后来，大舅一天天老了，经常头晕头疼，睡不好觉。加上邻村的河岗上，有人开采铁矿。大路上整天车来车往、尘土飞扬，矿场里彻夜机声隆隆、人生噪杂；翻出的矿石、沙土堆得小山一样高，堵塞河道，堆满田地；还传出发生塌方、矿洞里死人的事。政府多次干预、整顿，但总是不能根治。这是他生活、劳作、经营了一生的土地，现在变得面目全非，看在眼里，疼在心里，整天一言不发、闷闷不乐。

七年前，大舅病情加重，不能言语，生活不能自理。这对于一生要强的他而言，是多么不能承受的打击。每次见面，就显得非常难过。我知道，他看到我，就想起了自己的老姐姐。大舅是位心清肚明的人，虽然不能说话，但什么也瞒不过他的眼睛。对他人、对生活、对社会洞若观火。

人生是一个不断失去的过程，这些年经历了太多的生死离别，我本已变得十分麻木。但对于大舅的离世，有种发自内心无处诉说的悲伤。大舅是位平凡的人，是黄土地灰头土脸的儿子，爱家乡，爱家庭，爱亲人。他从不鄙视脚下贫瘠的家园，把责任和理想扛在肩上，以朝圣者的姿态，以坚强的意志，勇毅前行，诠释了人生的沉重与美好。在他面前，我自觉卑微。他不只是我的舅父，还是我的人生导师，引导我趋于真实、低调、坚强，让我知道什么是责任、什么是敢于担当－－他影响了我的思想和成长。

大人其萎，遗响何在？

舅父大人安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