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沙发

参加工作后，父母就张罗我的婚事，房子要盖，被子要套，还要弄几件像样的家具。于是，放掉了几棵桐树，请来了木匠，叮叮当当做起了立柜、两头沉桌子。这还不算，总要有几张椅子吧，来人的时候也有个可坐的东西。但是，木匠大都不爱做椅子，费工费时又不挣钱。父亲很是踌躇，一时不知该如何解决。

说来也巧，当时工作的学校来了几位沙发师傅，领导一商量，就买来一些树，让师傅们做起木制沙发，低价卖给老师们。然后，又请来油漆匠，厚厚地刷上一层黄漆。更为厉害的是，师傅们又印上“上海制造”的字样，明晃晃的，很是漂亮。这也难怪，求大求洋求喜兴正是当时的风尚，街对面有家两间门面的饭铺，还叫“华盛顿大饭店”呢，不知道美利坚合众国的人们见了是哭还是笑。

我虽然对自己的婚事不太上心，但看看沙发确实好看，就买了两个单人的，一个三人的。这沙发高高大大，以栗木作架，结实扎装，靠背和坐垫用藤条编制而成，柔韧舒服，坐在上面，确实比低矮的椅子要舒服气魄得多。油漆刚干，我就把这组沙发摆放在自己的那间办公室兼卧室里。坐在上面，吃饭喝茶改作业，心里美滋滋的。差不多和我一样大的我的高三学生们，进门后总是夸我的沙发。虽然知道他们是想以此逃避批评，但他们一夸，我也就凶不起来了。

一天，父亲忽然到了学校，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一次到我工作的地方来。进门后，他就盯着沙发看，然后掏出烟袋，蹲在一边笑眯眯地吸烟。我让他坐在沙发上，他坚持不坐。午饭的时候，我在教师大伙端回来饭菜，父亲就蹲在那里，将饭碗放在地上吃了起来。饭后，父亲拍拍手说：“妥了，到时候把这些沙发拉回家去就中了”，将烟袋往腰里一别，就出门打车回家。

腊月十六的婚期越来越近了。父亲几次催我回家，我都没有答应。直到腊月十四，我才和未婚妻一起请了婚假。那天，我本不想往家运这些沙发，但想起父亲的嘱咐，就借来了一个架子车，和在校上学的弟弟一起，又抬又装，绳捆索绑，拉起车子上路。天上飘着雪花，地上满是溜冰，走一步一个趔趄。上路不远，我和弟弟已浑身是汗，头上直冒白烟。雪落在头上，马上又化成了水；落在身上，就结成了冰。早上出发，直走到天黑。到家之后，我和弟弟都没了人形。回头来看，父亲的安排实在太对了。这些沙发，太给我争脸面。摆在家里，真是有模有样。要不然，新房里空牢牢的，哪像个在外工作人员的样子！

不久，我当学校的团委书记、当党支部委员、当教导主任，甚至有几年决策学校的大事小事。每逢对工作有怨气的时候，父亲总是劝我说“公家对你真好，要不然怎么会给沙发？”

后来，我终于要离开这所学校，到全新的一个地方去工作。忽然发现，在这个学校整整十年，教出来一届又一届的学生，管理了一件又一件的事务，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荣誉，学校上了书本和电视，也有人弄了不少实惠，自己竟然没置办任何家俱，没落下任何东西。除了添了妻子、儿子两口人，除了吃饭的锅碗瓢勺、睡觉的被褥蚊帐，也就剩下几块煤球了。

我不愿惊动他人。在一个星期天，托人将那张三人沙发捎到学校，然后装上新工作单位接我的车，和妻子、儿子一起悄悄离开。临行前，看着崭新的教学楼、实验楼，看着我起草的“振兴家乡教育”的高大石碑上的碑文，想起已经去世的父亲的话，未走出新盖的学校大门，便失声痛哭。

后来，那张沙发随我变换了一个又一个工作单位，搬了一次又一次家。2003年的时候，我又要搬家了。沙发已实在破旧得不成样子，就舍弃了它。现在想来，很是后悔。今天，我可以随心所欲地更换更好更高级的沙发，也可以转眼毫不惋惜地毁坏它丢掉它。因为，这些沙发只有价值没有故事，也不能使我想起自己的过去和父亲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