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荣的苦难

程光荣是我的内兄，我们相处二十多年，可谓相濡以沫，对他的身世略有了解，对他的人品深有感触。

1957年他在徽州地区博村林场任会计，由于在整风会上如实反映了当时农村的实际情况，被划为“右派”，送歙县农场劳教，后因身患疾病，保外就医，回乡监督劳动。1962年我来到临溪中学任教，我们有机会相识。

那时他在学校附近的一座砖瓦窑上干活，那是一项非常艰苦的劳动。将山中的粘土靠手工制成砖瓦，要经过挖土、运土、踩和、制坯、装窑、烧结、出窑等许多道工序，每道工序都得付出辛劳的汗水。烈日炎炎要赶制砖坯，寒风飕飕要日夜烧窑，有人提货丢下饭碗去装车，半夜下雨摸黑上窑盖砖坯，晒黑了皮肤，累弯了腰背。工作之余我常去窑上，看他做砖，和他攀谈，每当我说起他的劳累，他总是说：“这比在农场好了许多倍。”

“过七八年又来一次”，文革飓风，他首当其冲。戴着“黑五类”的桂冠，被抄家、批斗、游街，罚做“义务工”。还有件滑稽的事，不是会计却要做会计的事，而不会做账的人却拿会计的工分。白天照常辛苦劳累，夜晚还要在灯下为窑上、队里做账，一个失去自由的人岂敢不服从！

一个从学校出来不久的小单位的会计，最多算个小知识分子，说两句老实话能算什么派？凭什么要遭二十年的苦难！

光荣的祖父程佩璋，清朝举人，经商为业。外祖父是徽州小有名气的儒商，曾为家乡兴办“学堂”，做过一些慈善事业。父亲也是自幼外出经商，直至1937年日寇入侵被迫从上海回到家乡，与他人合伙经营蜡烛、烟草等小生意。光荣可谓名副其实的徽商后裔，出于家族的熏陶，父辈的期望，光荣自幼发奋读书，1947年以优异的成绩考取省里有名的休宁中学，毕业后又考取了上海立信会计学校。解放后即回乡从事会计工作，曾在原徽州专员公署、油脂公司、防疫站等单位任会计，工作兢兢业业，忠于职守，给人留下极好的印象。

二十年的风雨摧残，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解放前夕，程光荣曾在他外公建造的“吴怡德堂”的大厅里举办了隆重的婚礼。亲朋好友，济济一堂，恭贺新婚夫妇白头偕老，地久天长。万没想到，数年之后，竟遭此劫难。失望的妻子无奈只好携子离他而去，将一小女丢给年迈的老母亲，艰难度命。1959年，可怜的父亲又在大跃进的“饥荒”中饿死，雪上加霜。

二弟身体不好，又在外地工作，小妹正在上学，九口之家的繁重家务，油盐柴米，不得不落在他身上。

熬过了茫茫长夜，终于迎来了黎明的曙光。1978年“右派”彻底平反，他重新回到他别了二十年的“博村林场”，仍旧做他热爱的会计工作。在朋友的帮助下，他又和知书达理、温柔贤良的吴女士结成伴侣。苦尽甘来，如意的工作，温馨的小家，宽裕的生活，本可以扶平创伤，颐享天年。可是好日子刚刚开头，由于常年积劳成疾，不幸病魔缠身，医治无效，1984年8月31日，与世长辞。终年58岁。

痛定思痛，他的亲人，他的好友，无不为之惋惜，为之感动：沉重的负担摧残他的肉体，却压不挎他的精神。他乐观开朗。四两老白干，几粒花生米，也要约好友举杯畅饮；难得有一包“江淮”（当地一种极差的卷烟），也不忘发给在场的乡邻；年终从队里分得一点可怜的血汗钱，自己节衣缩食，也要买些小礼物发给晚辈。邻里乡亲有事相求，他从不推委。

更为可贵的是他不忘学习，只要有点空他就要钻到文化馆看书看报。他有较好的英语功底，虽然与他的生活、劳动无关，但他却念念不忘。他二弟的三个小孩在当地上学时，都受过他的耐心辅导。我的三个孩子至今还常说：“大舅对我们真好！”他的大侄儿程建平，现任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每次回乡探亲总不忘抽空上他大伯的坟上看看，还特意请人将坟墓修缮一新，他常说：大伯对他的学习帮助很大。

我们近二十年的相处，推心置腹，忍辱负重。守望相助，患难与共。并非天灾，亦非己因，他的苦难给后人留下深深的思考，历史的教训不能忘！

2008－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