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班迁桥西

文化局、旅游局、统计局已先期搬出县政府危楼。4月25日，星期日，政府门前16棵粗大的法国桐依然挺立，福荫着马路，福荫着县政府门前，我们发改局也搬出了政府楼，还淋了点雨。

这座政府楼可不一般，它建于1959年，是苏联人设计的，资金来源是三门峡水库淹没区移民赔偿款。当时三门峡大坝已建成蓄水，老县城已成一片泽国。易地搬迁，新建高楼，楼高三层，上面又戴个帽，在当时，国家百废待兴，一个县级政权机构盖得这么富丽堂皇，恐怕也是绝无仅有，县老爷也是吃了熊心豹子胆了，据说，当时的县委书记还写了检查。检查归检查，当时的设计理念就是30年不落后，后台老板是当时的山西省委书记陶鲁笳。楼是双面，连同大厅共约折合房间212间，其中，一二三层各约66间，四层约14间，框架式结构，里面隔墙是木板条，外上白灰，许多房间内是松木长条地板，板下是长条格，格内填满锯末，地板刷的是铁红漆。开窗比现在的楼房略小，是木制玻璃窗。封顶是水泥预制板，据说没有钢筋。现在的县级机构建设规模不过如此。此楼数十年来历经劫难，失火走水不知有多少次。我知道的失火有3次，最严重的一次是“唐双锁火烧冯改朵”，那次，三楼的劳动保险所与二楼的县长办公室上下贯通，成一笼统了。

文化大革命初期，我大概10岁那年，从一个50多公里外的公社步行两天到县上参加庆祝县上“3.21”夺权1周年，和洪少坚同住在这栋楼二楼一个房间，我大大的尿了一泡，床单上的地图那么大，第二天早上我看得都不好意思。这洪少坚是公社革委会的副主任，我称其为叔叔，他后来是地区的一个局长。这一泡尿，很有寓意，我竟在这个楼上一待就是24年。“3.21”夺权夺得是“柳郭郭”，柳是柳荫亭，和我没交道；一个郭是郭敬业，当过我顶头上司地区局局长，其女儿是我的徒弟，后来是正科级干部；另一个郭是郭子健，副县长，他的儿子当过直接管我的副局长，后来也是副处级。

不觉已过知命之年，也快告别政坛了，忽遇政府大搬迁，你想我是什么心情。我看过许多灾难片，像什么《日本沉没》呀，飞机和轮船失事呀，火山爆发呀等等引起的人群大转移造成的恐慌，给我印象极深，我现在的心情就是这样。我看到同事们漠不关心此次搬迁，竟然意识不到此次搬迁将随着时间推移而弥感重要。

这座楼也是太早了，已经51年了，许多地方墙体已经裂缝。去年英国一家监理公司已发回传真，说此搂服役期已满，再出什么问题他们概不负责。2008年汶川地震在我们这儿并没有引起多大的恐慌，但今年1月河津4.8级地震却离我们太近了。这么多政府机构在危楼中办公，有个三长两短谁负得起这个责。于是乎搬吧！

县政府机构新租用的办公地点在高速路、二级路混合路面以西收费站以南的开发区，也是个三层半，一层一溜门面，室内楼梯可上二楼，三间或两间房一个大厅，1.3米高的板一隔，大家就这样办公。这样的条件，说好听了能待两三年，闹不好六七年就过去了。交通安全是个大问题，下班回家，要逆行很长的路或绕道才能上正道，车来车往很令人操心，一天上班最少要两个来回。新旧办公地点相距2.5公里。

1993年以后，我的门市部离办公地点只有几步，上班根本不用骑车，现在快速步行得用半个小时。

26日单位放鞭炮，去去邪气，借点喜庆。前半天来去有顺路车还没觉得，后半天上班时坐公交掏一元钱，下班时走回去，过斜拉桥时，风力很大，都快把我从桥上掀下去了，心中恐惧，不敢挪步，只想用手去扶栏杆，又怕人笑话，以前过桥从未遇到这种情况。以后还有夏天冬天可怎么过。

又过了两天，我向一位在路旁碰到的退二线的领导学说上班的艰难，他不以为然。他说，这在大城市算得了什么，别说半小时的路程，就是一两个小时的路程都有。路远中午可以不回家，误餐费解决的就是这个问题。交通工具自己想办法，国家绝对不会补助。一听这话，我的抱怨变得无力了，我笑笑说，怪只怪自己以前太舒坦，临了来个补课也说不定。

放开了想，现在的发展日新月异，过去屁股大的县城变成了一揽都抱不过来的县城，我们的思想却还停留在恋旧的温梦里不想动弹，是不是与时代也格格不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