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队的岁月

17岁那年，我背着黄挎包，戴着“下乡光荣”的大红花，气宇轩昂地走向大会主席台，代表知青进行了热血沸腾的发言。

迎着纷飞的春雨，开始了人生的起点。

首次集体出行，兴奋、激动、欢快，像一群放飞的小鸟，尤其是女同学们一路上叽叽喳喳说个不停。领队干部把我们小组的五名女知青送到乐桥大队高庄生产队。出现在眼前的是：一群破旧低矮、杂乱无章的屋基，满道家畜粪便，简直无法下脚，我们蹑手蹑脚地走进知青宿舍。

那是两间土墙茅屋，里面又黑又湿，只有一个很小的窗户，透着暗无天日的光。当地人很热情，帮我们运来粮食和柴草、收拾房间，铺床。粗糙的木框，铺上竹子再垫上稻草和被子就是我们的床。我们一同五个人，只有两张床。现实与我们想象反差太大了。在煤油灯下，我们五个女孩抱在一起哭了。那一夜，我辗转反侧，不能入睡。

高庄生产队，是我人生的第一个淬火地。处在荒凉而偏僻的丘陵地带，公路不通，赶集要徒步几十里山路。那里土瘠薄，种下的庄稼也因发育不良长得个儿瘦小，一个工分才两角钱。山岗上光秃秃的，没有树木，连田埂上的扒根草都被人刮得尽光，粮食和柴火成了老百姓的主要问题。

开始，生产队长非常关照，把我们单独安排在场基上看鸡、放牛、为适龄儿童扫盲。看见当地农民都在平田、耙地，我们也不示弱，向队长要求“与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在我们的强烈要求下，队长同意我们与农民一样出工。早春三月，身穿棉衣，卷着裤腿，在彻骨冰冷的水田里挑泥平田。四五月份开始小苗带土移栽，接下来就是割油菜，七八月份开始收早稻、插“双晚”，到了秋天又要收山芋，种小麦……年复一年，日复一日。

没有固定的劳动时间，出工和收工都是根据季节来安排的，最忙最累的时候要数双抢了。半夜三更就要起来拔秧，直到天黑伸手不见五指才收工。田里蚊子和蚂蝗多，一会儿胳膊和腿上全是红包和血痕，蚊子咬我倒不怕，就是害怕蚂蝗。栽秧的时候每，总是提心掉胆，生怕蚂蝗爬到腿上，每当腿上又痛又痒的时候，根本不敢往腿上看，赶紧喊同伴：快，快帮我打！”噼里啪啦打几巴掌，蚂蝗便掉了下来。一次，一个小伙子抓住一条水蛇的尾巴在我眼前绕来绕去，我吓得直往后退，进而他又把蛇甩到我的脚下，我当场吓得哭了起来。长我两岁的荣花安慰说：别怕，水蛇不咬人，人家跟你逗着玩的。我想，别人都不怕，我也不怕。后来，我栽秧、割稻速度赛过当地的大姑娘、小伙子。那时，我年轻好盛。看到别人挑着稻把子在田埂上跑得呼呼的，我也挑起担子拔腿就跑，然而，脚下一踩一滑、身子一歪一斜，一下子跌倒在田里。我爬起来继续再挑。收工回来，浑身疼痛得几乎连床都爬不上去，还要挑水、种菜、做饭、喂猪……

当我们挑着一担稻谷胆战心惊地走在尺把宽的跳板时，当我们踏着山路挑着大粪浇菜时，当我们在寒冬腊月脱掉棉衣兴修水利时，从来没想过他对我们人生有什么意义，只觉得是无尽的苦难和煎熬。然而，后来在我成为一名监狱人民警察，面对各种困难和考验时，我才真正认识到插队四年的经历对我具有多么宝贵的价值和意义。我常对同事说，乐桥是我从警的预备学校，有下乡四年垫底，什么样的困难都能对付。

那些年，我们和当地农民打成一片，感情融洽，如同亲人。我自幼就患哮喘病，每当我咳嗽不止、气喘吁吁时，邻居大妈都会为我端来姜汤和荷包蛋，还用土方子给我治病，把艾叶放在木桶里再倒上热气腾腾的水，让我泡脚。那暖暖的艾叶水活络了我的经脉，我的气管炎病不知不觉地好多了。每当我们没有菜吃的时候，他们会送来一把时令疏菜。每逢春节演出不回家的时候，大伯、大妈们就喊我们去家里过年。正是从这一点一滴的潜移默华中，使我们这些不懂事的孩子，对“人民”这个概念由抽象变得具体。从那以后，一提起人民二字，我的脑海里就出现了，乐桥的老百姓。

一九七八年春节，是我们全家过得最开心的团圆年，我正式参加工作，妹妹考上了中专，大弟也当了兵。38年过去了，仿佛如白驹过隙，就在昨日。又如多彩的画卷，刻在我的脑海，每当回想起来都历历在目。无论遭遇的艰辛、坎坷、磨难多寡，在回忆这段难忘的岁月时，却没有怨悔，更多的是品味。我一直认为这是我人生一门重要的课程，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度过特殊的岁月，比我们在安乐窝许多年所学到的要多得多，也珍贵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