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不肖之子的赘述

今年农历腊月二十三，母亲走了。

她走的时候，样子很平静，跟睡着了似的。尽管我们不停地呼唤，她始终没有醒来。

腊月二十二的下午五点左右，突然接到姐姐的电话，说母亲病了。等我赶到养老院时，姐姐和家人都聚集在那里。母亲见到我，眼睛闪了一下，按了按肚子，告我不碍事，只是小腹右下方隐隐作痛。护工说，母亲早上好好的，吃了一颗鸡蛋、一个馒头，还喝了一碗小米粥，中午就不想吃饭了，后晌难受起来。

嫂子是内科大夫，根据母亲的症状，她判断是烂尾炎。

我马上决定送医院，立即拨通了120。救护车赶到时，母亲有些紧张，眼睛微微闭上，还抓了抓我的手。救护车驰向大街后，她才渐渐恢复平静。这天街上行人很多，天气也非常寒冷，救护车不停地呼叫着，各种车辆你挤我抗，互不相让，逶迤了老长。救护车走走停停，我的心好像被手抓着，时而舒张，时而紧缩，当救护车被迫停下时，那颗心就提到了嗓子眼儿上。

望着母亲的脸，我有种说不出的难受。

母亲出生在河南林县的一个村落里，家有兄妹五个。由于家境贫寒，她自小不仅纺线织布，还跟大人下地劳作。十五岁那年，她和两个弟弟夜间收割麦子，在地头与恶狼遭遇，她让最小的弟弟躲到身后，自己挥起两把镰刀与狼搏斗，一直周旋到天亮。

尽管母亲是个小脚女人，但她性子坚韧而顽强，逢到凶险关头，她都能镇定自若，化险为夷。

抗日战争中，皮定均司令员委派父亲到林县开辟工作，担任八路军太行黄花游击大队大队长。一次战斗，父亲被鬼子包围，突围时负了伤。那天母亲赶巧过路，看见浑身是血的父亲，忙把他藏到附近的岩洞里。鬼子围了母猪山，反复搜寻，未有结果，母亲用圪针封住洞口，一直等到鬼子撤退。

母亲嫁给父亲后，开始了动荡不安的生活。

父亲在太行山东篦打游击，名声越来越大，人头悬赏由最初五百块大洋涨到一千块大洋。敌人抓不到父亲，就想方设法抓捕母亲，企图以母亲当人质，来要挟父亲。组织上获知情报后，为了母亲的安全，派人把她接往抗日根据地。那天清晨，一个小战士牵着骡子来接母亲，他们走到太行山的一处弯道时，被敌人发现，枪弹不时打来，骡子受到惊吓，把母亲翻下山去。她滚落时，幸好被崖上的树枝扯住，才得以险象环生。

一九四三年春天，国民党新五军孙殿营投降了日本鬼子，林县形势恶化。不久，一个会道门组织由迷信活动转为反共通日，公然杀害八路军干部，与抗日政府为敌。为了戳穿敌人的阴谋，挽救受蒙骗的群众，这年冬天，父亲和一位区委领导深入会道门的腹地，开展宣传工作，不料被敌人包围，区委书记和二十多名战士壮烈牺牲。父亲孤身冲出重围，吐血晕倒。

这次，父亲伤势过重，抢救后留在家中养伤。

父亲是打仗之人，一旦清静下来，就性情暴躁，动辄跟母亲过不去，激动时还动手打人。在母亲的记忆中，她曾被父亲打过三次，每次都被揪住头发，拖到地下狠打。母亲知道，父亲憋闷难受，眼见那么多战士被会徒砍死，却不让开枪还击，心中埋下了隐痛。为了父亲的健康，母亲默默忍受，一直等他养好伤后，才不依不饶地跑到上级那里告了状。一天夜里，母亲刚睡去，突然传来枪声，接着是狗叫，然后是纷乱的脚步声。不好，有情况！父亲翻身起来，从枕下拎出手枪，一头闯出屋子。母亲揪着他的衣衫，紧随在后边。父亲说，敌人来了，你快躲入炕洞，里边有个手榴弹，情况紧急时，就拉响它。母亲没松手，倔强地说，要活就活在一起，死也死在一块儿！少顷，有人拼命敲门，父亲蓦地伸出枪去，顶在对方的脑门上。对方愣怔一下，开口道：“大队长，我是二分队的黑脸，来接应你的。起灯山的伪军马上就到了，赶快转移。”母亲长吁一口气，赶紧给父亲穿好衣服，帮他尽快撤离，自己则留下来，与村民混在一起，捣动着小脚往村外奔去。

每逢提及父亲，母亲总要忆及这段经历，并且讲得有声有色。

救护车闪动着红蓝灯光，总算奔入一家医院。我们还没来得及下车，就被一位年轻的戴眼镜的医务人员拦住，她说，大年跟前医院下班早，大夫回家了。她问了母亲的年龄，吐一下舌头，从兜里摸出手机与那边通话。通毕，她解释道，大夫嫌年龄大，不好收治，你们再转一家医院吧！我听了极为恼火，但考虑不是生气的时候，马上决定另选一家大医院，让救护车掉头驰去。车上的救护人员说，现在医院非常注重治愈率，九十岁以上的老人容易出意外，一般医院不肯收治。

这次选择非常正确，路上没遇到堵车，所去的医院信誉度极高，社会上的口碑也不错。母亲送到后，很快进入急救室，大夫马上开始一系列的化验检查。先是三个B超，再是一个IT，然后是两个胸片，再后来抽血、看尿；这一切结束后，母亲确诊为慢性烂尾炎，最后躺在病床上，全副武装起来。这时心电图、脉冲表、血压计、养气管等一起上阵，母亲神色显得极度紧张。约摸十多分钟，医生开出一张单子，上面罗列了一长串该用的药物，我看不清也看不懂那些字，顺手递给嫂子。她看了一遍，对医生说：“你下得药非常对症，并且都是进口好药，非常感谢。只是我觉得用量猛了些，这样一位九十高龄的老人，我担心用后能否消受得起。”医生说：“这些药都是好药，至于用多大的量，我已经考虑到了，患者家属要是同意呢，就在上面签字；不同意的话，建议你们另选医院。”嫂子说：“我们的老人过去用青霉素消炎就非常有效，能否更换一下。”

医生摇了摇头。

我和姐姐、嫂子商量后，认为换一家医院好，于是用电话联系了另外两家医院。听罢我们介绍，两家医院均表示接收，但前提条件是患者所做的各种检查，来到医院后都得重复一遍。这下，我犹豫起来，尽管母亲没有参加社会医疗保险，尽管她没有工作单位，但为了救治母亲，我不在乎多掏两千多元的检查费，而是担心她的身子经受不起轮番折腾。母亲血管细脆，方才抽血时，看到她神情格外痛苦；做检查时，上楼下楼，反复搬动，尤其照胸片还得坐起身来，让她吸气、憋气、呼气。整个体检结束后，母亲竟然疲惫得不能说话了。这种情况下，如果再送上救护车，再一路颠簸狂奔，再重复一遍已经知道的结果，情况可想而知。

时间不能等，赶快用药。我们没有选择的余地，只能在这家医院继续就治了。最终，我很不情愿地在那张药单上签上自己的名字；没想到，这是为母亲最后一次签字。

母亲输上液体后，渐渐开始昏睡。

医护人员不充许我们在特护室久留，我和姐姐只好在医院的走道里守候。夜里更加寒冷，没吃没喝，没有一处休息之地，我们只好坐入大厅的值班台内。

还好，没人轰撵我们，手机也找到了充电的地方。一会儿，有位护士告诉我，医院前方有陪侍人睡觉的地方，每张床位二百元。姐姐寻思，那地方距离特护室太远，医护人员换班后，母亲一旦发生情况，无法及时通知我们。

想了想，我们还是守候在值班台内。

果然一个小时后，特护室的医护人员寻找我们，说母亲讲话了，她们听不懂。我和姐姐随她走入特护室，见母亲正瞪着眼睛，焦急地等待着。原来她急于方便，护士不明白她的口音，所以一直坚持到我们进去。

谁知，这是母亲最后一次与我们说话。

我伏在母亲的床前，静静守望着，忽然间，一种不好的预感袭上身来。这时，我急于想知道母亲此刻的念头，凑到她耳旁低声询问，母亲一直没有言语；再询问时，发现她已经坠入无休止的昏迷中。

我和姐姐的心，顿时沉下来。

这时，我多么想还原那个见人就笑、热情开朗的母亲呵！我多么想回到那充满快乐和幸福的童年呵！我甚至想让母亲的巴掌痛爱地揍我几下！此时此刻，我想了很多很多……

母亲是五十年代初来到太原的。

太原解放后，父亲参与并组建了山西省的第一支施工队伍。1951年，为了扩大施工队伍的规模，满足国家城市建设的需要，他想在河南省林县召集人马往太原来，但局于当时的通讯条件和宣传能力，没有办法在全县广泛传播信息，只能靠亲戚朋友之间互相转告。这天入夜，父亲问母亲家中存放了多少粮食，两人筹划一番后，便请来一家戏班子在村前搭台唱戏。每逢大戏开场前，父亲都上台讲几句话，他说国家搞建设，上头急着用人，愿意上山西的就到台下找他报名。

当时农村刚刚土改完，家家分了地有了房，都不想出来做工。父亲本想利用唱大戏作招工宣传，谁料竟然无人响应，便发火了，敞开怀喊道：“我是李凤梧，就是日本人要用五百块现大洋买人头的那个李凤梧。都知道我是穷苦人出身，当年跟了共产党干就是为了今天过个好日子。现在咱们翻身了，国家建设需要咱们出把力，咱不能守着土地忘了本。”

父亲这番话刚吐口，人群就开锅一样喧嚷起来，纷纷往前簇拥，都想看看这个曾经让日本汉奸闻风丧胆的传奇般的人物。有了父亲的那段辉煌经历和他本人在百姓中建立起的那种特殊威望，下面的工作要好做多了。落家庄唱了三天大戏，来来往往的人流几乎踏坏我家的门槛；每一拨人来，父亲都要母亲上水上烟。为了方便四乡八村的人，母亲还专门在院里搭起两口大灶烧水热饭，忙得三天没睡一个囫囵觉。三天大戏唱毕，父亲全年的积蓄随之唱完，家中的存粮也唱走近半，母亲累得大病了一场。然而，父亲招兵买马的任务得以顺利完成，太原终于迎来第一批参加城市建设的河南林县人。

我们家先有了哥哥，来太原后有了姐姐，五十年代中期才有了我。据母亲讲，我出生时，国家正值第一个五年计划，太原大上基本建设项目，父亲每天忙于施工现场，很少回家照料母亲。儿时，我身体瘦弱，隔三差五地生病，都是她一人背着我往医院去。夜里，我高烧不退，咳嗽不睡，放下就哭闹，母亲紧抱着我，一坐就到天亮。

在我的记忆中，母亲是个干净利索之人，她生活节俭，热情待人，不仅和周围邻里相处得甚好，还时刻关怀帮助老家的亲朋好友。那时，父亲的工资一百多元，除了我们全家人生活消费，还每月给奶奶寄钱。文革期间，穷亲戚时常造访太原，母亲总是慷慨相助。那年春节，母亲的小弟来到太原，一身的破烂衣衫，后边紧随着起哄的小孩儿，我和姐姐以为讨饭的来了，连忙关门闭户。最后，听见有人喊我的乳名，才知道是姥姥家的四舅。见状，母亲抱着四舅痛哭一场。乡下人不讲究，睡觉前不认真洗涮，脏衣脏裤就坐沙发，我和姐姐难免嫌弃，母亲总是低声数落我们。大年初三，父亲的一位老战友要来家中做客，据说还是一位副省级领导。母亲大早就忙碌起来，我们各做各的事情。中午吃饭时，大家才发现四舅失踪了。母亲流着泪，迎着冷风跑遍了大街小巷，我们也四处寻找，天黑后，母亲终于在火车站的候车室找到四舅。那晚，母亲十分伤感，不住地埋怨四舅。后来我才知道，四舅嫌弃自己，怕给家人丢脸，到外边躲避去了。春节一过，四舅要回家，母亲给他装了些钱，还把父亲和我们穿过的旧衣服打捆起来，一并给他带走。以后，母亲时常给我们提起四舅，还讲起那次割麦子与狼遭遇的事情。

母亲非常不易，中年丧夫，老年丧子，人生最大的不幸与痛苦，她都沉重地遭受了。

文革后期，父亲由于战争年代积劳成疾，旧病复发，溘然离世。当时，我和哥哥、姐姐哭成一片，家中塌了天一样。唯有母亲没有落眼泪，她努力压抑着悲痛，镇定自若地安排后事，一直等到开罢追悼会，才号啕大哭。追悼会那天，我们收到福州军区司令员皮定均将军送来的花圈，收到湖南省委书记万达发来的唁电，还见到了许多当年与父亲同生死的老战友。他们握住母亲的手，一再嘱咐保重身体。

以后，母亲带着我们三个开始了慢长人生。先是姐姐出嫁，后是哥哥结婚，等到我成家时，大家仍旧住在一起。为了不给母亲增添负担，我婚后在并州剧院租了一间民房。没多久，下起大雨，房子突然倒坍。那天下午，我和妻子搬出木床和衣柜，从并州菜站借了一辆平车，冒着雨水拉回大营盘。雨中，我不知怎么办好，就那么淋着。母亲看了，流着泪把我接回家，然后腾出自己的屋子，让我们搬进去。夜里，哥哥家和我们家都熟睡后，母亲在走廊搭起板子当床。后来，她见大家进出不方便，继而转到厨房睡觉。那时厨房窄小，还都是灶火，夏季闷热难耐，但母亲挺了下来，一直盼到我们有了自己的房子。

时光如棱，我永远不能忘记，时代进入二千年的第一个钟点时，我亲爱的哥哥因心脏病突发，悄无声息地走了。当时，母亲在哥哥家居住，嫂子发现哥哥脸色不对，急忙喊醒刚入睡的母亲。在大家焦虑等候120的时候，母亲紧紧搂住哥哥，不停抚摸着哥哥的头发，还为哥哥擦拭了脸。母亲呢喃说：“小时候，你就这样躺在我怀里睡去，现在你已经是中年人了，还这样躺在妈的怀里，儿呀，你不孝呀！”母亲紧咬着嘴唇，默默望着哥哥，始终没有落泪，她把哥哥的眼睛、眉毛、鼻子、耳朵、嘴唇分别抚摸了一遍，然后把头贴在哥哥的脸上，一直等到120的救护人员来后才分开。

当人们抬走哥哥的瞬间，母亲爆发出悲痛欲绝的哭声。

哥哥去世后，母亲一个人住在大营盘。为了消除她的痛苦，忘却过去的记忆，我们重新粉刷和安排了母亲的住所，抽暇带她游览了刚刚建好的汾河公园，还带他逛了华联大型超市。母亲说世道变化太快，好多东西没见过，真是开眼界了。看到母亲如此开心，我们感到十分的欣慰。

母亲能做一手好面食，尤其手檊面最为出色。每逢下班后，她总要精心为我做一碗面。她檊得面薄厚适中，切得宽窄均匀，不管我是否用过餐，都要我吃下去。由于面条是八十多岁的老母亲特意做下的，无论是饥是饱，我都要在她面前狼吞虎咽一番。母亲见我吃得香，话也就多起来，时不时地唠叨起往事，许多有关父亲的故事，都是在这种情况下知道的。

几年不知不觉过去，母亲的身子渐渐不如先前硬朗，但她始终坚持为我檊一碗面。后来姐姐知道了，装出不服气的样子，愤然对母亲说：“我每天专程过来为你做饭，而你却悄悄为自己的儿子檊面条，好偏心噢！”这时候，母亲就会偷偷发笑，什么话都不说。

以后，母亲始终把檊面条作为自己的一件大事来做。

她老了，小脚走路不便，也下不了楼梯，在家里寂寞难耐，只能隔着窗户向外张望。家中电视每天开着，她闭着眼欣赏节目，几次厨房开着煤气热着水就睡了，先后烧坏三个水壶。只有给我做面条时，她才会集中精力，不敢嗜睡。2005年是我最为繁忙的一年，一方面要办好手头的刊物，一方面要出版自己的两本书，时常与人聚会或应酬，回家难免夜半。母亲往往等不及我，就独自困觉了，然而每逢听到我开门的声音，她会立即醒来，嘱咐我煮面吃，并告之烧好的菜放在何处。交待完后，这才安心睡去。再后来，母亲开始出差错了，菜烧得要么太淡，要么太咸。但为了让母亲高兴，我总是夸耀她做得好吃。

这年八月的一天，我永远追悔莫及。

晚上九时许，我回到家中，见屋内黑着，拉着灯后，发现母亲躺在地下。她看到我，勉强笑了笑，说没留神跌倒了。我连忙把她抱上床，问什么时候跌倒的。她说快七点的时候。这样算来，她在地下足足躺有两个多小时了。我为她轻轻揉腿，她让我别忙，告我面条放在篦子上，让我先煮上吃。询问后，我才知道，母亲是做这碗面条跌倒的。下午，她切好面后，转身拿东西，没站稳脚跟，便歪倒在地下。

我看情况不好，忙给姐姐打了电话，同时叫来了救护车。

在医院，经过检查确诊，母亲是股骨筋断裂。医生说，有两套方案可行：要么保守治疗，在腿上打卡子，花七八千元足可以了，但老人从此站不起来，还容易产生褥疮。要么更换股骨筋，手术下来少则两三万元，多则七八万元。我问：更换股骨筋能站起来吗？医生说：一般人是可以的，但你母亲不敢保证，因为她是高龄老人。我问：价格为什么会有这样大的差别？医生说：用的材料不一样，一种是国产的，一种是进口的。我想了想，决定用进口材料给母亲手术。尽管母亲没有医疗保险，当时我每月工次不足两千元，姐姐每月工资七八百元；尽管我的孩子还念书，姐姐的儿子正娶媳妇，我们还是坚持用最好的材料给母亲手术。

我想用这种方式弥补自己的过失，想用破财的念头严惩自己。我想，为什么要让母亲做那碗面条，明明知道她身体不断老化，明明感到面条不像从前那么好吃，竟让她为我付出这样沉重的代价！她付出的爱，虽然非常朴素和简单，却让我难以承受，难能回报。

母亲的手术非常成功，这要感谢那位获有国务院津贴的高明的外科专家。他说，母亲的手术是奇迹，八十多岁的高龄老人，手术后竟能下地柱双拐行走。

回家后，为防止母亲摔跤，我总是搀扶着她去厕所，往屋里打水洗涮。白天，姐姐值班，夜里，我来照护。不知不觉，两年很快过去。这天，姐姐找我，说儿媳要生孩子，亲家是外地的，非得她亲自照护坐月子。母亲怎么办？我们发愁起来。我们曾想找个保姆照看，但考虑有了保姆也不省心，还得自己采购东西，每天亲自安排一切。姐姐抽不出精力，我得日常上班。

这时，母亲说话了，她无奈道：“你们别费心了，我想好一个主意，不知行不行。”我们再问，她说去养老院。我一下惊愕，我一向以为，养老院尽是无人照看的老人，如果母亲住进去，我们子女的脸面将无处可放。但母亲坚持住几天，她说：“去了感受一下，觉得可以呢，就长期住下去，不习惯再回家来。”

谁知，这一去，就长期住下来。

最初，母亲在养老院还是非常快乐的，那里有不少老人走动串门，同室还住有一位五十来岁的中年女子，两人结成忘年交。她们非常聊得来，经常开玩笑，无事时互相逗趣。母亲脸色日渐好起来。第二年，养老院重新装修，两人才分开居住。

再后来，母亲和一位同龄老人居住。这位老人是武乡人，不能行走，每天躺在床上唱歌。据说，在抗日战争时期，老人是妇联主任，还是早年的中共党员，由于被日本鬼子用过刑，不能生育，身下收养了一儿一女。老人除了吃饭和睡觉，闲下就唱歌，歌词都是抗战时期的内容。老人白天唱，半夜醒来也要唱。母亲受到影响，一连几天休息不好。我想找院领导反映情况，被母亲呵斥了一顿。她说，老人怪可怜的，不会动了，只能靠唱歌活动身体。如果不叫她唱歌，让她总躺着，就不想吃饭了，那样的话，人也就快了。

装修后的养老院，为了节约开销，护工的工作量猛然增加了一倍，每人由过去负责五位老人变成十位老人。

2011年5月的一天，我去探望母亲，发现她不下地了，只是坐在床上跟我说话。这时，护工走进来，手里拎着水果，眼圈红红的。她把水果放在母亲床头，不好意思地对我说：“你母亲昨天摔了。当时我不在场，正为那边屋子的人洗脸，她下地活动时，不慎摔倒。”

我感到嗡地一声，热血涌到头上，我想发火，想骂她不负责任，想找院长讨要说法。因为我和养老院订有合同，这完全是护理的责任，可以要求赔偿。母亲见状，狠狠打了我两巴掌，生气地说：“她不容易呀，侍候那么多人，你一找院领导，她就没工作了。再说了，我起来活动是腿没劲儿了，不怪人家！”护工听了，唔唔地哭起来。母亲推了推水果说：“花钱买这些干啥，我不会怪怨你的，快拿回家给孩子吃吧！”护工感到过意不去，坚持留下水果。母亲不住地给我使了个眼色，我很不情愿地掏出五十元钱，塞入护工衣兜。顿时，护工抱住母亲号啕大哭。

这一摔，母亲真的不会走路了，正如她说的，腿上没劲儿了，手也抓不稳东西，但大小便还是坚持自己来。我对母亲说；“咱花这份儿钱，为甚不使用她们？”母亲摇摇头说；“她们不容易，照看那么多人，我自己能动弹，就别麻烦人家。”

按规定，养老院的床单以及老人的衣物，都由护工清洗晒晾。姐姐爱干净，去了养老院就从床上撤床单，要么扒扯母亲的衣服，然后交给护工清洗。为这，母亲时常跟姐姐生气，不是压住床单，就是揪住衣服，愤然说：“这些都干净，不要换洗，我不让你管！”姐姐已经是当奶奶的人，无缘无故挨了巴掌，就委屈难忍，只好跑到外边落泪。

冥冥之中，我感到有什么事情得准备了。2011年8月的一天，我背了相机，在养老院为母亲拍了一张单人照。这张照片，母亲笑得非常灿烂，神态也极为自然。

真的，我从来没有拍到过这么好的照片。

转眼间，国庆节到了，我们接母亲回家过节。这天，她见到了重孙子和重外孙女，本来想把每个宝贝抱一下，可是抱不动了；休息一会儿，她打开箱子，拿出早就备好的寿衣，给我们细细交待了一番。这天，我们全家在饭店包了一桌饭，母亲吃得特别多，每样菜都尝到了，即便过去忌口的东西也尝了。她坐着轮椅，斜靠着我，脸上流露出幸福而满足的微笑。

以后的日子，母亲脸色不如从前了，但吃饭还可以，没有发现什么病灶，每次见到我，总是询问还有多少天过春节？其实，我知道，老人惦念我儿子。我儿子是她的次孙，在中科院攻读博士学位，国庆节没能回来。现在唯有次孙没成家，老人想趁活着的时候，见到次孙媳妇，哪怕是准次孙媳妇也好。老人曾经流露，春节要与次孙好好聊聊。

这天，儿子来电话，说买好了腊月二十三的飞机票，再有一个星期就回家见到奶奶了。母亲知道后，连声说好。

过去，我每星期探望母亲两次，国庆节后便改成三次。我每次见到母亲，都要给她浑身上下按摩，还要为她洗一次脚。母亲过意不去，总是推三阻四，说自己没用了，要我注意保重身体。

腊月十八这天，我为母亲按摩时，听她叨念孙子和外孙。这三个孩子都是她一手拉扯大的。我告诉母亲，次孙还有五天回来，然后给那两位通了电话。还好，长孙和外孙闻之，都停下手头的工作，赶来看望她。外孙儿是人民警察，属于公务员，人敦厚老实，在单位任副大队长；长孙是我哥的孩子，二十来岁就搞起房地产，现为一家地产公司的总经理。

腊月二十，按照惯例，我又去养老院为母亲按摩。忽然间，母亲问，春节快到了，单位给我分东西了吗？这是我最不愿也最不想回答的问题。母亲所说的单位是父亲生前的单位。父亲去世后，最初，单位一把手每年春节都来看望，然后变成了二把手，再后来是部门派人探望。近几年，单位干脆只分点慰问品，还得自己去拿。去年连慰问品也不给了。今年春节，更没有任何响动。其实，我们并不缺那点东西，倒是母亲格外在意。因为父亲去世后，一位领导亲自对她说过，你是老革命的遗属，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是，组织上永远不会忘记你的。现在，单位不慰问了，母亲就觉得组织上把她忘了。她认为，忘了她这个老婆子不要紧，令她伤心的是，李凤梧当年流过的血，被现在的人忘记了。

天快亮时，医院走廊传来杂乱的声音，姐姐把我推醒。值班人员就要上岗，清洁工开始打扫卫生了。过了一会儿，特护室的门也打开了。

我和姐姐进去看母亲，她紧闭双眼，一句话也不讲。我轻声呼唤她，似乎听到哼了一声。然而，姐姐听到的声音是喊饿。她说，母亲从昨日到现在，粒米未进，给她吃点东西吧。正巧病房开早饭，餐车推了进来，我刚要打饭，被医护人员阻止，人家提醒，烂尾炎不准入食。我们只好作罢了。

一个小时后，大夫来查房，又给母亲开了一些药，还抽了母亲一次血，让我再交了一次押金。

又过一个小时，妻子、姐夫、侄子、外甥先后打来电话，询问情况。我说是烂尾炎，不要紧的。他们问过医院的地址，匆匆忙忙往这里赶来。

一会儿，我听到母亲大口喘息，随后就平静了。我把手放在母亲的鼻孔处，再看脉动表和血压表，感到情况不对，母亲不行了。这时，医护人员也都围过来，主治医生看了看母亲，动了动各种器械，低声对我们说，准备后事吧！

姐姐和嫂子放声大哭。

我急忙给妻打电话，让她马上返回，把母亲的寿衣拿来。妻以为听错了，反复问，你说什么呀，怎么啦？我在电话里发作了一顿，她才相信了。

这时，我赶紧看表，时间是早上十时四十五分。

猛然间，医院外边响起剧烈的鞭炮声，一个医护人员提醒道，今天是小年，灶王爷升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