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三位老乡

1962年我从芜湖来到徽州，被分配在休宁临溪中学当教师。当时我只身一人举目无亲，多亏杨先地等三位老乡的鼎立相助，使我度过了一道道难关。

杨先地是汽车修理工。1958年从芜湖汽车队调到屯溪汽车二队。他家和我家隔得很近，不足百米。我来徽州自然要找到他。

我父母亲就我这一个儿子，身边无人照应，寒暑假我理当回家探亲，可当时屯溪到芜湖的铁路还没修，汽车班次少，车票很难买，更主要的是我的经济困难，结婚后有了孩子，一家三四口人往返路费实在是个大问题。

杨先地他非常理解我看望老人，尤其是春节一家团圆的心情。为了帮助我能回家探亲，他千方百计地为我找便车。二队都是货车，每趟车只能带一两个人，尤其是春节边，想乘便车的人又多，因此很难找到。他总是超前和几个要好的司机相约。我每次要回老家，他总是一个个地找司机商量，求他们帮助。我看他一次次地和他们讲好话求情，心里过意不去，有时说：“我不回去算了”。他总是说：“那怎么行呢？你父母亲在家望你回去，眼都望穿了……别着急，再等等看，总会找到车的。”他给我找车，还要招待我吃喝，他从不嫌烦。

杨先地虽是轮胎工，但是车间里的车工、钳工、电焊工的活他都可以动手。七十年代初他曾帮我自制了一台落地电风扇，除了风叶、电机是买的，其余配件全是他做的，这在当时是很稀罕的。

杨先地对我的帮助让我终生难忘，我们之间的交往无丝毫的客套，有的只是知心朋友的真诚，有喜悦共同分享，有困难互相帮忙。

我也曾利用我在山区工作之便，利用我会做木工的一技之长，为他尽过一点微薄之力。他的大儿子在家乡结婚没有家具。我给他做了床铺、木箱、桌、椅、橱、柜送给他。

从1962年到1982年这二十年中我们交往十分频繁，我们之间毫无拘束，十分随便，因为他家属不在身边，每当节假日休息时间他总喜欢到我这里来玩。每次来我都准备些酒菜，他也毫不客气，吃到最后剩下的菜他全部承包。

说好人一生平安，只是人们的良好祝愿。杨先地可称得上大大的好人，可他的一生并不平安。

他辛辛苦苦、省吃俭用、一心为抚养几个小孩。可就在1979年夏天，他的十四岁的小儿子放暑假，从家乡来到他身边，本想痛痛快快地玩一下，可来了没几天，小孩说腰痛。上市医院一检查，医生说是脊锥炎，要动手术。一个普通工人出于对大医院医生的信任，就顺从地签了字，结果手术失误，说是手术刀碰了中枢神经，造成了下肢瘫痪。一个有说有笑的孩子走进医院万没想到会坐着轮椅出院。医院承认是医疗事故，可只用一千多块钱和一付轮椅就打发了。杨先地何尝不想起诉，讨个公道，而苦于无人无钱，只有抱恨终生。

本来就很困难的家庭，又添了残疾的孩子，真是雪上加霜。

祸不单行，没过几年，可怜的杨先地自己又患上了胃癌，吃尽苦头，于1985年9月11日经治疗无效与世长辞，年仅五十岁，丢下可怜的残疾儿子。老天爷是何等的不公道！

杨先地走了，我失去了一个推心置腹的好友，给我留下无比悲痛的哀思。

后建平，绰号后老好，无论男女老少都叫他老好，知道他学名的人反倒不多。他是屯溪汽车二队的驾驶员，他和杨先地同时由芜湖调过来的。通过杨先地的介绍，我们熟悉了，他是芜湖市人，自然也是老乡，又是同姓，于是很快就结成了好朋友。

老好为人诚恳，宁负己，不负人，于世无争，中庸厚道。

老好，为人忠厚，调度上派他跑芜湖长途的机会不多，但他只要有机会跑芜湖，总是优先带我，有时还主动问我回不回去。多年来我乘他的车次数最多。我的三个小孩都曾在我父母身边住过些时候，多次往返几乎都是乘他车的。我父母两次来我处也都是他代我接送的。带老人、小孩不象带青壮年省事，一路上还要细心照应，也只有他肯做这样的好事。

为了帮助我解决困难，有时还要冒极大的风险。

1973年家乡发洪水，我家房屋被毁，我给我父母修房用的竹木料是他帮我带回去的。我给父母买的棺材料，也是他给我带回去的。这在当时是非常不容易的事。

有一次，已是除夕的头一天，我一家三口要回去，可车上坐不下，只好在车厢里留个空位，让我躲在里面，外面盖上雨布，这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他对我的照顾可谓仁至义尽。

老好是个多么好的人啊！可他竟逃不了悲惨的命运。年轻轻的患上了肝癌，非常痛苦地结束了短暂的一生，去世时还不到五十岁。丢下孤儿寡母，还有那可怜的老母亲，白发人送黑发人，这是何等的悲哀！

得知他患病的消息，当即就找到他家，见到了他。当时他在楼上大阳台上晒太阳。他的情绪还好，说是肝腹水，发作起来痛得厉害，他象平常一样和我拉了许多家常话，并满怀信心地说：“等我身体好一些，一定到休宁去你家玩。”

临别时，他爱人送我出门，一路上流着眼泪告诉我，老好患的是肝癌，难好了，没让他本人知道

等我再次去看他时，他已经走了，没想到那次相见竞是永别。他临终时我没能为他送行，深感内疚！

老好在人生的旅途中虽没立下丰功伟绩，但他的好名声却有口皆碑。他真诚善良的道德，纯洁高尚的人格，是激励我不断进取的力量！他对我的真挚无私的帮助我永志不忘！

杨兴华是1958年由省城合肥调到屯溪来的，给当时的地委书记开小车。他是我的同乡，原来就熟悉，我来徽州自然和他常来往。

他当时住在市府大院的宿舍楼里，住房条件虽不宽裕，但他家有间放杂物的库房，是我们经常住宿的“客房”。

兴华夫妇俩待我们非常热情，每次留我们吃饭总是尽量搞许多好吃的菜，还叫我们吃水果、糕点。我在文革初期一度被整，他曾和杨先地一道到临溪看我，安慰我。他对我的生活、工作非常关心，在那样样要票的年代，我在农村没有煤票，他俩常想办法给我煤票，解决我燃料困难。

兴华看我在山区工作不方便，曾主动找他的老同事帮忙，要给我调到屯溪，后来是我自己顾虑太多没去成。

杨兴华是1947年前参加革命的老干部，参加过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本当有更高的职位，只是他为人忠厚，五、六十年代替领导开车，七十年代被安排在地委机关搞后勤，管机关房产，手中也有点权，而且认识的老干部也多，可他从不以权谋私，从不拉关系走后门，他一直过着清贫的生活。他千方百计为机关干部安排好住房，而他自己的住房，几经搬迁却都是很简易的普通住房。他家中没有一件好看的家具。市场上已普通流行29寸的彩电，他才添置了一台14寸的小彩电，空调、冰箱、洗衣机一直没进家门。直到离休时才住上组织上给他安排的一套好一点的住房。他一世可谓“一生清白，两袖清风。”

早在七十年代，他就患过胆结石、胃溃疡，两次到上海治疗，切除了胆襄，胃也切除了一半，弄得平时饮食提心吊胆，近几年来又患上了心肺方面的疾病，一年有大半年住在医院，常年与药打交道。

兴华经过抢林弹雨的洗礼，又在平凡的岗位上，默默奉献了四十个春秋，本当可以享受离休老干部的优厚待遇，好好过几年舒心的日子。可是无情的病魔却夺去了他应得的晚年的幸福。

兴华在弥留之际，我曾到市医院看过他两次，最后一次是在春节前，那时他头脑清醒，也不悲观，见到我非常高兴，还笑着说：“老弟，我这次进来，恐怕出不去了，我这辆老爷车该报费了，共产党没有亏待我，要不是医疗费全包，我早就没了，总算让我熬到了七十九，够本了！”说着又猛咳一番。

临别时，我曾对他儿子说：“你爸若有情况一定要打电话告诉我。”想不到那次相会竟是永别。现在我能做到的只有抽空常去看望他的老伴，以寄托我的哀思。

（200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