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公的“生意经”

外公一生都是乡下人。如果说他最大的爱好，就是做生意。一晃他老人家就仙逝了十八年，如果说我对他最深的印象，那就是始终不能忘记他精明、实诚的“生意经”。

外公做生意的时间很漫长，几乎贯穿了他的整个人生。解放前，因为家境贫困，他十岁左右的年龄就离别父母从朱家山头到了金牛镇，在“裕源茂”商行做了一名小学徒。应该说商行老板经营有方，买卖一直兴隆。在那里，他学会了做生意的初步门道，认识了我的老爹（即：爷爷），他俩之间很要好，结拜成兄弟，后来就又成了儿女亲家。母亲曾对我说：“你老爹与你外公最大的区别是：你老爹一生安分守纪、随遇而安，命运对他很关照，顺风顺水；你外公一生爱奔波，爱闯荡，却风里雨里操劳一辈子，就是命运不济……”

因为人多口阔，外公二十出头就是家族的经济支柱。在解放前，兵荒马乱的日子里，外公冒着被日本人杀头的危险贩过私盐。有好几次，眼看着一队日本兵近了，他慌忙把箩筐藏在山上，自己躲在附近的庄稼地里。等鬼子走了，他才敢挑着盐等货物继续赶路。后来，我在外公年老的时候求证过他，他不愿多提，说记不得了。

抗日战争结束后，外公靠自己的精明、能干，挣了一份收入不错的产业，在大冶的保安镇做了商行老板，本来他有机会去上海等大城市继续拓展、做大自己的生意。究竟外公是农村人，依恋自己的故土，他做着自己的生意，满足于乡人那惊羡的目光。据说，那时的朱家山头以及附近的朱姓来客到保安，外公会嘱咐厨师用心招待及时周济，因此，朱老板的名声、口碑一直很好。

解放后，因为做生意发了财，理所当然，外公家成了资产家阶级，家产被分了，家境比穷人还穷，还真应了“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的古话。因为怕外公私藏金银等，中年的外公被吊在保安镇的桥上接受一次又一次的鞭打……于是，奋斗了半辈子的外公只得重新带着一大家人口重回大冶“贵人村”——朱家山头，做地道的农民。

我文革初出生，童年在“贵人村”度过，在外婆家差不多呆了十年。我的印象中，外公每年回家很少。因为当年的向阳村——朱家山头在“彭泥塘”那儿有大量田地，所以社员每年要去那里参加生产活动，外公是常驻那里的炊事员。具体“彭泥塘”在什么位置，至今我也没去过，只知道它与黄金湖离得很近，属于湖区。因此，小时候我总期盼外公返家时带点鱼回来吃。平时，偶尔外公回来下，住一晚，第二天，天才蒙蒙亮，他就又出发了。当年，每次回家，外公喜欢喝点劣质的谷酒，菜无非豆腐、鸡蛋等而已，他故意报点帐目给我以及表哥算，每次我都能算对，这让他高兴，他承诺过年会带鱼给我吃；而算帐老出差错的表哥老是被他的筷子头敲疼了脑袋骂成蠢货，之后见了就躲他。那时候，在我的眼里，他是一个很严肃的人，一般不苟言笑。过年的时候，外公终于带回了他承诺给我的大鱼，我才明白外公是多么看重他与一个小孩子之间的承诺。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年老的外公靠卖自己种的菜开始经营他的小生意，之后他依靠这个自食其力，坚决不要儿女们的救济，并且帮助他的儿孙。因为做生意，他经常去武汉打货。那时，我家在金牛镇，住学校的平房，他看后认为我家开个小卖部肯定赚钱，他絮叨多了，把怕麻烦的母亲说发毛了，狠狠顶撞他，他才叹息着罢休……终究，外公老了，一次，打货从武汉回金牛，一不小心，把脚摔成骨折，住进了位于金牛镇的大冶县第二人民医院。晚上，我和三舅舅陪护他，因为脚疼厉害，他脾气火爆，甚至咒骂三舅舅。三舅舅倒是一副好脾气，逆来顺受，悉心服侍。倒是我，经常与他开点小玩笑，冲淡紧张气氛，因为我已经是老师，外公很看重这个所谓文化人的职业，他说话明显有讨好我的意味，莫非他真的心也老了？……一次，在病房睡熟的外公突然说起了梦话，计算起他此次打货的开销，被吵着的同病房两病友睡不着了，干脆拿笔算外公的帐目，说梦话的外公竟然算得分厘不错，这乡下老头真是“神”了，一时被很多人笑谈。

因为此次意外，外公的左腿从此落下了残疾，他的生意做不成了，他原来做生意攒的钱给了他的儿孙。但，树大丫多，到他苍老的时候子孙行孝、顶用的却不多。母亲说：“你外公英雄半世，老来寂寞，真是生不逢时啊！”不得不依赖后人接济生活的老外公终于学会了低眉顺眼，而此前与他有些隔阂而脾气与他一样急躁的母亲也同样学会了宽容和爱。所以，外公后来对我说，你母亲脾气是不好，却是我最孝顺的女儿。

外公走的时候，已经有80岁了。他的葬礼被爱“好”的三舅舅办得隆重而风光。母亲、大姨、小姨把他一生的英雄传奇般的人生经历哭唱得有板有眼，三舅舅则指挥着一帮乡亲把大小事务处理得有条不紊。山里人话不多，不活泛但实诚，一老汉说：“其豪大哥是奔波了一生，但后人都争气，值！”

外公的坟墓是一处向阳的坡地，两年后外婆也下葬在他的旁边。那里据说风水很好，地势开朗，临山望水……每当我跪拜外公的时候，我总能想像他坎坷、风光、操劳、落魄的人生，而隐隐中，宛如望到了他诚实的眼神，还有那带有威严味道的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