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屋

闲来无事就读点散文类的书籍。每每看到别人谈起童年的往事，一件件一桩桩皆如数家珍，娓娓道来，这不仅令人心生羡慕，同时也让人有点失望，觉得上帝不公正，对我毫无眷顾，连记性都不好的，以致我童年的往事，大多已湮没在岁月的河流中。拼命地回想，总是浮现在我眼前的，却只是我家过去居住的老屋。

老屋的产权并不完全归属我家。那栋房子不算大，却住两户人家。另一户姓吴，是我家的远房亲戚，那家的老奶奶是我的老姑婆，父亲的姑婆爷爷的姑妈。她家住西头，我家住东头。

老屋建于1956年，坐北朝南，共有六间房，堂屋位居正中央。堂屋两边各有一间主卧室。紧邻主卧的自然就是厢房了。我家的厢房较小，不带丢肩，故又称抹角厢房。吴家的厢房含丢肩，面积比我家的略大，便分隔出一小间做卧室，给老姑婆居住。堂屋是两家的共有财产。

老屋的走廊很宽，大概有一米二吧。走廊有一个拐角，形状酷似汉字笔画的横折。房前立有三根木柱，两主卧前各有一根，另一根在吴他家厨房走廊上。柱子很粗，儿时的我一人不能合抱。柱子的木质不够好，有一道道的裂缝。

我家的走廊上还有一套舂米器——碓臼和碓杵。碓臼呈锥形，由一整块青石凿磨而成，内壁有一道道花纹，手摸上去凉而光滑；碓杵的木杆粗壮结实，一头装着碓头，对准碓臼，一头嵌入“井”字形下面的横梁的正中穿梁而过（横梁是活动的），尾端削平，钉一块梯形木板。舂米的时候，一人站在“井”字里面，两手撑住两边的木梁，一脚踩地，一脚踏在尾端的木板上。脚劲大的，那碓头就抬得很高，下落的重力也就大。家父在外县他乡教书，家里没有男劳力，舂米的事，由我们姐弟几个与母亲合力完成。母亲蹲在碓臼边上，碓头抬起的时候，伺机伸出木瓢，翻动碓臼里的米粒，将挤到边上的推到中间——这个活计有些危险，然而没有出过差错，碓头从没砸到过她的手。倒是我们几个孩子常常闹笑话，两人看似都用了很大的气力，脚踩下去，碓头却只上到半腰就下落了。一追问，准是有一个偷奸耍滑，干了出工不出力的事。偷懒的，也不会被责怪，相反，还可趁机向母亲提出歇伙，笑闹一阵。碓头是锥形硬木做成，嘴子上安着形如坨螺的生铁坨，黑黑的铁坨泛着暗沉的冷光，看上去也有些不寒而栗。

老屋的墙由土砖砌成，墙脚以青砖打底。砌墙时，叠放砖块前都要搁一坨稀泥巴，以填塞缝隙。墙面也糊上一层厚厚的泥巴。但是，经过风霜雪雨，糊的那层泥土渐渐脱落了，墙上就有了很多缝隙，这给春天的蜜蜂筑巢倒带来了方便。因此，墙上便留下无数光滑圆满的小洞。每到春暖花开时节，孩子们都要从墙眼里拨出蜜蜂，把它装入玻璃瓶中赏玩，或者干脆吃掉。

老屋三间正房盖的黛瓦，厢房是茅草（稻草，习惯称茅草）。下大雨的时候，能听见两种不同的雨声。茅草上的声音，像个嗓子坏了的人的说话声，喑哑低沉；瓦屋上的完全不同，那声响清脆明亮，瓦槽里流水时，仿佛一个人置身野外山泉边，哗哗的流水声绵绵不绝。下雨，我们一般就在走廊上玩耍。四、五岁的时候还有一次与吴家的姐弟俩一起学习数数呢。

不幸的是，屋子做好没住几年，由于做大队部，大队里没钱买瓦，就将我家那间卧室的屋瓦拆走了——全大队的地主富农家的屋瓦都被拆走了，换成了茅草。到底是那一年拆走的，母亲也记不清了，只记得在文革前。当然，那时我还没有出生。自我记事起，我家就住在两间茅屋里，还有与吴家共有的那间瓦屋——堂屋。

茅屋的进深不能太长，否则下雨容易漏雨。我家的卧室在拆屋瓦的时候，后山墙就往前（南）移了将近一米，那里就又有了个阶檐，可以堆放柴禾。有一次还发现隔壁的堂伯母偷我家存放在那里的柴禾呢。我告诉母亲，她只轻描淡写地说晓得了，一点不生气。大概她觉得伯母守寡，独自带着幺儿子艰难度日可怜吧。事实上，我们的日子与伯母的毫无差别，一样清贫如洗。但母亲却能如此大度，可见她是一个善良的人。

茅屋有一个致命的缺点，惧怕狂风。读到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里的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的句子，深有感触。郭沫若却有不同的观点，他说，杜甫生活很富裕，一重只算三尺，三重就是九尺，这样的茅屋冬暖夏凉。遗憾的是，我家的茅屋并没有这么厚实，一起大风，茅草就会被卷走，屋顶就会开天窗。房子里倒是亮堂了，可人站在家里一抬头就能见天，还会漏雨，心里总是感到恐惧不安，好像天都要塌下来了似的。每每这时，我就观察母亲的脸色，她好像毫无惊恐，依然那样从容。一次问她为何不害怕，她说，这有么子可怕的，等天晴了我爬上去盖好就行了。每次起风前，母亲就会吩咐说，快点，把门关上。只是关门实不易，厨房的门原无门闩，晚上关门后都是用一根木棒抵着，以防黄嘎狼子（黄鼠狼）进来偷食鸡。那风，声势浩大，势如破竹，一个孩子如何能抵挡得住门？风一进屋，到处乱窜，不久就找到薄弱处，顶破屋顶，卷着茅草飘然而去。

文革期间，有一段时期，那两间茅屋也不让我们住了，门上贴了封条。我们只得搬进堂屋，堂屋有吴家的一半，他成分好，所以，未贴封条。否则，我们只能风餐露宿了。

以堂屋为界，吴家的檐沟铺有青石砖，我家的是泥沟。一下雨，水滴就把泥沟滴出一个个的浅窝，雨滴总是滴嗒滴嗒地落在旧窝里。这时，总会想起老姑婆被媳妇骂过后边哭边咒诅的咒语——屋檐沟里的水哦，点点滴在旧窝里啊。那时年少无知，以为就是在说檐滴呢，其实不然，那是个很生动的比喻，她的咒语后来果真应验了。

堂屋后来变成了小学堂，自己就是在家里发蒙读的书。那时国家很穷，办不起学，学生读书都自带桌椅板凳。授课的余老师是位女子，很敬业爱岗，她惟恐桌椅丢失，就将我家卧室进堂屋的那扇门安了锁。一次母亲要用板凳，就将那门板卸下来，搬出板凳。第二日，余老师知道了此事很是生气，与母亲吵架相骂，骂母亲地主婆。母亲毫不惊慌——不像我，别人一骂地主崽子就觉特委屈，哭得昏天黑地，以致说不出话来。她沉着应对，胸有成竹地说，我是贫农，不是地主。余老师却也无话可说。母亲那次很生气，发现她只是锁了我家的卧室门，却没锁吴家的。她们好久不说话。直到余老师农转非去武汉工作前，大概她心情很好，就给母亲赔礼道歉，俩人这才冰释前歉，和好如初。

改革开放后，吴家要做新房，就拆除他家的那半边房屋，也搬出了老屋场。那时已分田到户，由于姐姐已出嫁，我与大弟弟到外地上学，户口迁到了学校，父亲原是吃商品粮的，家里户口薄上的人口少，分的田就不多，生活仍然很拮据，盖不起新房子，只是将拆得破败不堪的老屋随便修葺一下，继续居住，又住了十多年。

一九九O年，我家在老屋场盖新了新居，老屋自然就被彻底地拆除了。老屋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虽已消失，可是，在老屋里居住生活的点点滴滴，连同老屋，却永远地留在了我的记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