宽恕

“仁政”、“性善”的孔孟之道是我国传统的道德观念，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基石。最近看到韩琦宽厚待人的历史小故事深有感触。

韩琦是北宋的三朝宰相，他性情深厚纯朴，心胸宽广，待人宽宏大量。他曾经说过：“欲成大节，不免小忍。”韩琦率军驻扎在定州时，有一次他晚上写信，叫一个士兵拿着蜡烛站在他的旁边照明。士兵只看别的地方去了，没想到蜡烛倾斜烧到了韩琦的鬓发，韩琦立即用衣袖把火拂灭继续写信。等会儿回头一看，发现旁边拿蜡烛的人已经换了。他怕主管的官吏惩罚那个士兵，急忙把他叫来，说：“不要换掉他，他现在已经懂得怎样持蜡烛了。”此后军中的官兵都十分佩服韩琦的度量。韩琦驻守大名府时，有人献给他两只非常宝贵的玉杯，说是绝世之宝。韩琦用白金酬谢了献杯的人。他对玉杯十分喜爱，每逢宴会招待客人，都特别命人摆一张桌子，上铺锦缎，把玉杯放在上面。有一天，韩琦招待管理漕运的官吏，他准备用这两只玉杯装酒招待客人。突然一位侍吏不小心撞倒了桌子，两只玉杯都摔碎了。客人们都很吃惊，那位侍吏也伏在地上等候惩罚。韩琦脸色不变，笑着对客人们说：“任何物质的存亡都是有规律的。”并对那位侍吏说：“你是失误造成的，并非是故意的，有什么过错呢？”客人们都对韩琦宽厚的德行和度量佩服不已。

然而“宽恕”这一传统美德，一度曾被列为批判的对象，以“斗为纲”取代“和为贵”。粉碎“四人帮”之后，拨乱返正，但余毒未尽，不仁不善者大有人在，就连一些根本算不上什么大官的普通学校的校长，也要耍起“铁的手腕”维护其领导者的绝对权威。

上世纪末某校一个中专班发生了两件令人遗憾的事。

一次外出集体活动，在一间不大的屋里集中，摆在四周的椅子不多，有个女生后到，没有座位，一个男生开玩笑地示意坐他的腿上，那个傻兮兮的女生真的坐上去了，在场的教师是有点看不惯，但也没见有什么非礼的举动也就不放在心上。可事后校长却对班主任大发雷霆，说这太不象话，一定要狠狠地处理，当时大家都以为只说说吓唬一下而已，没想到回校后真的开大会批判，给那两个学生记大过处分，连班主任也挨了批，说工作没做好，有责任。

还有一件事那就更冤枉了。一天晚餐，学生在饭厅排队打饭，甲同学到前面“插队”，乙同学不让插，两人争起来了，甲动手打了乙，值日教师经过调解，事情平息了。当晚乙到城里的叔叔家玩，诉说了自己的委屈，堂弟听了抱不平，独自出门邀了几个小朋友赶到学校想找甲“算帐”，在校门口被值班教师挡了回去，并没有产生不良后果，而且乙同学也没在场。校长知道了这事十分恼火，一次又一次地要他写检查，逼他承认是他有意找社会上的流氓到学校来闹事，并在教师会上大讲特讲这事的严重性，一定要重重处理。班主任经过多方面的调查，了解到确实不是他主动找人来闹事，来的人都是小朋友，根本不是流氓。可这位校长大人对班主任的解释充耳不闻，反而说对这个学生严肃处理是对班级工作的支持，在召开批判处理的大会时班主任执意不参加，以保留自己的意见。打人的人招摇过世，被打的人反而受到处理。这不公平的事实至今还留在许多人的记忆里。毕业时，班主任多次提议应撤消对他的处理，不要将这“处分”记入他的档案，在全体教师的舆论下，总算没有给这个同学留下后遗症。这个学生参加工作后以显著的成绩赢得组织的重用。二十年过去了，提起这事他意味深长地说：“这不公平的创伤时时在提醒我，在组织工作中要坚持公正的立场。”

一个普通百姓心善心恶，容易被人发现。好人坏人，好事坏事有较明显的区别，然而一旦披上了“红色”的外衣，戴上“领导”的桂冠，一言一行皆“绝对正确”，其善恶之心一时就难以辨别了，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会在人们的心中留下鲜明的印象。在我的经历中就曾遇到一些宽厚仁慈的领导，至今记忆犹新。

1960年我在芜湖读书，那时的人嘴特馋，一天课余时与同学一起在学校的田野散步，我发现一口水塘里有鱼，我以为是野鱼，周末就回家带来鱼网，一天下午放学后我就到那塘边正准备下网，一个农民走过来说我抢鱼，说这水塘是生产队的。我极力申辩，陪不是，说实在不知道，仍无济于事，不但把我的鱼网收去了，还到学校告发我抢队里的鱼，我被吓得魂不附体。系里的苏秘书热情接待那位农民，和颜悦色地向那人陪不是，劝那人先回去，说这事等学校领导开会研究再作处理。那人终于走了，但把我的鱼网也带走了。苏秘书看我在一旁吓的那副狼狈相笑着说：“你怎么闯这么大祸，别着急，我到校长那里替你解释解释。”一个大学生“偷鱼”的舆论犹如泰山压顶让我无地自容。尽管有部分同学帮我解释，但平时一些不大合得来的同学由此多了闲话的资料。我提心吊胆地等着学校对我的处理，可几个星期过去了也不见动静。一天，一个和我很要好的学生干部领我一道到苏秘书那里探听情况。苏秘书说：“这件事，同学们应该从中汲取教训，……好在王校长心肠软，说批评批评算了。放心吧，没事。”没过几天苏秘书和总务主任亲自到队里将我的鱼网要回来还给我了。

我想，当时若换一种领导“上纲上线”，给我记大过，甚至开除，我也无处申诉，也许因领导的一句话就毁了我的一生。

与此同时，我们学校还发生一件比我的错误更为严重的事，有两个同学经不住饥饿的“考验”，私自跑到“江西共大”去了，据说那里开荒大生产有饭吃。这事我是知道的，因我胆小不敢同往，但出于义气，我没有去“告密”。直到1962年初形势略有好转，那两个同学被江西方面派人遣送回学校了。有人讥笑，有人赞赏，更多的人是同情，而我却深为担心：这两个同学学校会不会不给毕业，不予分配？我和他们私下谈心，说记过处分都不要紧，就怕不给分配，苦苦地熬了这些年就是为了有个工作，寻得一个饭碗。后来学校开大会处理了这两个同学：公开检讨认错，给以“警告”处分，允许参加毕业考试，若考试及格，给予毕业分配。对这一处理，可谓仁至义尽，无不夸学校领导宽厚仁慈。后来这两个同学终于和大家一道毕业分配，参加了工作。

当时学校有位教写作的老教师，他一心专攻业务，教学兢兢业业，而对极左的“政治学习”不感兴趣，一次时事测验他交了白卷，学校张榜公布成绩时，他的名下是“缺考”，而不是“0”，原来是秘书做了手脚，以宽容之心维护了这位老教师的尊严。

在那非常的年代，学校领导的这种宽恕之心更是难能可贵。近半个世纪过去了，这几件事还留在我的记忆里，并时时提醒我对人处事要有宽容之心。

2009.8.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