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阅读

我的阅读生涯开始于小学二、三年级。当时，我家邻近大队代销店，代销店常有一些书籍用来出售或出租。销售员闲暇的时候，就从货架上顺手拿下一本书，搬把椅子坐在店门外阅读。他们入痴入迷的情景也深深吸引和感染着我，就常常租书读。由于识字有限，阅读实属困难，但也陆陆续续读完了《红石口》、《大刀记》、《西沙儿女》、《艳阳天》等书籍。代销店里有什么书就读什么书。当时的书籍都肩负有强烈的政治使命，里面的人物形象都正反鲜明。因此，和当时许多男孩子一样，迷上了战争、迷上了你死我活的敌对矛盾。读《连心锁》里某位正面人物牺牲的章节时，自己流过不少的眼泪。除此之外，令我印象最深还有两本当时的禁书，一本是《三国演义》，属于“四旧”书籍，不能胡乱看的；一本是巴金的《家》，好像属于“反革命书籍”，更不能随便去读。《三国演义》是在邻居家偶然见到的。邻家的大院里有一颗大枣树，我去摘枣的时候，看到一本书放在院墙的土窗里，已经没有了封面，纸色灰暗，文字竖排。我从未见过这样的书，就翻开去看，却发现很多文字和当时的写法不一样，按村里人的说法是“老写儿字”。囫囵吞枣地看两页，就深深地被吸引了。现在仍然记得当时看的是定军山黄忠刀劈夏侯渊的章节。《家》是村里一年轻人在外村偷偷借来的，我再三央求下仅仅读了一个下午，但里面的主要人物形象一直深深铭刻在我的脑海中。回头来看，由于当时的文学大都负担有政治功能，书籍所能表现的题材、所能采用的风格本身就少，又加上农村条件所限，我能阅读到这些书就很幸运了。

中学时读的书就比较多了，主要是形势变了，有书可读。当时，新生意识常常在各种场合被喝彩、消化以致接受，先锋与流行、精英与大众、引进与本土这些矛盾，表明国民的精神世界既充满前所未有的动能活力，又时常带着跨越、对峙和断裂的惶恐。文学和其他艺术慢慢回到了正常位置。谁不知道高仓健、邓丽君、山口百惠、崔健、顾城、路遥、张贤亮、中国女排、李谷一、蒋大为、《加里森敢死队》以及后来的《红高粱》、《渴望》？谁不知道春晚、专业户、快餐店、健美操、狼来了、桌球？现在想来，当时读了四大名著，读了《暴风骤雨》、《烈火金刚》、《创业史》等建国后文革前一些作家创作的长篇，读了李存葆《高山下的花环》、路遥的《人生》、张贤亮的《牧羊人》、《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绿化树》以及《索伦河谷的枪声》、《蹉跎岁月》等一篇篇伤痕文学。这才知道，文学原来可以表达多种多样的东西。最难忘的是读了《少年维特之烦恼》，有一段时间，就认为自己是维特，朝喜夕悲的，很快就早恋了。

大学时期，正是各种思想流派进一步泛滥的时期。在这段时间里，主要阅读的是雨果、莎士比亚、但丁等人的作品，还用大量的时间半懂非懂地读黑格尔、尼采、萨特、佛罗伊德。当时，也认认真真地读了庄子、孟子、韩非子。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开始尝试文学创作，写了一些豆腐块儿，有散文、有诗歌、有小说，但大都遗失了。我不能肯定大学所读之书的价值，说好了它们开阔了我的视野、丰富了我的思想，说歹了它们也确实给我带来了长时间的混乱和茫然。

参加工作之后的二十多年里，我基本没有完整地读过一本书，更没有去搞什么文字游戏。可以实事求是地说，自北京流行呼啦圈以来，除了看过《秋菊打官司》、《无间道》等几部影片外，连汪国真的诗、贾平凹的《废都》、网络文学《第一次亲密接触》等都没有读过，也算是一种遗憾。我总认为，读书和写作，确实能够给我带来快乐，但它同时又给我带来了不少痛苦。二十多年里，竞没有认真地读一本书，连自己也觉得很不可思议。

现在，仍然很少读书，愿意翻看的也就是《红楼梦》和《三国演义》。对现在很多的新派作者，我不太关注，因为我们也年轻过，只不过没有他们那样好的机遇和选择空间。但即使如此，我始终认为，读不读书，只能反映自己的精神生活是否发生了变化。重要的是，读书有没有选择，能不能给自己带来愉悦，会不会帮助自己趋于完善；更为重要的是，书里书外，有没有坚守自己的主流价值观，有没有坚守自己的一些追求，譬如爱、美、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