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的大哥

长兄如父，承当弟妹的护花使者，作父母最可靠的得力助手，是小弟妹们言行的楷模。如今的年轻人鲜能为之，但大哥的确如此经历了他宝贵的一生。大哥离开我们已经多年了，但大哥一生勤懃恳恳，关心弟妹，舍己为家的精神使我永远难忘。

大哥的童年是幸福的。他是家里的长子，是在爷爷奶奶的悉心关爱中抚育成长，是在父母和亲戚饱含希望的注视下上完小学的。

一九六三年大哥顺利考入杨凌中学，成为初六六级的一名学生。他酷爱体育运动，擅长田径，篮球，及乒乓球运动，并在当年的学生运动会上获得地区乒乓球比赛第三名的好成绩。在六六年初提前参加了体育院校的招生考试，取得理想的成绩。但时间不长“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大哥就读体育学院的理想也随之化作终生的梦想。原本“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的学校先是“停课闹革命”、后是“全国大串联”，一个运动接一个运动。大哥积极参加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去北京接受毛主席接见，到个个院校看革命的大字报，和同学朋友长征去延安接受革命洗礼，到毛主席故居韶山接受再教育，去井冈山走革命路。三年时间就这样轰轰烈烈地过去了。

一九六八年上山下乡风暴席卷全国，我们哥俩一起来到后稷教民稼穑的武功农村下乡落户，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准备在农村大干一辈子。在这里，我们受到的锻炼和磨难使我们逐渐成熟。开始掌权的造反派了解到我们这些知青大部分家在科研单位和大学，父母大都是“臭老九”，就不许我们参加宣传队（23人只有三个父母为工人的可参加）、不许听传达中央文件，让我们和四类分子一块劳动改造。后来在同学们的努力下学会了各种农活，受到了贫下中农的信任，有的成了工地的技术员、有的被选为记工员、还有几个成为小队的保管员大哥也是其中的一个。

两年后形势开始有了变化，“根正苗红”的知青报名参军或招工纷纷离开了农村。接下来才是我们这些“可以教育好的”臭老九"子女开始被招工。

一九七一年我被招工要离开农村，正在这时，我们公社中心小学需要一名语文教师，大队推荐了大哥，因为大哥写得一手好字，干活又很认真，大哥毅然决定我应召去工作，而他依旧继续留在农村，当挣工分的小学教师。

一九七三年当我们大队只剩下两位知青时，当了两年小学教师的大哥作为最后一批知青被招进集体性质的公社兽医站工作。大哥在兽医站勤学苦练﹐干得很不错，不但年年是先进，还是兽医站第一个被公社团委吸收为共青团员的知青。

一九七五年初为了解决婚姻问题，大哥调回老家古城的一个木器厂工作。回到老家大哥工作更努力了。不久大哥就从工人身份被提升为干部，成为厂里的管理人员。这时大哥已是快30岁的大小伙了，家人都为大哥的婚事着急，父母、亲戚都在想办法。那年月集体企业职工低人一等，待遇低、工资低，大哥每月才37元，大多数姑娘不愿意嫁。好多姑娘一听是集体企业，二话不说，回头就走。后来我给大哥介绍了一位我们这儿军工厂的姑娘，也是大龄青年。她很喜欢大哥的人品和一手好字，和大哥谈了两年恋爱，并提出只要一结婚马上把大哥调到他们厂，而且厂领导已同意，前提是必须是全民企业才能调回。我和大哥厂领导商量，厂领导为了大哥的婚事也同意开一个假证明，因大哥坚决不同意说假话而告吹。两个人只好挥泪告别。至今在大哥遗留下的影集里还有那位姑娘的照片。

一九八三年父亲的单位同意给一个子女回研究所工作的指标，母亲决心通过这个机会把大哥调回，解决大哥的婚姻问题。我们也都很希望尽快解决大哥的问题，但因小妹妹也很想调研究所工作，多次和妈妈提出。大哥知道后主动做通妈妈的工作，做出牺牲。自己继续在集体厂上班，让小妹调回研究所工作，大哥又一次失去了好机会，婚事更难了。

一九八七年连小妹都结了婚，大哥的婚姻问题还没解决。大哥的婚事成了母亲和亲戚的头痛事，再晚婚也不能四十还不结婚。在母亲、亲戚的努力和压力下大哥终于在年底同意和姑姑介绍的一位女技术员结婚了。大哥厂里集资盖了单元楼，大哥分到一套不错的房子。母亲和亲戚们终于松了口气。母亲特别喜欢大嫂子，只要大哥和大嫂回家，母亲就忙前忙后满心欢喜，并且常常关心大嫂，希望早日抱上孙子。谁知好景不长，第二年大哥俩口就开始闹矛盾，谁劝也没用。大哥告诉我，他是在妈妈和亲戚的压力下才结的婚，很不幸福。从那以后大哥经常连家都不回了。

九十年代讲文凭，大哥积极参加了高等教育自学考试（高自考）。一九九一年上半年厂里的伙管员因经济问题被撤职，没有好的人选，为了争取更多的学习时间，大哥自动请缨。从那以后大哥除了管灶就是参加高自考，经过两年的努力大哥的高自考已通过了六门。离婚申请也送到了法院。

一九九四年大哥患病住院，我和弟弟去看大哥，大哥告诉我们他一定要离婚，身体和心情都不好一直没法学习。我们劝大哥安心养病，有困难就讲，并给大哥留了一点钱。半个月后大哥病愈出院，来到家告诉我他的病已全好，非要把留的钱还我，并说：“你也有家，别乱花钱”。我坚决不要大哥还，结果那钱大哥孝敬给了妈妈。为照顾大哥的身体，最终厂安排大哥作库房保管员。

一九九五年初大哥的厂子被一个棉织厂兼并了，新厂讲文凭，因为大哥的“高自考”才合格了十一门，还差两门，不算有文凭，大哥又和新厂没什么人事关系，被分到大门作值班员了。年底大哥的离婚被法院批准了。

一九九七年大哥和他厂的一个女工结婚了，大哥很高兴，说这才是她自己的婚姻，虽然自己是看大门的但大嫂很喜欢他，自己感觉精神也很不错，认为只要努力一切都会好的。十月份大哥把妈妈接到他厂子家中住，让妈妈接受新大嫂。

一九九八年春节我们全家在大哥的家里过的，看到了大哥的笑脸，觉得大哥又回到从前，恢复了青春，妈妈也认可了大嫂，全家过了一个愉快的、充满希望的春节。

然而，命运之神又一次捉弄了大哥。一九九八年四月份厂里开始让部分人员下岗，大哥大嫂都在下岗之列。大哥把他们的情况告诉我，要我把妈妈接到我家。到了大哥家的那天晚上，大哥谈起我们这一代叫“文革”害惨了：“上学遇时遇上停课闹革命，毕业遇时上下乡下山、结婚时遇上晚婚晚育、生孩子时遇上计划生育、提干时遇上要文凭、现在又遇上下岗，一个萝卜八头被切去，真是命苦啊！”大哥告诉我他准备去医院做护工。

我们都不同意大哥去，大哥已经是五十多岁的人了而且身体患有多种疾病。我们都想帮大哥办一个商店，大哥却坚决不同意，说﹕“你们替我好好照顾妈妈就行了，等我干不动时你们再帮我。”大哥一生好强，宁可牺牲自己的利益帮弟妹，也不愿给弟妹增加困难。我把妈妈接到我家住了。

六月份舅舅从北京来看妈妈。妈妈想让舅舅劝劝大哥，给大哥另找一个工作，并让同在一城的弟弟带大哥一块来看舅舅。谁知弟弟在大哥家没找到大哥，听说大嫂也去外地一个棉织厂打工，大哥在一家医院照顾病人，那个医院也没人知道，没法子只好让舅舅回北京。我告诉弟弟过一段时间再找大哥。谁知弟弟去了好几回总是找不到大哥。

八月十号的晚上11点，我们突然接到大嫂的电话，她说大哥病重住院，让我马上去。我急忙找车赶到医院，只见大哥已昏迷不醒，只听见呼吸机和心脏监护机的嗡嗡声，不见大哥睁眼开口。大嫂告诉我她在外县打工，接到电话下午才赶回来的，医院告诉她，大哥在医院照顾病人时，自己累倒在病人旁边的床上，昏迷了一天才被发现。病人及其家属怕事，没敢通报，一走了之。我们顾不了别的，尽全力抢救大哥，整整七天大哥一直昏迷不醒，第八天大哥不行了，医生尽了最大的努力，还是没办法。

大哥一声不响离开了我们，离开了亲人和朋友。弟妹和老家的亲戚，大哥厂里的同事，及我的一些朋友送走了大哥。多年来，妈妈一直被蒙在鼓里，直到临别还在数说大哥的善良和他命运的不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