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山为师

1969年甩掉了“牛鬼蛇神”的帽子，我被调到了一所戴帽的学校——璜源小学，办初中班。

学校东面靠着大山，冬天很迟才见到太阳，学校门前有条小溪，溪对岸是公路，溪水长流不息，清澈见底，溪边有用石块垒的埠头，附近村民饮用水都在这里，溪上有座不足一米宽的木桥，是进学校的必经之路。

刚开始只我一个人，后来陆续又调进几个老三届大学生，有安大的、安师大的，还有位中科大的，大都背着个大包袱——出身不好。校长出身好，文化低，人也忠厚，阶级斗争抓得不算太紧，只要求大家教好书，校园里倒也相安无事。老师们教书出奇地买力，这可能是因为头上的辫子，屁股上的尾巴不再被经常提溜的缘故。

这里是出了名的贫困大山区，学校条件十分简陋，没有课桌凳，我有木工基础，于是我和一个木工出身的民师搭档，组织学生办木工小组，大队为我们提供木料，自己动手制作了一套课桌凳。其他师生上山开荒，栽种茶树，兼种瓜果蔬菜。由于我们“学工学农”抓得比较实际，成绩显著，上级满意，家长、学生也没什么怨言。可有件事却让我受了一肚子窝囊气。

上级给公社分配了一个上大学的名额，我是班主任，公社干部随便问了我一句给谁好，我先是不同意，说初中还没上好怎能上大学。大家都说既然有这政策，放弃了岂不可惜。于是我矮子里挑长子报了个名单，但一直没有回音。第二个新学期开学了，我到各家动员入学，碰上一个曾报过名未上学的女孩，问她什么时候进学校，她回答说：“我的箱子、被条还没准备好，过两天再去。”我一听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就说：“你上学在家吃住还准备什么？”“我不是到你那里上学，我是到芜湖读大学。”难怪村里有人议论我办事不公，哦，原来如此！这孩子是领导干部女儿，据说小学没上多少时候就回家了，办初中班时报了名一直没进学校。之后我问公社干部是怎么回事，结果自讨没趣，反而受了一顿教育：“你呀，智育第一的流毒还没肃清！”我还有什么话可说。这以后我教的初中班里又出了好几位大学生，这可不是我的功劳，是他们父母有能耐。

1972年我又调到另一所山区学校——源芳初中。这里的师资力量较强，有几位中老年教师，也有几位年轻的名牌大学本科生，学校负责人对教学抓得较紧，还象个中学的样子，我在这里教了两届初三语文，1974年9月又回到临溪中学。

我在大山里当了五年教师，教学条件和生活条件虽然较差，但心情却是愉快的，山里人待人热情，那种渴求文化，尊敬教师的真情实感让我感动。那时我一家五口到璜源落户，吃的住的全给安排得好好的，谁家做大事、过年杀猪都少不了要请我们作客。有一次村里打到一头大熊还特意送给我一只熊掌，至于一般的山里土家菜更是常常送来。星期天、节假日我常跟他们一道上山砍柴、拔笋，下河捕鱼、捞虾。

我是大山里的老师，大山也是我的老师。五年的大山生活让我感受了山里农民的淳朴勤劳、磨练了战胜困难的意志，陶冶了植根乡土的情操。我在大山里教的学生现在大多事业有成，恢复高考后出了好几个真正的大学生，这里面可能也有我的一分苦劳。当年的青少年如今大都成了爷爷奶奶了。每当久别重逢，听他们叫我一声老师，我感到莫大欣慰，无比自豪。

2008－2－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