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失了的毕业证书
那个特殊时代的学时生涯,今天看来有点可笑、可惜,生不逢时的感觉,文化课学得实在很少。时代变迁,而今对文化课的极度重视,跟那个年代比起来,可谓是从一个极端到另极端。祝好!
当有人问我是什么文凭时,我的脸顿时红的有点发青。这到不是说我这人虚伪脸皮薄,怕别人笑话自己文化水平低,而是实在不好意思告诉别人自己居然还是个高中毕业生。因为,在高中二年的学历生涯里我只学到了一句毛泽东主席的诗词,“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除此之外,我是什么也记不得了。不过是还认识了一班高中同学,说是同学道不如说是难兄难弟或劳动积极分子们较为贴切些。想想,没有学到什么文化知识,只是天天劳动干话、炼就了一身的体力,奄有同师授业之理。
文革时的高中是二年制教育,升学不论分数高低与成绩好坏,当然也不会象如今考试面试的,只凭学校推荐便可直升高中。说到此,我真的应该好好感谢“白卷”英雄张铁生了,要不是他,我不知的惊心动魄几考场啊!当有幸在赵富田老师的关怀下我走入播明社办高中的时候,心中那灼热的狂喜整整燃烧了一个多月。唉!能不让我高兴吗?全村仅仅两名高中升学名额,我是独占其一。
没想到的是入学后没上几天课就天天参加劳动了,先是后播明村的支农修渠、后是西播明村的突击夏收,再后来学校要进行校址搬迁建设。学生们自然就成了义务建筑工人了。美其名曰:是又红又专的工农兵学员。就是这样的高中教育,居然还有人找后门、托关系地往里钻。入学时全班只容五十人的教室,有一天忽然又有二三十人来报道,一桌能坐三人的位置,增加到了四人。唉!倒霉了的是学生,高兴了的是老师,这样又添了不少的劳动力。
高一年级第一学期的课本还勉强学了几章,到第二学期便彻底脱胎换骨地放弃了学业、全部投入到新校舍的建设当中了。从打土坯开始到学会烧制红砖,再从校舍地基的夯实到土建工程的全部封顶建设全部是我们学生完成的,就连工程用水也是学生们自己动手打的水井。艰苦的劳动,很少过周日,假期也是在轮换之中度过。虽然没有学到什么文化知识,但却是三好、五好学生会按时的评,其实也不是什么民主化的评选,只由班主任老师和班长两人眼顺而便可,呵呵。每当在评比的时候,我总是以一种消极的态度来对待。因为,我知道自己评选无门,就是老师慈悲主评上我,我也对不起奖状上那三好、五好的称号,充其量自己只有一好,那就是劳动态度真的好。两年中,从没有缺过勤、旷过工。
就这样,两年高中,在轰轰烈烈的劳动中、稀里糊涂地毕业了。学业期满时所有的课本只那么了了学了几课,而毕业时的证书成绩居然都是九十分以上,学习与思想品德鉴定意见也是出奇地优秀,这让我非常地惊讶不已,什么学习认真、品德优良、劳动积极肯干等等。如此,我的感恩我的那些老师们,如果不是他们大发慈悲写了那么好的成绩与思想鉴定书,那真不知后来参军入伍时我该如何展现那光荣的毕业证书了。
昂首望月,夜寂星稀。两年的辛勤汗水已经在岁月的潇尘里淡忘了,唯记班主任王玉林老师在劳动出工前兴奋不已地传达毛泽东主席刚刚发表的诗词“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时的情景,深深地铭刻在了我的记忆里。尤其是解析词中“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时的形体语言,成了我高中学涯里唯一的收获。如今想来,令我惭愧的是,那时居然没有领悟了领袖的诗词意境和政治背景,却只感悟了老师的抽象表述。
如今,毕业证书也不知道哪里去了,我也懒得去找它,偶尔想起时,也是一段辛酸的往事,到不如让它随风而去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