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天星
随着年龄的慢慢增长,我逐渐懂得了年关到来时大人们的辛酸,往事如烟,真心希望经历过苦日子的父辈们能好好享受幸福的生活;问候作者新年愉快!
爆竹一声除旧岁,桃符万户换新春。岁月真不经折腾,在匆忙间,在劳碌间,一年365个日日夜夜扯冷子就过去了。叹岁月无情,感韶华易逝,好的也罢,坏的也罢,人们都要迈过“年关”这个槛儿。现在说“年关”有些不适宜,但是在我小时候这一年一次的大节也不是太好过的。当然,对于“年关”这个词也是随着我的年龄增长才逐渐懂得了大人们的辛酸的。
我是唐山大地震那年出年的。1976年正是中国大事频仍的一年,几位领袖相继过世。接下来就是拨乱反正,“实践检验一切真理”。在政治阴霾下苦苦挣扎的老百姓终于可以看到久违的太阳了。但是,高层理论的提出与老百姓生活的真正改善不是一朝一夕的事,社会底层的老百姓关心的是“菜篮子”,是“兜里钱”。十年浩劫十年动乱,“宁要社会主义草,不要资本主义苗”的残余思想还在桎梏着人们的行为。生活在那一年代的人们日子是苦涩的,没有多余的粮吃,没有多余的钱花,就是想挣钱都没有地方去挣。我姥姥的脚得了脉管炎,疼得实在受不了才吃些“去痛片”。可是就这点药钱,让我妈妈拿出来都有些捉襟见肘。看着姥姥痛苦的样子,妈妈逼得没法了,就在院子里种些菠菜,等到长成了就装到篓子里,步行二十多里路偷偷地背到城里去卖。卖的时候还要提心吊胆的,像做贼似的边卖边躲,从城西头跑到城东头,怕被“城管”的人给抄去。我妈妈不是爱钻营的人,只是一位普普通通老老实实的中国妇女,但是为了老人,也不得不种些青菜和烟叶来换取些零花钱。现在我说给我的孩子听,他们都不信,但这确确实实是真的。
“好过的年,难打的春。”这是我妈妈经常回忆经常跟我们说的,可那时作为孩子的我哪懂这些?就是到了八几年人们的副食也没有象现在这样丰盛,吃不到“返季节”菜。有些人家在收获西红柿的时候,将其蒸熟,切成细条装进输液瓶子里,等到正月里请客用。那年月冬天能吃上一盘“西红柿炒鸡蛋”是很尊荣的一件事。妈妈过日子总是精打细算,年前准备的瓜子花生从不准我们动,只有等到招待完走亲访友的客人后才许吃,一些鱼肉只要没被动筷总是端上端下,这样可以吃出正月。而有的人家还没到过年那天花生瓜子就被大人孩子们给抓完了;还没出正月,招待来人来客像鱼肉这样的主菜给吃没了,真正用的时候还要东借西借,至于什么时候还,也许又要等到年底吧。
孩子们不懂大人的苦楚,喜欢过大年,盼着过大年,女孩子盼着穿件新衣服,男孩子盼着挑红灯放鞭炮,更盼着吃年夜饭,吃顿饺子。“大过年的谁家不吃顿饺子?”现在的人们说的少了,听的也少了,可是我小时候吃饺子有数,家穷啊!攒那点儿可怜的大米白面是留着来人来客用的,是留着给苦了一辈子的老人改善生活用的。就是过年买鞭炮也没有象现在这样成箱地买,不过是一两挂“小鞭”,就是这点“声响”也不敢成挂点燃噼哩吧啦地放了,而是解散开一个一个放。有些药捻子松了不响的鞭炮,我们就从中间掰开,几个对到一起,用香火将药粉点着,这叫“滋老囡子”。人家有钱的会买些大烟花摆到街当中放,围观的孩子居多,我也在其中。为什么都是孩子们呢?当时我并未想过,直到我大些了,才明白其间的原故。
现在大年三十家家干什么?看春晚。但是被大众认为第一次春节晚会现场直播的是在1983年,之前是没有这盛世的,孩子们在那天晚上最快乐的就是拎灯笼。小朋友们穿上新衣服,各自拎上形状不一的花灯三五成群两个一伙的在某处汇合,在街筒子内奔跑。漆黑的年夜在美丽的烛光映衬下显得是那样温馨祥和。
也许我们的童年对于现在的孩子来说是那样单调贫乏,但是在我的回忆里却是最美好的。
往事如烟花般绚丽,而这种璀璨又只能深深地埋在心底,这里面寄托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憧憬。不懂得辛酸的人又怎么晓得甜蜜?看看我们现在的生活是多么丰富多彩,吃穿不愁,衣食无忧,上辈子几代人即使逢年过节也赶不上今天的富有。一家人围坐在一起边看春晚边总结着今年的收成,预计着来年的打算,团圆、幸福、祥和,在丰盛的年夜饭之间穿梭着,升腾着。
“放礼花啦!”随着五十响地礼花次第升空、炸开,如满天星般照亮了夜空,扮美了夜空。
星光下,母亲的脸被映红了,就是那舒展的皱纹里也堆满了幸福和美满。
谨以此文献给像我母亲父亲经历过那段苦日子的上一辈人身体安康,每一天都能享受这幸福的生活;也祝愿我的同龄人能在这样祥瑞的年代慷慨以赴,用我们的青春和智慧打造出更加美丽的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