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年笔记

十八岁，学校的住宿条件依旧不好，西安零下二度的时候，宿舍里也不过比外面高一点，每天早上都会在热水袋失去温度之后把你冻醒，我毫不犹豫地关了手机里的闹铃扔进杂物箱，天气愈冷就更加无法安睡，起床的生物钟整整提前了两个小时，手机用作闹钟的最后一个功能也就这样被我抛弃了。

有时候会想起十六岁，情况比现在要糟，每天花半个小时去排打热水的队伍，我曾经无数次地想要脱鞋砸了冬天水房里热水箱上的红灯，所以我也曾一度鄙视宿舍里那个天天用热水烫早餐奶的女生，你丫真奢侈。那时候，宿舍在六楼，每天拎着暖水壶、午饭、作业，上上下下跑十来圈，饶是这样锻炼，在天杀的H1N1流感事件中，我还是不争气地测了38.2度，在看到水银条的同时就吓得禁了声，捏着那根玻璃仪器朝下猛甩。然后趁着吃中午饭的档儿跑到很远叫了碗馄炖，一边喝汤一边哭，抱着手机给老爸打了电话，捂着话筒生怕别人听见，我怕他把我喝汤的勺子收走。结果老爸听完就笑了，我还一本正经的强调：“姚杨早上才查出来是阳性呀！我们前天晚上还分同一块面包来着。”老爸甚是轻松地答道：“多大点儿事呀。”我不等他说完就赌气挂了电话。

在那个全城警戒，连家长会都可以不用开的时候，我之所以担心是因为一向淡然的姚杨在电话里哭着跟我说她害怕。每天班里要是缺了出勤的人数，我就不安地想到楼梯尽头的那间隔离室，以及校宣栏里不断增加的患病人数。就这么忧心忡忡了一整天，当晚上体温回到了36度，我才释然地长呼了一口气。一周之后，姚杨回到了宿舍，我惊讶于她康复的神速，然后迫不及待地给老爸回了个电话。后来我才知道，那段时间，缺勤的人浑水摸鱼逃掉了多少理化课和早自习。

一场流感就像是地理老师画在黑板上来势汹汹的季风，在我抬起睡眼来不及聚焦的时候就被唰的擦掉了，我甚至有点恋恋不舍，因为每天课堂上的卫生教育又换回了政治说教，每天查体温的时间又给塞满了英文字符。生活又回到了教室、宿舍、饭堂的三点一线上，直到后来过去了好几年我都沿袭了这样的习惯，吃饭从不离开住处五百米，我也曾一度要围着五百米长篇大论，只是每每下笔却又觉得无趣。

当我拎着暖水壶穿过学校里的施工区，想起十六岁就不再有抱怨，不用再排半个小时的队去打一壶不开的热水，然后爬上陡窄的楼梯，一脸疲倦。我曾不止一次地浮想过自己从陡窄的楼梯上失足跌落会是多么惨不忍睹，却不想在我离开旧校后不久，好友就上演了这华丽的一幕，摔得骨折休学。

她习惯了在无线通讯的另一端向我哭诉，她的疼痛和孤单，她说：想牵着你的手去踏雪，想念你手心的温暖。可是她不知道，楼梯纵然平缓，我还是在扔了两个暖壶之后磕青了膝盖；两个城市的冬天，连接着同一片涌着寒流的天，我又何曾幸免。总是在睡前灌一杯热咖，开水从杯底打着泡沫上升，咂这第一口热饮，最苦也最香甜。我不是闲静的性子，品不了茶的慢韵细雅，只能由苦水沿着胃壁把暖流传递，给睡前加点亢奋，也不想在寒冷里痛苦地睡去。我也是缩着脖子逆着走廊里的过堂风上下赶课，早上考钢琴的时候，键盘老师撮着眉头：“手这么凉一会儿怎么弹呀？赶快烤去。”我感激地抱着暖气，最后伴唱部分也还是扯不出声来。

十八岁，喜欢听hebe的一首歌：叶子。就像歌里唱的那样：“我一个人吃饭，旅行，到处走走停停”，虽然只是在五百米之内；“也一个人看书，写信，自己对话，弹琴”，做自己想做的事，无羁，无绊，爱上了风一样的自由。读了那么多卡耐基的哲文，却还是战胜不了心魔，我始终无法像旧袜子一样松弛的活着，更无法保持舒适的状态使身体运作。情绪带给的疲惫常常有，但是心肺也并不健康，因为总是在风里咳嗽，今年多比以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