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的史学贡献

提及孔子，人们首先想到的往往是他对教育的伟大贡献。其实，孔子对中国古代史学的贡献也是不容忽视的。依我肤浅的理解来看，大略有以下数端：

一是注意保存先代文献。当然，孔子保存的文献并不仅限于史籍，也有《诗》、《易》、《礼》等重要典籍。春秋末期，社会动荡，周王室和各故国所保存的旧有文献大量散佚，只有鲁国还比较齐备。鲁昭公二年（即公元前540年），韩宣子在鲁国史官处观书，不禁慨叹“周礼尽在鲁矣”，由此可见一斑。此时，孔子以自身的力量，大力搜求、整理和删定各式各样的历史文献，使得不少重要史料得以保存下来。孔子的这项工作，其意义和影响都是空前的。

二是开创史学研究的先例。孔子当年修订《春秋》，不仅仅是为了保存先代史料，更是为了阐明治乱兴衰的义理。如果我们以今天的眼光来看《春秋》，似乎也没有发现什么值得大谈特谈的地方。它只不过是一部纲要式的著作，内容相当简略，不管是史学价值，抑或文学价值，它都远远不如后来的《左传》。然而，我们可以因此将孔子的功绩一笔勾销么？当然不能。孔子以非史官的卑微身份去研究号称“天子之事”的先代历史，这是具有开创意义的。孔子不但自己研究史籍，也引导自己的学生重视研习先代文献，从历史中汲取先贤的智慧结晶。此后，整理史籍，研究历史，在中华史学发展长河中逐渐形成一种传统，影响中华文明达数千年之久。

三是确立编年史的体例。史书的体例有很多，在封建社会里最为流行的，自然是史圣司马迁开创的纪传体。但是，编年体作为一种古老的体例，其作用与影响同样不可忽视。在《汉书－艺文志》里有“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的说法，但也只是讲出了两者的表面区别。从史籍的体裁来看，经孔子删定的《春秋》属于正式的编年体史著。这种体例虽然有着不可避免的缺陷（如把一些历时较长的事件分割得支离破碎等），但它有利于知人论世，容易看出发展与流变，是以久行不废。后人修撰年谱，也明显受到编年体的沾溉。诚然，孔子并非编年体的开山老祖，可是有一点必须注意：孔子删定的《春秋》是中国现存年代最古的一部编年体史著。此书记事虽嫌简略，但是“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杜预：《春秋序》），具备了编年史的主要特征。孔子删定《春秋》对后世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或许我们可以说，如果没有《春秋》，中华史学恐怕要黯淡些许，至少不会有《资治通鉴》的出现。孔子的贡献，难道可以忽视么？

如今再为孔子扣上一顶“史学家”的华冠，自然与添蛇足无两样，但孔子对中华史学的贡献却不该为后人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