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年，那些事

寂静的冬夜里，伴着一曲曲优婉的老歌，任键盘在手指下悄悄起舞，敲打出这些零零碎碎的记忆。虽然没有华丽生动的词汇，更没有感人至深的篇章，却是我对那些年那些事的实实在在的回味。

一，史无前例的开始

记得那是一九六六年的春夏之交，即将初中毕业的我们，风华正茂，正紧张地迎接毕业考试，报考高中的志愿填好了，毕业像照完了，连基本的体检都进行了，一夜之间，竟发生了惊天巨变，毛主席的一张大字报发表了，文化大革命的浪潮席卷而来。紧接着就是停课闹革命，成立红卫兵，工厂停产，商店停业，大字报铺天盖地，批斗大会彼彼皆是，这是一段杂乱无章的日历，让人感到无聊，恐慌，迷茫，无助，不去上课上班，却在搞什么派性武斗，为了各派的口碑，夫妻间反目成仇，兄弟间大打出手，不断有流血事件发生……那时上街购物都得在每天的中午前后，其他时间是不敢出门的，记得一天中午我正在中街上走，突然这边的八三一派与小东门那边的辽革站派打上了，这么远距离的射击，可苦了街上的老百姓，黑压压的人群乱做一团，慌不择路，有几个人撞开了光陆电影院的门，我也跟着人流涌了进去，虽然鞋子挤丢了，总算是有惊无险。后来听说那次就误杀了一位过路人，一条无辜的生命！

是历史主宰了命运，是命运让我的人生从此跌入了低谷。从这时候起，我彻底结束了我的学子生涯。因为不是什么“红五类”，不能参加红卫兵，就连全国性的大串联都是后期才成行，是毛主席第八次接见红卫兵时去的北京，只记得红旗飘舞象一片红色的海，人流涌动如潮水一般涌向天安门，虽然也走了几个城市，但没有任何的印象，只是在拥挤和奔波中匆忙而过，对于未来，大家都是一头的雾水，整日里无所事事，每天三次的“三忠于四无限”，再就是看看书（也不能乱看）学学剪纸，抄抄歌谱及毛主席语录，学做一些家务……这样的日子并没有持续多久，父亲进了学习班，母亲又患了当时很少见的癌症，家里的这副担子首当其冲就落在了我的肩上，我简直要崩溃了！是母亲的爱支撑着我，为了照顾母亲，我学会了做家务和最基本的护理常识，在爸爸不在家的日子里，服侍年迈的姥姥，照顾年幼的弟弟，护理病重的母亲，还要牵挂学习班里的父亲。对于十六岁的我，这是人生的第一次考验。也是在这期间，学校开始安排知青下乡接受再教育，我没有响应号召，我不忍扔下病重的母亲和无人照管的家。几个月下来，同学们回沈来看我，一个个晒得黑黝黝的，虽然是很累很苦，但我觉得他们很充实，倒是觉得自己似乎掉队了（多么可悲的自尊心在做怪啊），父母也一再劝我，先报上名溶入到集体中去，再请假回来照顾家，我违心地报名来到了清原县的南口前公社王家堡四队。那是在1969年春节的前夕，乡亲们敲锣打鼓欢迎我们的到来，年三十又和我们一起包饺子，可夜深人静的时候，躺在山村的土炕上，把被子蒙在头上，仍免不了一场痛哭，远方的家中，父在外，母病重，姥姥年迈弟弟年幼，他们该怎样来渡过这年三十的夜！泪湿枕巾。勉强挨过了年初一（提倡要在这里过革命化的春节），初二我就踏上了回家的列车，回到了亲人的身边。

二、最刻骨铭心的痛

一年多的精心护理，最终换来的却是母亲的与世长辞。永远也忘不了那一天：1969年6月30日（农历五月十六）我们在文官屯与母亲做最后的诀别。当母亲被推进火化房的瞬间，我最后扑在母亲那冰冷的身上，盯住母亲那苍白的遗容，真真正正的生离死别！痛彻肌肤的悲痛欲绝！撕心裂肺的痛哭中我昏了过去（以后就落下了头痛的毛病）。人世间最伟大最深沉的爱莫过于母亲的爱，而过早地失去母爱的人，就是天底下最最不幸的人儿！那一年，我刚刚十九岁，正是懵懵懂懂，是非迷茫的时候，成长的路上多么需要母亲为我指点迷津，又有多少深埋心底的话想对母亲倾诉……残酷的现实面前，我只能选择坚强的面对。其实真正可怜的是年幼的弟弟，他那年才十四岁，多么需要母亲的照顾啊！而最苦的应该是年迈的姥姥，老人家一生吃斋念佛，可最终佛主也没能保佑她，三十几岁守寡，三个儿女早早病故，最后母亲还是先她而去，这白发人送黑发人的痛，伴随老人家一生，眼泪早已经哭干了。最难的还是我的父亲，顶着恶劣的社会大环境，他把失去妻子的大痛压在最心底，用自己坚实的臂膀支撑起了这个老幼残破的家。当时我在想，老天为啥这样不公平？为啥非要把幼年丧母、老年丧子、中年丧妻这人间所有的悲剧，都在我们家无情地演绎？真的是呼天天不应，唤地地不灵，欲哭无泪啊！这是我有生以来最大最深最刻骨铭心的痛！

三、我的愧疚

即便是生活已经跌到了谷底，可厄运还是追着我们不放。母亲去后的第二年（1970年春），父亲扶老携幼下乡到了台安县黄沙公社，过起了背朝黄土面朝天的乡村生活。那几年，父亲忍着深深的痛，服侍姥姥为她老人家养老送终；照顾弟弟把他养育成人；风风雨雨，里里外外，他老人家承担着家里的一切。几次回家看着日渐衰老的父亲，那过早花白的头发，那写满苍桑的面庞，我的心都默默地在流泪，在滴血，在自责，在内疚。母亲已经不在了，做为唯一的女儿，理应回到家里为父亲分担家里的担子，可为了不影响我所谓的前程，父亲坚持让我留在知青点，不同意我把关系转回家里，我只能在有限的回家的日子里，尽可能地为家里多做点事，性格刚强的父亲不想过多的牵累我，连拆洗缝补的事情都很少让我做，我懂得老人家是心疼我，这让我更加的心痛和愧疚。弟弟在这里的中学毕业后，和当地的青年一起劳动，繁重的体力劳动，恶劣的生存环境，他的身心受到了最艰苦的锤炼和磨砺，长成了一个英俊刚毅的大小伙子，后来被安排到学校做了民办教师，父子俩相依为命，总算是熬过了那段坎坷的岁月......往事真的是不堪回首啊，对于父母和亲人，这是我一生都无法弥补的愧疚。

四、初来王家堡

母亲病逝后，我曾回到王家堡一段时间，可那时的我根本无心在那里生活，一天工也没出，整天往十八里外的火车站跑，就象一个精神病人，满脑子就是去车站接人，等沈阳来的火车开走之后，再回来，其实去接谁呀？我也不知道。头痛，睡不着觉，就到青年点门前的小河旁坐着，也不害怕，后来医生确诊是神经衰弱。吃了不少的药，还打过封闭针，（直到回沈工作后，这个病才渐好）。转过年来，又和家里一起去了台安县，直到把家里都安顿好了，我才回到王家堡开始我真正的知青生涯。

其实，家里再苦，有亲人在一起，一切事都有父亲扛着，在这里要独立地面对眼前的一切，谈何容易。比起已经在这里奋斗了一年多的同学来，我又一次的掉队了。并且，我当时的身体和精神状况都不好，体重只有八十几斤，气管炎病得很重，几天下来，我就病倒了。世上还是好心的人多，生病的时候，青年点的同学照顾我不说，不少好心的大婶大姐们也很关照我，为我找偏方，端来热面汤，队领导安排我在青年点做饭，虽然我做得不好，可同学们都很包容我。后来，大队领导发现了我在写作方面有点天赋，又安排我做了大队的报道员，虽然不是完全脱产，却也隔三差五的开会培训采访写材料，（这要得益于这九年扎实的基础知识）这我就

少干了一些繁重的农活儿。再后来又被安排到学校代了一阶段课，又到水利连干了两年多，总之，知青六年半，我真正干农活儿没有两个月，没有受太大的累，也将就了我当初瘦弱的身体。

五，青年点的生活

我们青年点坐落在大队部的后边，前边有一条小河。东两间是女生宿舍，西两间是男生宿舍，中间是厨房总共十六个同学，八男八女，后有一女生办特困回城了，剩下我们八男七女，之所以都没和班级同学一起走，自然都各有苦衷，好在我们班有三名女同学，相互还算有个照应。

青年点的生活的确是很苦的，我们吃的是国家拨给的返销粮，是已经焐了的玉米磨成面做成的大饼子，辣滋滋的还有些苦，油根本不够吃，经常是没有油的土豆、白菜，偶尔改善一下伙食，大家会象过节一样的盼，咱班有个男同学（不是我们点的）在一次伙食改善吃饺子时，因为不限量竟吃了八十六个饺子，险些撑出病来。夏天还好些，冬天就更难了。大家上山干活儿时的午饭，就是冻着冰渣的大饼子就咸菜疙瘩。青年点里四面漏风，墙上窗上都结满厚厚的冰霜，睡觉时男同学戴棉帽女同学戴围巾，我们戏称这里是“王家堡宾（冰）馆”。

那时我们毕竟年轻，累过苦过闲下来的时候，也曾在迷人的夏夜里聚在门前的小河边，有人拉起小提琴，有人吹口琴，我们哼唱着“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喀秋莎”“惜别”“山楂树”……年轻的歌声在夜空中盘

旋，溢满了青春的憧憬和梦想。我们也在暗地里传看着《第二次握手》之类的手抄本，偷偷地把一些歌曲的词改成我们喜欢的歌词来唱，以寄托我们对家乡对亲人的思念之情。记得有一次雨休，我们七个女同学聚到一起，还在青年点里自编自演了一场活报剧，每个人都按照自己的梦想，扮演着各种角色，有演员，有教师，有营业员，有记者，我扮演的是医生，我梦想着做一名白衣天使，救死扶伤，医好天下所有的病痛……这可能是我们当年仅存的些许青春浪漫吧。

此外，我们也做过一些违规的事。青年点的柴禾总是不充足，于是我们就打上了大队部柴垛的主意，一个冬天的夜晚，我们女生放哨，男生搬柴，速战速决。第二天，大队领导过来，半是批评半是玩笑地对着我们大喊起来：“怎么我们的柴垛搬家了？一夜之间大队的柴垛矮了，你们的柴垛高了，你们真行啊！”最终还是没有深究。还有一次，有几个同学也不知是从哪块地里弄回来一大袋毛豆，放到大铁锅里煮熟了，大家七手八脚，饭盆脸盆全用上了，正在饱餐，队长找过来了，我们马上给队长端上一大盆，有几个能言善辩的再如此这般的白话一阵，这事也就不了了之了。再有一次可就麻烦了，一只老乡家的鸡跳进了咱青年点的泔水缸，同学们就把它宰了炖了，美餐了一顿。老乡找来了，我们自知理亏，给人家赔了钱，我们心里都明白，这次和前两次不一样，这是老乡个人的，前两次是队里的，这集体和个人的关系还是要搞清的，宁可挖集体的墙角也不能祸害老百姓啊。

那时知青回家坐火车不买票是有的，因为口袋里没有钱，又不好意思跟家里要，可又想家，就干起了逃票的勾当，我们也有过一次。那大概是1971年的春节前，我们三个女生和三个男生一起回沈，就没买票，南口前这边上车还好办，小站混上了车，一路上没查票也算顺利，快到沈阳时查票了，我们自然是逃不过去，到了沈阳站，我们被“押”下车，对我们女生还算客气些，男生们被“押”进了一间小黑屋，足有个把小时才被放出来，对于在里边的经过他们都不肯说，想是很难为他们吧，然后让我们逐个登记家长的姓名和工作单位，我们都胡乱地添写一番，当时又没有联系电话，他们怎么核对呀，最终还是没补票。就这一次，以后再不敢了。

六，善良纯朴的山里人

王家堡这个小山村，真还是一个不错的地方。这里是半山区，不是那种石头山，山上有花果林木，山下有溪水稻田，春天山上一簇簇山花争相绽放，五颜六色，山下流淌着的小溪象一条玉带把山村环绕；秋天山上硕果累累，山下稻谷飘香，跟着村里的姐妹们上山采山果（有山梨、山楂、还有圆枣子），钻树林采鲜蘑和榛子，就连冬天，那被皑皑白雪覆盖的群山都让人觉得是不一样的伟岸与挺拔。山里人更是善良纯朴，他们说话办事直来直去从不绕弯子，他们待人豪爽豁达大海一样的胸怀。在那样的岁月里，他们接纳了我们，手把手教会了我们庄稼活儿，风里雨里对我们多方的关照，他们没有因为我们的幼稚无知而疏远我们，就连我们几次犯错都包容了我们。从他们那里，我读懂了面对现实不屈不挠，我学会了自立坚守和吃苦耐劳。

艰苦的环境下，自然也离不开这些好心人对我们的关照。那时我们都有几个“堡垒户”，即与我们相处不错的老乡家，其实就是我们在那儿的家，如黄姐家啊，王三婶家啊，他们待我都很好，黄姐大我十几岁，是前任的妇女主任，两口子一心一意想要个儿子，却事与愿违，一连生了一满桌的小丫头，日子过得很艰难。黄姐是一位特别热情爽朗的老大姐，对我真的很好，有病时常来看我给我送汤送药，还常叫我去家吃饭。每次回家，都大包小裹为我带回山里的土特产。更多的是，在我身体不好，思家想亲人心情沮丧的时候，开导我安慰我，教我在坎坷的路上前行。回城后我结婚时，黄姐还特意过来，给我送的被面和山里的土特产。老王三叔三婶更是朴实善良的山里人，三叔是常年不计报酬的为村里养路修桥，家里还养着一位不沾亲不带故的孤寡老人，我们几个知青也是他们家的常客，赶上饭就吃，赶上活儿自然也一定要干。记得海城地震那年，铁路交通中断，那时我家还在台安，要想回家急得我直哭，火车一通王三叔马上套车送我去车站，火车是早晨开，我们只能半夜就出发，早春二月，山村的夜漆黑一团，特别的冷，车行至一条河的冰面时，忽然陷在了一块冻得不实的冰窟窿里，老王三叔一边使足了全身力气大声吆喝，一边使劲的抽打驾辕的马，总算是把车拉了上来，好险啊，所有的人都惊出了一身冷汗，老王三叔的嗓子都喊哑了，被水打湿的棉大衣也结了冰，我不知是感激还是后怕，竟然跪在地上泣不成声……多么可敬可爱的山里人啊。

七，回家的心情

那几年，最盼的是回家，最难的也是回家，因为最熟悉的沈阳城里再也没有了我的家。每年冬天，和同学们一起大包小裹回到沈阳时，他们都径直奔向了温暖的家，我一个人站在车站前，鼻子酸酸的，眼睛湿湿的，缕不清的思绪，百感交集。曾几何时，我在这里学习和生活，如此若大的沈阳城，我生活了十几年的地方，竟然再也没有了我的落脚之地！有时我也会选择去亲戚家寄人篱下，有时我干脆就在候车室凑合一晚，第二天再踏征程。从沈阳坐火车到鞍山，换汽车到台安县城，再换汽车到黄沙砣，每年都这样大包小裹的往家奔，现在回想起来，那个年代还真是好人多坏人少，一路上我曾遇到过不少好心人的关照，或帮忙买票，或义务提包，只身一人往返这几年，真就没遇上坏人。每次都是弟弟来接我，有时到鞍山，有时到县城，一看到弟弟那熟悉的身影，我就觉得暖暖的，就有了到家的感觉。弟弟和爸爸一样，对我也是报喜不报忧，滔滔不绝地对我讲他的成长，讲那些有点儿高兴的事，唯独不讲他们的苦和难。面对弟弟，看他一天天地长大，越发的懂事，越发的成熟，他的朴实憨厚，他的睿智刚强，象极了我们的父母。对于他的将来他的明天，难道就这样......。我真的是不敢多想下去，回到了家，虽然清贫，虽然残破，可这里有我的亲人，握着父亲那双温暖的大手，靠在他宽厚的肩头，我会感到温暖，感到充实，会有一股与亲人团聚的喜悦涌上心头。

八，水利连的生活

到了一九七三年，各村都掀起了兴修水利的高潮，大队成立了水利连，领导安排我在连里做文书的工作。每天我跟着连指导员一起量土石方，测量划线，下班前再对挖好的土石方验收，有时间的话，还帮伙食管理员往工地送饭，还要负责连里的考勤，出纳，宣传报道，工作也是很紧张的，我做起来比较得心应手，并且从中学到了很多知识。

我特佩服指导员，他只有小学毕业，测量找方位、计算土石方，样样做得头头是道，长、宽、高相乘算得比我都快，真是实践出真知啊！还有一次，是指导员让我躲过一劫。那是1974年的夏天，一次测量时，指导员在前边拉尺立杆，我在后边记录，草丛中一条毒蛇突然串出来咬伤了指导员的胳膊，他忍着剧痛抓起一根木棍将那蛇打跑了，可胳膊眼见着肿起来了，这是中毒了！我吓坏了，慌乱中赶快喊人，大家七手八脚扯开他的衣袖，用毛巾紧紧地扎住他的胳膊根处（免得毒往上走），又马上找车把他送去了公社的海洋医院，多亏抢救及时，加之他身体素质好，否则的话，后果不堪设想。如果那蛇咬的不是他是我；如果不是他把那蛇打跑了，说不定蛇转过来就会咬我，真的是越想越后怕。

在这里我学会了最基本的财务管理，让书本上的东西得到了应用，这要感谢那位食堂管理员兼会计，在他的指导帮助下，我学会了怎样处理帐目的收支信贷关系，学会了开简单的票据，连里的帐目做到管理有序，得到了好评。我还遇到了一位非常好的农村姑娘，一位善良朴实又很倔犟的姑娘，她小我一岁，是连里的赤脚医生，她为人热情心直口快，做起事来风风火火，她有一张刀子般的嘴，说起话来从不铙人，连那些男同胞都甘败下风。那些日子，我们吃住在一起，虽然我比她大，可她时时刻刻都在照顾我，她这个年齢在当地属大齢青年了，我想，是她那张嘴和盛气凌人，让她与那些当地的好小伙子擦肩而过吧。我们俩很合得来，有什么知心话她都愿和我讲，回城后，我们一直保持联系，前几年，收到她从暖泉子寄来的一封她已结婚的信后，就再没了联系，真的很想她。

在这里我还学会了制做土制的炸药。用一种化肥“硝酸氨”用大铁锅炒成颗粒状，然后拌上锯末子和柴油，（具体配比我记不清了）装袋，用雷管引爆，用来炸碎那些山上的大石头修堤坝。这项工作安全系数很高，发放时得记录定量称重，一两都不能差，还要注意保管，防潮防火。记得有一次是大雨过后的一天上午，我在连里炒制炸药，因为房顶都是草帘子铺就的，雨后非常的潮湿，房顶上冒出了大量的蒸汽，在山上干活儿的老乡们远远一看，烟雾弥漫，以为是着火了，纷纷从山上跑下来救火，我在里边竟全然不知。

在水利连虽然也很紧张也很累，但还算充实，且食宿无忧，这也是我知青生涯中比较顺利的一段日子。这里青年人较多，知青也多，大家比较好交流，白天干起活儿来生龙活虎，业余时间有机会的话，还会有一些娱乐活动，连里的伙食虽然也不好，总还比青年点的伙食强多了。在这里交了很多知青朋友，不单是沈阳的，还有抚顺的，清原的，对他们，我尽可能的照顾他们，土石方验收量尺时多拉出几厘米，打菜时勺子舀满一点儿，总之别违反大的原则。就这样一晃就是两年多，直到1975年我被抽调回城，才离开他们。说真心话，这段生活还真的有些让我恋恋不舍。

九，知青返城的日子里

其实，从1971年开始，就已经有知青参军入伍、抽调回城的了，只不过我们这里是抚顺、沈阳两不管，抚顺对我们的住宿不好解决，清原又不归沈阳管，耽误了一段，最终还是解决了。对回城的事，谁不是梦寐以求啊，有的办特困证明，有的找领导干部疏通，我是有自知之明的，我本身比点里的其他同学来得晚，又没有参加太多的劳动锻炼，自己的家庭背景又没有那么红，又没有搞过请客送礼，着急也没用，顺其自然吧。这期间曾有一位盲人为我算过命，他是外村的，是大队会计的姐夫，从没见过的，他让我不用急，一年半载的肯定能回去，这里是留不住的，并且一辈子都不会挨太大的累，也不会受太大的穷，但也不会大富大贵，甚至连我哪年转命（结婚）都算出来了。果然转过年来，命运终于眷顾了我，女生排第四轮到我了，虽然没能上学，但毕竟是回沈阳参加了工作，并且是国企，工作也不算累，现在想起来，这命算得还真挺准啊。交接完工作后，连里和队里先后为我们开了欢送会，大队的木材加工厂还专门给我们每个返城知青加工了一个大木箱，用的是特厚的松木板材，以备我们今后打家具用。1975年的7月15日，我们终于坐上了返沈的火车，正式告别了王家堡，结束了六年半的知青生涯。

这些断断续续的回忆，真实地记录了六、七十年代，我的经历，我的人生，我的青春岁月。岁月如歌，往事如烟，已步入花甲之年的我们，已经是青春不再，只能让这些成为流淌在我们心底的河，一条岁月的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