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民办老师

“谁第一节没有课，借对鞋穿一下。”

那是１９７８年夏天的一个雨后的中午，快到上课的时间，民办老师郭等芬才气喘吁吁匆匆走进校园。但见他手里提着一只褚黄色的胶鞋，光着脚板，浅灰色的裤子湿漉漉，头发也有点泥巴，样子有点狼狈。几个手捧着教本和粉笔盒，站在教室门口的走廊下，准备上课的老师笑着问他是不是摔跤了。他抬头笑笑说是追赶一只鸭，就急着开口借鞋，因为他要上课第一节。那时民办教师和农民一样，生活过得很清苦，农民可以光着膀子、赤着脚板干活，也可以穿得破烂腌脏，可以蓬头垢面，但教师不能，脸要洗得干干净净，衣冠要整齐，也要穿着鞋上课。

后来综合各方面琐碎的信息，经过好长一段时间的反复补充、修正和完善，师生们才知道他追鸭子其实是个幽默诙谐的故事，也成了日后老师间常调侃的一个笑话。原来，从村里到学校，可走公路，也可走小路。公路平坦、安全，但要绕个大弯，距离较远。走小路，经过一片田野，田间小路坑坑洼洼，杂草萋萋，湿湿漉漉，泥泥泞泞，还有一条河叉，但距离则近得多。为了赶时间，学生还是喜欢抄小路。那天因为下雨，河水盈满、湍急，平时架着两段木柱做的桥，不知什么时候被洪水冲掉了一根，几个胆小的低年级女生吓得不敢过河，焦急得直想哭。刚好被也走小路的郭等芬老师碰上，于是一脚踏着河堤，一脚踩着那根独木，将几个女生一一抱过小河。自己一不小心，弄脱一只胶鞋，掉进了河水中，瞬间被湍急、混浊的河水冲得无影无踪，怎么努力，也找不到了，还弄湿了裤子。他要赶回学校上第一节课，尽管心痛与惋惜，还是放弃继续搜寻。鞋是新鞋，是刚卖了两只鸭子，才买的一对新鞋，一只鸭子换一只鞋，所以那天脱口而出说了一句幽默的话。

郭等芬中等个子，身材清瘦，肤色黝黑，脸腮瘪陷，走路腰板挺直，目不斜视。是学校的物理和体育老师，也是校文艺宣传队辅导员。

我因为物理成绩较好，深得他的喜爱，关系很铁。他给了我一条办公室的钥匙，我可以随便进出，这使我在同学们面前，有一种无比的优越感与自豪感。其实，办公室相当简陋，一张粗糙的实木办公桌，一张椅子，一张木板床，吊着白蚊帐，铺着单薄的草席。学校要求学生午睡，学生都是在教室伏在书桌上休息。我年少无忌，每天中午就爬上他的板床上舒服睡一觉。他每天放学回家也要耕种自留地，带孩子做家务，一般晚点来校，但也要睡十几分钟。因为床窄小，两个人只能横着睡，他便轻轻将我横摆，自己才睡下来，腿伸在床外，脚板撑地。他也许很疲劳，每次都很快呼呼入睡，鼾声如雷，但起床的钟声一响，我们几乎同时醒来，他从屋角提出一桶清水（这是我和别的同学每天唯一帮他做的一件好事），哗啦啦洗个脸，就去上课。

七十年代后期，学校开始重视教学质量了，公社教育组于每年“六.一”儿童节或国庆节，开展智科竞赛，各学校派出学习尖子，到公社指定的考场，进行竞赛。那时社会上流传“学好数理化，走到天下都不怕”民间口号。因此竞赛的科目都是数理化较多。郭等芬的物理教学水平较高，好几年他的学生参加竞赛都排前几名。我读初一那年，和班上几个尖子代表学校参加全公社初中物理竞赛。竞赛过后，各校紧张地静待结果，很快，消息传出，我的成绩全公社第一。每次排名靠后的学校不服，对结果表示怀疑，联合要求查卷。因为每个学校都进行了预测，就是比赛结束后，学校对参加比赛的学生进行复查，取回一张比赛的原试卷，逐题核对，以估算可能得分。那一年竞赛的试题难度较大，最高分才五十多分，可能几所学校预测而得出的初步结果，与这个分数较接近，认为都可能排前几名，而公布的结果却没有他们的学生入围。竞委会逼于压力，同意每校抽调一名老师，重新对初中物理进行评卷。复评试卷的唯一修正是我的那份试卷，听参加复评的老师回校说，是一个可写单位可不写单位的物理常数，而我在试卷中不写该常数的单位，被那些要求复查的学校找到扣分的理由，也找到了一个给自己下台阶的理由，一道十分的题目重扣了五分，我的成绩也从第一落到第三。消息传开，仿佛在学校投下了一颗炸弹，校领导和老师们都很气愤，而郭等芬却泰然处之，没什么反应。他的学生己多次获得第一，多一次少一次，没什么影响，而对其他学校，却是极大的鼓舞与激励。他的平静与理智，反而得到兄弟学校和上级领导的尊敬，多个学校组织老师前来听他讲课。

郭等芬老师不但物理课讲得好，他的粉笔字写得也好，尤其蜡纸刻字的工夫更是了得。那时没有复印机打印机之类的设备，印试卷、复习题都是用蜡纸油印。刻蜡纸是一门技术活，心要气定神闲，手握笔要松紧适宜，运笔要不疾不缓，重则易划烂蜡纸，轻则印出的文字模糊不清。功夫不过关，印出的东西不是缺笔少画，就是模糊不清，或脏兮兮。因此，许多老师都求他帮忙，尤其那些怕脏的女老师，平时总拿些香蕉、龙眼、荔枝之类的水果来孝敬他，为的是让他帮忙。他总是有求必应，从没拒绝过，当作自己的一份工作去做。学校每次要印大批量的试卷或宣传单张，都是他操刀。寒冷的冬天，经常因手握刻蜡纸的笔时间过长，弄得手指发麻发痹，难受得呵呵直叫，叫学生们帮忙拿捏一下手指。平时，经常见他两手弄得黑乎乎，浑身总是散发着一股淡淡的油墨香味。

郭等芬脾气温和，从未骂过学生，但也见过他发过一次很大的火，也是唯一的一次。那次发火是冲着学校的总务发的，发火的原因是购买回来的印刷纸有严重的质量问题。平时用的纸都是表面比较光滑，白净，印出的试卷也清晰。但那批纸表面相当相粗糙，听说是县里新建的纸厂用甘蔗渣造的纸，因为技术不过关，纸面粗糙，甚至有一小条一小条的纤维凸出来，纤维脱落，留下一个个小洞，油墨印出来的卷子，一塌糊涂，也容易损坏腊纸。那天损坏了两张辛辛苦苦刻出来的腊纸，无法再印了。一股无名火从心底涌起，走出办公室门口，厉声吆喝着总务的名字。校园很小，当时刚好是课间休息，师生们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全校师生涌出教室门口观看。总务吓得懵懵然，不知出了什么，屁股一颠一颠地奔过来。郭等芬因为怒火中烧，完全失态，愤怒地扬着手中一叠纸，毫不留情地冲着总务的面骂了一句粗口：“你看你买的是什么鸟纸！”最后又质问了一句：“你是不是拿了人家的好处？！”总务羞愧万分，满脸通红，嗫嚅着说：“不好用，我拿去换好一点的回来。”说完，立刻借来一辆自行车，将两大包纸装上单车后架，飞也似地离开了学校。过后，听到有的老师私下语论，总务为买这些粗纸，真的收了供销社送的两盒火柴。总务为此事感到十分心虚，所以急着将纸换了回来。

那时民办教师也是靠挣工分生活的，按所在村庄的村民最高工分给予补贴。那时物质贫乏，没有这个待遇那个待遇，民办老师的工作生活也是相对平静，甚至可以说是快乐着的、骄傲的和自豪的。因为那时农民的劳动强度很大，日出日晒，雨落雨淋，累人累神，体力消耗大。当民办老师，可是一份人见人敬的体面职业。也不是人人都可以当的，不但要有学历，还要有真才实学，更要得到大队领导的批准。没有水平的人进去了，学生一说，家长一提意见，大队书记即刻让他滚回村里种田。所以民办老师也不是好当的，也要竞争，也要不断上进，也要不断充实自己的知识，提高自己的教学水平，师德要高尚。

郭等芬骂总务的事很快传到了大队书记耳朵，但消息主调却变了味，最后变成了总务在购买公物之时，以次充好，从中贪污，被郭等芬老师当着全校师生之面揭发。学校教育经费本来就有限，每一分钱都是从村民袋中收取的血汗钱。大队书记听到有人贪污的消息，禁不住怒火中烧，即刻派人到学校调查核实。郭等芬实在想不到会惹出这么大的祸，冷静下来，也感到自己当时有点失控，不该当着全校师生面前发那么大的火，揭总务的短。于是在调查人员面前，为总务开脱，说当时只是说些气话，不是真的。总务因此才保住教师的职位。事情平息后，他私下向总务道了欠，总务也不记恨于他，在日后的日子里，还是有笑有说，还经常下下棋。

日子如流水，眨眼之间四十年过去了，学校还在，而当年的那些老民办，有的转了公办，有的种种原因，回到了原点，回到了村庄里，成了老农民。他们不但无怨无悔，还感到无比欣慰，因为经过辛勤浇灌，当年一批又一批山旮旯的学生，有许多走出了苍茫的大山，改变了人生的命运，成了新时代各行各业的中坚，谱写了辉煌的人生。而我作为他们学生中的一分子，却永远感恩地记住他们的培育之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