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叔说

现在大多时候，三叔都是坐在他的店里，边看电视边等着收钱。

现在的三叔，身材有点小发福，头发也剪短了，还摘掉了大瓶底眼镜。只有电视里的射门或扣篮能唤起他的激情。那种忘情的欢呼或扼腕的叹息，掩不住那段青春岁月。

我说，三叔，你踢过足球？

三叔说，踢过，在田径场的大草坪上。

我又说，三叔，你打过篮球？

三叔说，打过，在大丰，哦，还有，在万人坑。

我说，三叔，你在民大读过书？

三叔顿了顿说，民大？没有，是在民院。

我说，三叔，民大就是民院啦。

三叔哦了一声，这一声哦了很长时间，长到时光仿佛在倒流。直到我再次打开他的话匣子。

十年前，我还在读小学，三叔就出外面去了，那个时候，在我们村里，能出外面的人都让人觉得很不简单。三叔是其中一个。

三叔是村里第三个大学生。第一和第二是我舅，第二和第一是本家姓的一位叔伯，他们两人同级，所以，我分不出谁是第一谁是第二，也不想分。既然第一和第二那么难分，何不说说这第三呢？

因为这个我们村里人罕至的外出方向，三叔又显得更不简单。

其实三叔很简单。现在看来很复古的蓝色牛仔裤，白衣少年，中分头，像本翻开的书，眼镜，大瓶底眼镜。三叔说，戴眼镜是为了高考，为了大学。

上了大学，三叔很高兴，我们也很高兴。谈钱伤感情，是因为要花钱。我们谈钱并不伤感情，是因为我们真的没钱，伤不起。全家十几口人，一起和三叔扛，没说过不字。就连当时读小学的我，也接济过三叔。

那时我真捡到钱，但没有人承认是他们丢的，我只好交给二叔，二叔寄给三叔。为这事，我一直觉得不踏实，因为老师说天上不掉馅饼，何况是钱。一百块，十年前的一百块钱。后来，阴差阳错，我弄丢了两毛钱，十年前的两毛钱，让一个小孩大哭一场，也就是大哭过后，心里踏实了许多。

三叔说，你那一百块钱，将近是我一个月的生活费。那时的六坡饭堂还在，四、五坡的饭菜也很便宜，民餐更不用说了。

后来，三叔在图书馆勤工俭学，跟家里人要钱越来越少，再后来渐渐就不要了，而且回家的时候，还给我们一帮小孩买了糖果。

三叔说，学校有助学金，当时咱那条件，没得说。唉，你爷爷说，穷也得穷得出息。那年我算是有点出息了，奖学金也拿了。

我说，三叔，图书馆帮了你不少忙吧。

三叔说，不假。图书馆帮了不少人不少忙，特别是文科书库，人更是不少。你们中文系那时最牛。老院系，大诗群。叫得响啊，不少人向往中文系呢。呵呵，你三婶也是。三叔顿了顿，笑笑说。

我说，三叔，有什么好向往的啊，不就一幢老房子吗？

三叔说，老房子？那叫历史。是民院的几大子之一呢。

我说，三叔，那你为什么不选中文？

三叔说，我想当科学家，所以专攻数理化生。

我说，那三婶一定是中文系的。

三叔说，数学的。我们只是向往文学，比如诗歌，我们都没做好做文学战士的准备。只能沿着最初的梦想，以为可以走遍天下都不怕。

我说，三叔，那你和三婶？

三叔说，是足球。那时班级联赛，你三婶连过守方各路峰位，上演帽子戏法。看过周星驰的《少林足球》吗？就像玉面双飞龙那样。

我点点头说，你就那样……？

三叔说，没那么简单。你三叔那时身无长物。所以决定省吃俭用，买了一把破木吉他。

我说，三叔，你还会弹吉他？

三叔笑笑，伸出手掌，动动他的手指头，说，看看，那时我就在你们中文楼附近的水榭亭练琴。只是因为那里接近文学，接近诗，接近她。

我说，三叔你不厚道啊，我们花钱你去泡妞？

三叔说，青春的一部分。你猜后来你婶与我初次见面怎么说吗？

我说，肯定夸你的琴弹得好呗。

三叔说，不是。她说，你就是那个获奖的同学吧。

我说，原来她喜欢你粗犷的一面。

三叔拍拍我的头说，喜欢你个头啦。自那以后，我天天跑自习室。我想，至少保留获奖这个形象。但是，她的足球赛我可是一场都没落下。我那足球就是她教的。

我笑嘻嘻地说，总算良心发现啊。

三叔说，上个大学不容易，进民院更不容易。得把握、得学一些东西的。厚积薄发嘛，呵呵。

我说，三叔，你别一口一个民院的，改了，民大，是民大。

三叔说，我是改不了了，叫惯了。估计郭老那个“大”字找了蛮久吧，总算找到了。呵呵。学院？大学？大学生，得学点东西啊。

三叔只在民院读一年，就离开了。他是一个预科生。在他的五年大学里，这里只是他一小部分时光，却是他最初的大学时光。阴差阳错，08年，我本来填了三叔以前的学校，打算在民大读一年预科就搬过去，可心里不知怎么的，堵得慌，索性补一年，很干脆地进了民大，却神使鬼差地选三叔说的中文系，可能因为自己一直都不想当科学家吧。但自从三叔说中文楼不只是老房子之后，我似乎真看见了些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