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姐

说起三姐，不由得想起小时候的一件趣事儿来。那时上小学一年级，刚刚脱离母亲的手心到了学校，本来就爱哭的我，稍有不顺心的事儿就要掉眼泪。一日在放学的路上，被一个调皮的男同学拉坏了书包，心疼地立刻掉了眼泪，对着好多同学的面，哭也不敢大声哭，沿着老街的墙根边走边小声地抽泣，到了巷子口也不敢回家。三姐长我四岁，那时还在同一个小学读书，放学后的三姐在巷子口看到我，问了原委后，气冲冲地拉着我的手找到了那个男同学的家，农村人家的门一般是不关的，我们径直走到他家的窗前，三姐大声地把事情的经过告诉了同学的母亲，那位母亲从竹帘内探出头来，轻描淡写地打发我们：“你们回吧，等那小子回来，我揍他！”似乎也不在意这事儿，说完便转身进了家门，我以为事情便到此为止，可以回家了。

可是，三姐根本没有走的意思，在院子里找一两块儿砖坐下，不紧不慢地拿出作业来放在膝头上写，眼看着太阳渐渐地落在墙头那边，蛙声从远处传来，那位母亲也不断地催促我们回家，并承诺一定会教训她家儿子，三姐说：“都这么晚了，您家孩子一定在家藏着呢，我们要看着您打他。”三姐的猜测是对的。不知道是那位母亲最后是生我们的气，还是觉得躲不过这一遭，气急败坏地从屋里拉出她家小子，狠狠地在他屁股上拍了两巴掌，听到那小子大声地嚎哭，三姐起来拉着我就走，凯旋而归的样子，那时，我也从没有过的扬眉吐气！

大姐二姐都长我好多，在我懂事的时候，她们先后出嫁了，童年和少年时期，三姐是陪我一起生活时间最长的。一块儿学习，一块儿玩耍，一块儿下地，甚至一块儿干些引以为乐的坏事儿。我们仰望同一串儿快要熟了的葡萄，在同一个快要红了的西红柿上寄上属于自己的丝线，一起爬到下房的白灰屋顶上看太阳是不是落到隔壁的人家，三姐说：“太阳被树的枝桠卡住了，落不下去了。”我说：“是的啊，我说太阳怎么那么红呢，原来是回不了家急的啊！”

童年在三姐的牵引下过得十分地惬意，无忧无虑的。三姐十七岁考上市里的卫校，成为我们村里引人注目的人物，这让我在学校的知名度大大的提高，老师也对我也寄与厚望了。三姐到市里上学后，我不仅从她那里承接了学习的压力，更多的是繁重的活计，打水，洗衣，下地，在这之前，三姐的付出我是不能体会的，为此，我对三姐的思念也就更重了一些。

八八年，我初中毕业考上省里的中专，三姐上卫校三年级，这一年，父亲和二姐竭尽全力地供我们俩上学。八九年，三姐中专毕业，到一家医院当了护士，她再一次从父亲肩上接下重担，供我上学，直到我中专毕业。那时，三姐的工资也就一百多元，每月拿出大部分工资寄给我，只留下一小部分解决自己的温饱，我很清楚地记得当时三姐穿的衣服多么朴素，又是怎样糊弄着吃下每一餐。当时的我，并没有太多的感触，但是当我走向社会，见识到人生路上的辛酸和困苦，才知道这样的姊妹情谊是多么的珍贵，只是这其中的深情和欢乐，是笔墨所无法描述的。

日子似乎就是在锅碗瓢盆的磕磕碰碰中悄悄地流逝了，没有时间去思考和回味。我和三姐的交往也是这样，时常在一起，也常常通电话，不是在说孩子就是在说家庭，而我们自己，似乎已经不存在了。三姐的嗓子嘶哑应该是在一年前就有些症状了，只当是上火了，发炎了，谁也没当回事儿，直到在医生的通知单上郑重地签下我的名字，才忽然意识到，生命竟是这样的憔悴和不堪一击，而我们对自己都太冷淡了。站在手术室外，泪水悄无声息地滑落，我的脑海里全是三姐无助和忧伤的眼神，那一刻，说不出的心痛和担忧。还好，三姐的手术是成功的，从护士手中接过推着三姐的车时，我喜极而泣……

都说在医院的日子是最难过的，我却没有这样的感觉。那几日，阳光好得出奇，我和三姐面对面坐在病床的两端，或看书，或玩儿些手机里的小游戏，或什么也不干，就那么对视着。三姐是不能大声说话的，有时候说话，声音也轻得很，我便把耳朵凑过去，就像小时候要商量着办一件小小的坏事儿，笑容里藏着一丝童趣。很少能有这样轻闲的时光了，从结婚到现在，不是在忙工作就是在照顾家庭，三姐夫下岗后，三姐更是操劳了许多，这些年的辛酸，三姐也未必想过，只是埋头干着，不知不觉中老了，病了。

出院后，我把三姐直接接到我的家里，住在孩子的房间，在那里，有许多书籍和花卉，更重要的是，那个房间里充满了阳光，我希望阳光能温暖三姐的身体，也能抚慰她的心灵，更希望三姐今后的生活如阳光般明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