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年那些事

一晃又来到了年终岁尾，所有的人都要面对一件重要的事——过年。

人到中年，对于过年已经失去那份热情和兴趣，只是常常想起小时侯过年的那些事。

七十年代，生活极度贫困，日子非常单调、枯燥，只有到了年节才有稍许改变，所以对我们孩子来说，盼望着过年是一件非常高兴的事。

大兴安岭林区的冬天寒冷、漫长而又沉闷，但一进入腊月二十三小年，年味就渐渐浓起来，大人小孩都热热闹闹地准备过年，虽然老师和教科书上从来都没有教我们怎样过年的知识，但按照约定俗成的习惯和规矩，我们都知道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都非常认真、谨慎而且也积累了一些经验。

爸妈先准备米面粮油，剩余的积蓄开始精打细算地采购一些鞭炮、年画、对联、冻梨、冻柿子、瓜子糖果之类的必备的年货，用微薄的工资收入尽量把年货办置的丰富一些，争取做到别人家有的我们家也有。

爸妈忙着置备年货，做那些我们做不了的繁重的节前准备工作，我们也不闲着，在外面劈烧柴、打扫卫生，最重要的是做大灯笼，那时，家家过年得挂灯笼，所以我们的提前做出来，我们兄妹四人分头行动，有的去山上选灯笼杆，有的去商店买红纸，有的在家设计灯笼架，都准备好后把做好的灯笼装上电灯泡，用细绳子栓好，升到灯笼杆子顶端，工作就作完了。

接下来开始准备自己喜欢的随身拎着玩的小灯笼，因为得用那种玻璃罐头瓶子，那时我家吃不起罐头，那都是奢侈品，我们想都不敢想，所以得到外面去收集，找到后，刷干净，瓶口用细绳子栓好，也可以系到木棍上，也可以用手直接拎着，瓶子里栽上蜡烛，一个小巧玲珑的罐头灯笼就做好了。

到了年三十，我们把该贴的对联都贴好，吃完晚饭，穿上妈妈给我们做的新衣服，太阳一落山，院子里的大红灯笼就亮起来，满院子、屋顶上红光异彩、灯红亮丽，把我们的小家家照得红红火火，充满了节日的气氛和喜庆。

剁馅子、包饺子的事都有爸妈包了，我们拎着自己的小灯笼，点着蜡烛，揣着每人分到的糖块、瓜子、炮仗找伙伴玩去了。

那时的孩子特别多，是大丰收和高产的年代，所以不愁找不到玩拌，三五成群地聚在一起，非常热闹。

一会儿这边的麻雷子突然响一声，一会儿那面的二踢脚响俩声，一会儿，不只那里又放起了礼花，那雪地上点燃的礼花炮‘哧’的一声爬上夜空，一声巨响，绽放出五彩缤纷的光芒，映红了新年的夜空，映红了孩子们欢呼的笑脸。

手里的罐头灯笼照着每个孩子冻得通红的脸蛋，炮仗东一声、西一声没有规律的乱响着，害怕炮仗的女孩总是和我们喜欢放鞭炮的男孩保持着距离，躲在远处的雪地里叽叽喳喳地讲着女孩们的事，每个孩子都是快乐的……

到了除夕之夜吃年夜饭的时候了，我们都回各自的家，所有的人家都在煮饺子、放鞭炮，沉睡了一年的爆竹，穿着喜庆的中国红，排着整齐的队伍，登上辞就迎新的除夕之夜，以爆竹齐鸣的庄严仪式为旧年送别，为新年剪彩，高高的红灯笼是新年的图腾，声声鸣响的爆竹是新年的宣言，就这样，一个新年在无数个红灯的接引下，在无数个爆竹声的千呼万唤中走来了。

吃完年夜饭，按照习俗得守岁，不能睡觉，但我们孩子们几乎都做不到，只好在睡梦中迎接新年黎明的到来了。

只有大红灯笼依然在寒冷的夜空中顶天立地，坚强地守着我们的家，守着我们的除夕夜，守着这里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守着我们新年的梦……

过年也给我们带来了很多挥之不去的伤痛。

虽然一进年关，爸爸总是严厉地警告我们不许说不吉利的话，不许打碎盘盘碗碗，尽管我们非常小心，可总是有人冒犯，当然免不了一顿骂，有时父亲心情不好，还要埃一顿皮肉之苦，内心受到的伤害远远大于那些打碎的盘盘碗碗的价值，那些痛苦、怨恨、委屈的哭声至今难忘……

最可怕的是父母因为家庭生活琐事，每到过年都吵架（平时也那样）、砸东西，激烈的时候父亲就动手打我们的妈妈，下手极狠，有时都惨不忍睹，我们都不敢去制止，那是要挨打的，只好都躲到角落里为可怜的妈妈哭泣，发疯的爸爸就这样一次次无情地伤害着母亲，等他们不打了，屋里早已是杯盘狼籍了……

（后来，我15岁那年的夏天，我们都上学去了，我母亲终于离开了这个家，30多年了至今生死不明、杳无音信。）

年来年去，我们兄妹四个孩子在一遍又一遍想着妈妈的泪水中磕磕绊绊地长大了，我们都离开了家……

过年是快乐的，但也给我们幼小的心灵留下了无法弥补的伤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