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爷

在村子里，我们都叫他“五爷”。也许是出于尊敬，他的真实名字，我一直也没听人提起过，直到现在，我也不知道他究竟叫什么——除了“五爷”。

五爷住在村南头一个偏僻的大院子里，院子里长满了高大的老枣树。房子不多，只有两间青砖东屋，五爷一间，他的傻孙子一间。只记得那个傻子经常唠叨一句话：“爹死了，娘嫁了，只剩江妞我自家……”“妞”，并不是对女孩子的称呼，农村人简单，喊人的名字从来不完整，好在名字的后面加上这个字，“江妞、河妞、文妞……”地喊来唤去，亲切而温暖。

记忆里，五爷弯着腰，拄着一根手杖，留着白色的“山羊”胡子，脸上总是堆满了笑容。我爱去找他，每一次到了他家门口，我都要大声喊“五爷，五爷！”若是他在家，就会满口答应着从屋子里迈出来：“大嘴儿啊，快来，我还给你留着几块儿糖呢！”他爱这么叫我，“大嘴儿”就是他给我起的“名号”。母亲说，第一次去他家里玩时，我只有三岁。五爷就跟我开玩笑，只要我能把拳头塞进嘴里，就给我糖吃。谁知我一下子就完成了他交给的任务，五爷兴奋得不得了：“男孩嘴大吃四方，以后一定有出息。”这，大概就是五爷喜欢我的原因吧！

其实，我到五爷家里，并不是讨糖吃的，我很喜欢他各种各样的药瓶子。母亲说，以前五爷当过县医院的院长，因为“成分”高，被撵回家里了。五爷告老还乡后，并没有放弃老本行，经常给村里的人们看病，他的药瓶子理所当然就多。有时候我去得太频繁，有些药瓶子里还有药，五爷就倒出来，用纸包好，再把瓶子给我。他从来没有让我空手而回过。那些糖块儿，只是添头儿：糖块儿有他女儿看他时拿来的，有的是其他看病的人送来的，五爷不吃糖，都给我留着。

那些药瓶子是我童年时骄傲的资本，那时候家家户户都很贫穷，小孩子没有什么玩具，甚至这些大大小小的瓶子也是稀罕的物件。我喜欢这些瓶子的最大理由，是因为可以把金龟子、知了、蝈蝈……还有许多不知名的小虫子，一个一个装进去，再塞到裤兜里。其他小伙伴没有这样的瓶子，那些小虫子没有地方养，常常围着我羡慕不已。到了冬天，我还可以在小药瓶里装进沙土，用沥青封住瓶口，粘上一粒钢珠，制成陀螺，与那些司空见惯的木陀螺比起来，几乎神乎其神了。

开始上学后，我到五爷家里去的次数越来越少了，因为，我对那些药瓶子，兴趣越来越淡了。记得一个秋天，我在大街上遇到五爷，他微笑着问我：“大嘴儿，咋不去找我玩了？那些枣子都熟了，爷爷咬不动，去摘枣子吧！”我笑了笑，迅速跑开了。跑了老远，我扭过头看看五爷，只见他拄着手杖，慢慢吞吞地往家里走过去，夕阳把他的影子拉得老长老长，瘦瘦地贴在大街上。这大概是我最后一次见他：我没有去他的家里摘枣子。我记不清为什么我没有接受五爷的邀请。

有一天，母亲对我说，五爷死了。母亲还说：“五爷一直都很关心你，问过我很多次‘大嘴儿’上学的情况，说过好几次你把拳头塞进嘴里的事儿，一直夸你长大肯定有出息。五爷没有什么亲人，他很喜欢小孩子，尽管咱家与他没有啥关系。人老了，都害怕孤单……”就这样，我再也见不到五爷了。

转眼三十年过去了，他给我起的“大嘴儿”，与母亲同龄的街坊邻居都还记得，偶尔还会这样叫我。那句“男孩嘴大吃四方，以后一定有出息”的预言，一直让我心存愧疚。

五爷，谢谢你，我也想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