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回母校

周六一早，我到南郊三森一个熟人所在的医院做体检。体检之后，得知没有大碍，我心里稍轻松了些。一看时间时间还早，我决定步行转转。

从三森到国际会展中心。过了会展中心不远，就是我的母校——陕西师范大学了。

毕业三十多年来，我很少回母校。一是因为平日工作忙；二是觉得功没成，名没就，也没有特别的事。但今天，我想到母校的校园里走走，也算是年逾五十后对逝去青春的一次缅怀和凭吊吧。

真的，从十七岁到二十一岁，我在这里度过了自己人生最宝贵也是最勤奋的四年大学时光。这里，曾留下了我很多美好的回忆。

走到门口，我有几分忐忑，怕门卫盘问或要证件。我想好了，就说是家长，来看孩子的。

想到这个由头，我不觉在心里发笑了。三十多年前，在母校上学时，我还从没想过，有朝一日回母校要找这样的借口。呵呵。

好在门卫并没有问。我随着学生人流径直朝里面走去。

变了，一切都变了！昔日被围起来的荒田，现在盖成了几栋高大雄伟的教学楼。

但当年我上课的教学一楼还在，只是楼外做了加固处理，一楼入口处安装了玻璃门，教室原来向外敞开的普通玻璃窗户现在变成了铝合金推拉式玻璃钢窗。虽是五六十年代盖的旧楼，但经过内外装饰之后，看上去一点也没有历史沧桑感。只是与周围新盖的动辄十几层或几十层的高楼比较起来，三层的建筑还是显得有几分落伍。

远看楼上的教室，里面都是黑的，好像空无一人。不像当年我们上学时那样，无论何时教室里都坐满了勤学苦读的学子。

那时，一周上六天课，只有周日可以外出。但好不容易有机会上大学，机会难得，一般同学不到万不得已，很少外出，基本上都是在教室、宿舍、图书馆或操场上勤学苦读。如果自己外出回来看到别人在认真读书，心里还会有一种愧疚感，觉得自己把宝贵的时间浪费掉了，所以回到宿舍拎起书包就赶往教室，不学到凌晨一两点决不回来，非要把白天耽误的时间补回来不可。

这样紧张的学习时间长了，有些体力差的同学开始吃不消病倒了。记得我班有位叫申昱的男同学生病住院了，我班几个女同学去医院看望他。当时同班的一位女同学说了这样一句话：“申昱，真羡慕你啊！现在有病了就可以不看书学习了。唉，什么时候我也能生一场病好好睡一觉多好啊！”谁知，陕西地方邪，说曹操，曹操到。第二天她真的生病了，发高烧39度。医院大夫让她住院休养，但她说什么也不肯，只吃了一些药仍然坚持上课。回到宿舍即使躺在床上，她依然挣扎着在看书。大学四年的勤奋学习为她的事业打下了扎实的基础，现在的她已是长江学院知名的教授了。

楼外的草地还在.小草在初冬的冷风里还泛着绿意。记得当年我们曾围拢在这里激烈地讨论莎士比亚和巴尔扎克的作品。小草依旧，但当年那些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同学少年现在都不知飘零到哪里去了？

据我所知，当年我班46名同学中，现在有不少很有出息和成就。位高者有在中央工作的，有在省委组织组任部长的，在广电集团任董事长的，还有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成功的企业家，中学校长，电台编导，电影导演，厅局处级领导等。最不济的也是中学语文高级教师。

因为是国家恢复高考的第一届大学生（77级），当年我班最年长的同学孩子都上初中了。三十多年过去，可能有的同学已退休养老了。我是班里年龄最小的，加以身材娇小，年长的同学还把我叫“碎娃”。但现在，我也已经年逾五十，女儿都出嫁了。再过几年，当年扎着两个小辫的“碎娃”我也要退休了。也许，还没有退休，我就要升格为外婆喽！唉，时间过得真快呀！

我抬头望了望楼上的平台，平台上看不到半个人影。是啊，这么冷的天，谁会在这时候站在阳台上呢？可是，当年我们就曾利用周末的休息时间，在那里学跳交谊舞。

记得当年我们跳的是由江山作词、天戈谱曲的《青春圆舞曲》。虽然旋律我很熟悉，但歌词是三十多年后我在百度上搜索后才知道的：

蓝色的天空像大海一样，广阔的大路上尘土飞扬

穿森林过海洋来自各方，千万个青年人欢聚一堂

拉起手唱起歌跳起舞来，让我们唱一支友谊之歌

欢乐的歌声在回旋荡漾，歌颂着我们的幸福时光

亲爱的朋友呵心连着心，我们有共同的美好理想

拉起手唱起歌跳起舞来，让我们唱一支和平之歌

白鸽在天空中展翅飞翔，青春的花朵在心中开放

年轻的朋友们团结起来，为和平为友谊献出力量

拉起手唱起歌跳起舞来，尽情地唱一支团结之歌。

这是一个快四的舞曲，跳起来很有激情。但当时我们刚刚学会就听说学校不让跳了，原因是认为这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有伤大雅，所以只跳了一次就作罢了。现在看来，真是可笑。那时候，刚刚粉碎四人帮，人们的思想还没有完全解放，所以某些领导的头脑中还有一些被深深禁锢的东西。

虽然时间不长，但仍给我留下了十分美好难忘的印象，因为这也是我四年单调紧张的大学生活中难得的一个亮点。

再往前走，越过人造的山石风景，就是师大人心中最亲切、最熟悉、古色古香的图书楼了。当年，一吃过晚饭，我们就来这里三层的自习室抢座位，甚至，为抢到一个座位连晚饭也不吃。但即便不吃晚饭，也时常抢不到座位，因为还有比你更勤奋的人，只要图书馆开门，他（她）几乎一整天都呆在图书馆里。那时候，最大的饥饿是精神上的，只要能读书，比吃什么都香甜。

抢不到座位，天热的时候，我就直接坐在一楼的水磨石地面上，甚至坐在偏僻的楼梯上。只要没人打扰，就是最佳的读书环境。

我印象最深的还是二楼的期刊阅览室和借书处。在那里，我看了很多期内容丰富的杂志，借阅了不少当时书店里买不到的书。

登上几层台阶，我来到了图书楼前。打眼往里面一看：咦，也变了。

一楼入口处设置了电子监控器，只有刷了借书卡之后，才能入内。在靠近书库的过厅两边，还分别放置了四台“图书目录电子查询系统”。只要借助这个系统，读者就能顺利找到自己想要借阅的图书。而我们当年，想要借一本急用的书，却要到“图书目录室”里，在一叠叠书卡中翻找半天，填好要借阅的书目后，交给图书管理员。管理员老师在书库中翻找半晌，你才能如愿拿到自己想看的书。这样一折腾，借一次书，往往要花去一个多小时的时间。

看来，高科技之下，现代大学生的学习条件比我们当年优越多了。如今这样便利的一个借阅系统，是我们当年连想也不敢想的。

虽然，我心还是师大心，但以我这样一个外人的身份，是无法进入的。我只好站在楼前四下望了望。发现三楼的阅览室灯光明亮，想来，里面应该有不少苦读的学子。看来，无论什么时候，都有勤奋的读书人。后继有人，这让我深感欣慰。

离开图书楼，我往学生宿舍区走去。

经过校园草坪花坛的时候，我又生发出许多的感慨。因为那些草坪，那些石桌石凳，对我来讲，真的太熟悉了，几乎每个寒暑假，我都是在这些石桌石凳上度过的。我在这里看书，思考，记读书笔记。虽然冬天里石桌石凳坐上去十分冰凉，但那时正值青春旺盛期的我，根本就不觉得。只是觉得，坐在花园草坪里，空气清新，无人打扰，十分惬意，往往一坐就是一上午或一下午，根本就没觉得时间的流逝。因为自己大意，当时还丢过几本书呢。此生我很少为丢钱懊恼，但丢了那几本书，让我心痛了好久。

走过图书楼前的小路，就来到了宿舍区通往教学楼的大道。路东，有一个人工的花架，花架上长满了紫丁香花的藤蔓。这三十多年前就有的。我知道，现在不是它盛开的花期，所以看不出她的美，也闻不到她的香。可当年，给我印象最深最美好的就是这道风景了。

春天的深夜，当你背着书包、拖着疲倦的身体回宿舍楼的路上，老远就会闻到她浓郁的花香，让你的精神不能不为之一振。那明艳的花朵们在暗夜中妖娆着，星星点点，闪烁着她独特的美。白天的时候，你更可以尽赏她的美。但那时的学子们行色匆匆，不是急着前往教室争取最好的一个座位，聆听教授们精彩的授课，就是焦急赶往图书馆，抢占一个位置优越的座位，所以很少有人驻足欣赏。我想，如果她要是人，看着人们熟视无睹她的美丽，从她身边漠然地走过，不知心里该多失望，多懊丧呢！

图书楼后，原来是一大片桃林。我们入学的时候恰好是春季。春天里，粉红色的桃花纷纷盛开。不远处，还有一片梨树林。李白幼时有“梨花开放一树白”的诗句，的确很传神。粉红色的桃花和洁白的梨花盛开的时候，那是校园里两道绝美的风景。可惜的是，我们入学后第二年，因为扩建藏书楼的需要而将桃林毁损了。但那盛开的桃花、浓郁的花香永远定格在了老师大人的记忆里，成了我们心中最难忘怀的风景。

再往前走，就是我住了三年多的宿舍了。我们刚入学的时候住在学生八楼，后来搬到了学生十楼，楼层也从三层移到了二层。我们宿舍就在十楼二层南侧的第二间。十五平方米的面积，住了七位同学。最多时住过八位。学生时代，都住架子床。那时，学生穷，也没有多少行李，就是一床被褥和几本书，外加几件简单的洗漱用品。无非是脸盆牙刷牙缸毛巾肥皂盒之类，外加一个热水瓶，那时根本没有什么洗面奶化妆品等。

记得当年我第一次听说洗发剂的时候，听成了洗发机。我疑惑地问见多识广的同学：“洗发机是什么东西？是不是洗头发很方便的机器？”他一笑，说：“你真是稼娃（没见过世面的乡下孩子）、老土！”

其实，不光我是“老土”，我们宿舍的其他女同学也很少听说过。当我说洗发剂的时候，她们也是一脸的茫然。不过，比我成熟的是，她们没有像我一样傻傻地问：是不是洗头发很方便的机器？

但现在，看着一个个从我身边走过的少男少女大学生们，哪个不年轻时尚？仔细看，很多美眉都是精心画过妆的，从身边走过还有高档香水的气味。时代不同了，现在有了讲究穿戴的条件了。而我们那时候，很多知青同学四年里都穿着在乡下干农活时穿的衣服，肩背部还补着补丁；有些农家子弟夏天甚至穿着搭在肩上两片布做的汗襟，从衣着上一点儿也看不出是当时的“时代骄子”，堂堂的大学生。虽然穿成那样，自己却一点也没有感到不好意思，因为那代大学生没有虚荣心，也根本就没有人笑话你，除非你考不及或老师要求你补考。但这是很少有的。

这样想着，不知不觉就来到了宿舍楼下。我抬眼望去，宿舍也变了。昔日楼外灰黑的旧墙，已经做了加固处理，并被粉刷成变成了粉红色，窗户也变成了钢化玻璃。楼下入口处也有专人管理，一般人不得随意进入。

透过打开一扇的窗户，我竭力抬头往上看，发现我们当年住过的宿舍里已经没有了架子床，好像变成了四人间。听说里面还有卫生间和洗浴设备，比我们当年的学习住宿条件改善了许多。当年，我们洗澡都是在学校的公共浴室，一个礼拜只开放两次，一次男生，一次女生，且是全校师生公用。现在想来，真不可思议，但当时就是那样的条件。作为一个师范生，国家给你提供免费的食宿，还能让你一个礼拜洗一次澡，对我们来讲，已经是一种恩惠和享受了，所以，虽然洗澡的时候很拥挤，但没有人埋怨。

在那间宿舍里，发生了多少愉快和不愉快的往事啊！在那里我们讨论名著，在那里我们开某个同学的玩笑，在这里我们学唱歌曲。我记得最清楚的是跟杨雅丽同学学唱一首朝鲜电影《南江村的妇女》中的插曲：

清澈的池塘，碧波荡漾，

传说是仙女梳妆的地方，

如今轻轻地流入，流入田庄。

潺潺的水声，把丰收的歌儿唱：

加油干啊！加油干啊！锄草忙，锄草忙。

首相分给我们的土地，决不让野草生长。

悠扬的歌曲，优美的曲调，几十年来，每当我心情愉快的时候，就情不自禁唱起这首歌。唱起这首歌就让我想起同窗深厚的友谊，就回到了美好的大学时代。

还有一件现在想来都感到十分好笑的事。我们七位女生中，有一位长我几岁、来自榆林的女孩。刚入学时，她长相十分清秀，性格活泼开朗，又有写诗才华，还有一双长长的辫子。谁知，不久她就莫名其妙地开始大片大片的掉头发。起初，她还以为是小病。学习压力那么大，作为女生，谁每天不掉几十根头发呢？所以她每天吃黑芝麻，吃难吃的中药丸，但想尽了办法都没有遏制住头发不断掉落的趋势。结果，没有几个月时间，就掉得一根不剩，只剩下光亮的头皮了。她只好戴起了帽子遮掩。但一个女孩，总戴着一顶帽子，显得很不合时宜。有次上公共大课进女厕时还闹出了笑话：一位外系的女生以为是个男生闯进女生厕所，吓得惊慌大叫，使得她十分窘迫。最后，不得已她配了个假发，看起来还很年轻。所以，无论冬夏她都戴着假发。厚厚的假发，冬天还好，一举两得，既保暖又能遮羞，但夏天就不好办了。所以，到了夏天，推开宿舍门她就摘掉假发，我们也习惯性地从里面插上门，以免被外面的人或突然闯进来的人看到她的“真实面目”。这些秘密别人都不知道，连我班其他同学都不知晓。有一次，有个男同学到我们宿舍来了。他刚一进门，我们就习惯性地从里面插上了门。他猛然一惊，问：“你们这是干什么？”他这一问，我们才反应过来，连忙道歉，说是习惯。

作为女孩，谁不爱美？我们也很同情她，但爱莫能助，所能做的，就是尽量保护她了。

现在，她还戴着假发，只是假发的质量比当年高了，一点也看不出来。别的女性，到了五十多岁，头发都稀疏了，且有点花白，但她看不出来。不知道的人还以为她青春常驻不显老呢。我们后来得知她不显老的原因，一是因为她有一个小她几岁十分疼爱她的老公；二是病痛中磨砺出她一颗年轻乐观的心态。现在她是一个重点中学的语文高级教师，还有一个幸福的家庭。作为昔日的同窗舍友，得知她现在有这样幸福的生活，我们都很欣慰。

在我身上，还发生过两件很囧的事。

那时，宿舍里没有暖气，冬天为了取暖，我们睡前都要用一个热水袋或金属制的暖壶。我睡在上铺，当时我用的是铁质的，睡前放在脚底。谁知，半夜翻身时不小心将它踢到了床下。当我们还在香甜的睡梦中时，突然听到“砰”的一声巨响，一个沉重的东西掉在了地板上。我们都被惊醒了，连下面睡在一层的男同学。

我知道自己闯祸了，赶紧闭上眼睛并蒙上被子，躲在被窝里，装作睡着的样子。因为我年龄小，加以这样的事情在当时也时常发生，只是在我们宿舍是第一次，所以舍友也没有责怪我。虚惊一场之后，同学们又都先后入睡了。而我，一方面心里忐忑不安，一方面脚下冰凉，冻得睡不着，听着同学们的鼾声，许久都无法入睡。

还有一件事，是跟一条红纱巾有关。我平生第一次接受来自一位异性同学的礼物，就是这条红纱巾。

送我这件礼物的这位男生比我低两级，是中文系79级学生。他长我两岁，来自偏远农村，家境十分贫寒，能买一条纱巾送我，不知省出了多少天的伙食费？不同级，不同班，他送我这条粉红色的纱巾，不是因为爱情，而是基于纯洁的友谊。因为我决定毕业后到新疆去工作，经过同学介绍我认识了来自新疆奎屯的他。他为我的精神而感动，出于对我的激励，就送了一条纱巾给我。但这条纱巾我只戴过一次，洗过后就挂在外面的晒衣绳上，下午就不知飘到哪里被谁捡去了。这让我怅惘了很久，都怪我太粗心了。那么轻飘飘的一个纱巾，怎么能挂在外面呢？

逝去了，逝去了！多少美好的日子都像这条粉红色的纱巾一样，无声无息地逝去了。人到中年，想起这一幕幕往事，怎不让人伤感呢？我想起了电视剧《渴望》中的插曲：“有过多少往事，仿佛就在昨天；有过多少朋友，仿佛还在身边……”

当年的我，正值人生中最年轻最美好的年华，身体健康，精力旺盛，无论多晚睡都能很快入睡，第二天都精神抖擞，而现在，不到十点，眼睛就“打架”，刚要入睡，却翻来覆去睡不着，睡着后凌晨两三点又醒来，醒来后又辗转反侧，很难再次入睡。这样一折腾，第二天早上，要么起床困难，要么精神萎靡，一整天都难受。毕竟已进入更年期了，年龄不饶人啊！看着校园里正值青春妙龄、衣着光鲜、穿梭来往的大学生们，我对他们充满了羡慕。如果人生能够重来该多好啊！我一定会比当年更勤奋的读书，更好的做人做事。如果能实现，无论付出多少代价，哪怕只有一天，我也愿意和他们交换。可是，这能实现吗？

此时，我想起了陶渊明那首有名的《杂诗》：盛年不重来，一日难再晨。及时当勉励，岁月不待人。还有，曹操的那首短歌行：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

我因胰腺病不敢饮酒，解忧的恐怕唯有调整好自己的心态了。人生，毕竟只是一个过程，悠悠几十年，甘苦自知，只要认真地像一个真正的人那样好好活过，就应该无怨无悔了。

想到这里，我释然了，急忙往教工生活区走去。一路上我竭力寻找着当年我熟悉的放露天电影的篮球场，熟悉的小卖部，熟悉的校医院。我曾经搬着凳子到篮球场看过露天电影，那是我们每周一次的狂欢节；我曾经在那如今看起来十分简陋的小卖部买过生活用品；我曾多次校医院里看过病，遇到过许多耐心慈爱如父母的老医生，他们慈善的笑容就是最有效的镇痛剂。

但仔细看来看去，几十年来校园几经改造，早已不见了当年给过我无数欢乐、抚慰和温暖的篮球场、小卖部、医院的踪迹。代之而起的是几十层的高楼，气派的医院和商品应有尽有、琳琅满目的超市。来来往往的也都是一些陌生的面孔，不见了曾给我带过课的老师们。是啊，三十多年过去了，他们如果现在还健在的话，也都是七八十、甚至八九十岁的老人了。我现在依然清楚地记得他们的名字教授。他们是高海夫教授、周骏章教授、丁淑元教授、赵怀德教授、辛介夫教授、霍松林教授、马家骏教授、曹伯庸教授、曾志华教授、赵克仁教授、蒲喜明教授、苏成全教授、焦文彬、刁汝钧教授、畅广元教授、习曼君教授等。

上课给我印象最深的有三位老师。一位是辛介夫老先生。说他是老先生，一点不假。记忆中他是一位面色红润、精神矍铄的长者，令人印象尤为深刻的，就是他的两道长长的寿眉。他也是我们眼中最有老一辈知识分子气概的老师。当时他刚从牛棚里被调出来，还没有摘掉右派帽子，，看起来还有几分怯懦，但一站到讲台上他就像换了一个人，立马神采飞扬，讲说文解字中的象形字的时候，他直接就把自己当做了模特。

这里，还是引用一位十分熟悉他的博友——陕西师大郭芹纳教授写的一篇文章来再现他的教学风格吧：

“辛先生一个突出特点就是长于讲课。讲课的风格是纵横捭阖，声情并茂，常常在讲到动情处，就高声吟诵自己的诗作，引起堂下一片喝彩。”

“辛先生善于表达，善于讲课，我想，主要是源于他的善于钻研，从而深入浅出，化难为易。音韵学中有不少难以理解、难以记忆的东西，可是，经辛先生道来，却明白如话，不再令人有读“天书”之惑。许多内容，他都编成简明易诵的口诀，以帮助学生记忆。例如，辛先生在讲授令士大夫“谈虎色变”的“反切”时，就巧妙地利用各种口诀来指导学生。这些口歌，琅琅上口，容易理解，便于记忆。我觉得，这种教学方法，符合人们求知的心理需要，符合人们认知的规律，应该说是最为理想和最易见效的。我至今还能熟记这些口诀，觉得比看其他有关反切的专著收获都大。比如“下平定调要端详，上清切阴浊切阳”等等，学生根据这些口诀，既能明白古今音变的规律，也能掌握如何根据这些规律来调整反切。”

可惜的是，这位德高望重的老先生早在四年前已经作古了。以下是母校当年的吊唁稿：

“中国民主同盟会盟员、著名语言文字学家、陕西省文史馆馆员、太华诗社名誉社长、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德高望重的教授辛介夫先生，于2007年1月14日12时30分，溘然长逝，享年95岁。”

“辛介夫先生1912年12月7日生于北京市顺义区。1934年至1937年求学于北京大学国文系，师从著名的语言学家沈兼士先生。抗日战争爆发，辛先生立即投入抗战，1937年至1938年，在山东、山西等地参加抗日文化宣传工作。1938年至1941年，在陕西省商县中学任教。1941年至1952年，在三原民治中学、三原中学任教。1952年调入陕西师专中文系。1958年被错划为右派，遭受坎坷磨难二十余年。1979年平反昭雪，重返陕西师大中文系讲坛，1987年5月退休。”

“辛介夫先生一生从事语言文字学、中国文献典籍的研究与教学工作，把宏扬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祖国的语言文字作为毕生的事业和追求。先后开设的课程有：‘现代汉语’、‘古代汉语；、‘文字学’、‘《说文》研究’、‘《周易》研究’等。辛先生博闻强记，通晓典籍，精于音韵、文字、训诂之学。无论是‘《说文》拥篲’，还是‘《周易》训诂研究’，都集小学研究与经学研究为一体。既条分缕析、鞭辟入里，又深入浅出、融会贯通。深受历届学生的欢迎与爱戴，并对学生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对于研究生的培养，辛先生殚精竭虑，言传身教。不仅传以治学之方，而且授以立身之道。为弥补损失的二十年多时间，先生在85岁高龄时，依然为中文系的研究生和基地班的学生讲习《易经》。对于络绎登门的求学者，辛先生不殚烦劳，循循善诱，每每使后学者茅塞顿开。六十年的教育生涯，辛先生培育了几代人。正如先生诗中所言：‘润露菊兰常清爽，临风桃李自芬芳’。”

“辛介夫先生的科学研究始终服务于课堂教学。……辛先生治学严谨，恪守朴学信而有证之道；又能通古今之变，博采现代语言学研究之长，钩玄而探幽，深造以独得。先生潜心于典籍之内，探奥于精微之间，孜孜不倦，终其一生。”

“辛介夫先生的一生光明磊落，对国家对民族一片赤诚。抗战爆发，他奋笔疾书“誓拼热血湔奇耻，敢献微躯作鬼雄”，随即投入抗战斗争。建国后，他忧心于民族的教育事业，直言倡导“贤能治校”。然而，拳拳之忠，不能自列，被错判为右派，遂放逐于马兰。虽蒙冤二十余载，但先生对国之赤诚，矢志不改。耄耋之年，每逢国有盛举，总是欣然赋诗，颂扬党的领导，祝愿国家昌盛、民族复兴。其赤子情怀、坦荡胸襟，令人景仰。”

“辛介夫先生一生淡泊名利，自甘清贫。对同事学生，宅心仁厚，谦和有让，奖掖后学，唯恐不及。对于腐朽庸俗的思想和行为，则峻洁刚直，决不苟同。先生之气，可谓沛乎浩然；先生之风，可谓山高水长。其德之隆，其文之盛，为人津津乐道，奉为楷模。”

“辛介夫先生的去世，是教育界和学术界的一大损失，是我们学校的一大损失。噩耗传来，至亲好友、同仁学子，无不伤心动容，饮泣长息。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先生虽然离我们而去，但先生的音容笑貌宛在，先生的道德文章永存！”

还有一位是习曼君老师。她是一位在当时看穿着比较时尚、生活上比较讲究品味的女教师，教我们的时候四十岁左右，但依然可以看出她年轻时一定是校花级的女子。当年她上课的时候总爱用脚尖顶着鞋子，并随着她说话的语态情势而摇晃。坐在后面的同学看不到，我在第一排坐看的清清楚楚。

还有一位是早已过世的王家纯老师。她是一位个子不高但看起来很善良慈爱、慈母般的老师。上课的时候，她总爱说“大伙儿”，“于是乎”，几乎成了她的口头禅，但听起来十分亲切。但在我们大四的时候，她不幸去世，我们中文系77级的全体学生都参加了她的追悼会，当时哭声一片。

还有一位就是焦文彬老师。说实话，比起辛介夫老师来，他不是一个善于讲课的老师，但听他的课，你可以看出他在古诗词研究方面功底很厚，工作很认真，是个好人。他很认真地备好课，很认真地讲课，经常讲得口干舌燥。虽然让人昏昏欲睡的，但他依然想把课上好，看着他那么认真的样子，你就不忍心不好好听。我觉得他搞学术研究更适合些。后来听说他出了好几本专著，于几年前去世了，享年77岁。

唉，世界上又少了一个老好人！

我快走到师大后门—东门的时候，在一栋家属楼下看到了一位老教授，正在用注射器给一条小狗喂水。虽然不是我熟悉的老师，我也主动走上去问候他并与他聊了几句。听说这条狗他养了四年了，现在是他朝夕相处的伴儿。我感觉到一个老知识分子晚景的孤独和凄凉。我看他随身携带的人造革皮包上，印有“北京大学“几个大字，就问他是不是北大的教授。他笑了笑，未置可否。

但我想，不管是哪所高校的教授，作为老一辈教育工作者们，他们都曾在自己的岗位上默默奉献了自己的一切，为国家培养培养出了许多栋梁之材，我们不该遗忘了他们。

出了校门，马路对面就是我回家的公交车站。我回头看看了母校和那位目送我离开的孤独的老教授，朝他挥了挥手：再见了，我的母校！再见了，我母校的老师们！

2011.1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