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种精神叫记者

近来总是看到记者被打得报道，以至于每次出去采访，同事们都神经兮兮的互相说一声保重，每次听到这种“祝福”自己都会一愣然后不禁哑然失笑，我愣的是我搞不清我们是去采访还是去上战场？我笑的是我知道记者被打的原因只有一个——离真相太近！

从我毕业工作到现在，一直困扰并使我不断在思考的一个问题是我究竟该怎样去处理协调记者与社会的关系。在中国，很多人见到记者就像见到仇人一般，唯恐避之不及，而在百姓眼中，很多记者也似乎已经成为了政府的傀儡，触及到他们根本利益的我们，挨打，似乎就成了理所当然的事了。

其实我想说的是，记者是舆论监督中必不可少的一份子，也是群众不可或缺的喉舌，只是，有限的体制制约了我们的权利与义务。犹记得报道温州动车事故的同事，因报道言论过激，怀疑有关部门的职责而被以“莫须有”的罪名连夜撤职，当时的自己听后出了一身冷汗，大呼社会体制不利于新闻媒体的发展，记者这碗饭越来越难吃了。你需要从政府与受众之间找一个平衡点，而这，无异难于上青天，但是，我知道仍有很多记者不受体制的约束在为自己的职责而努力奋斗着，白岩松，就是我最喜欢的新闻媒体人之一。

白岩松在央视国际网路上坦言，他最理想的职业就是成为一个有良心的好记者。在回答“作为一个记者，你认为最需要具备什么条件？”的问题时，白岩松说：“我觉得是良知，但是我们可以把这个词拆开，一个是社会良心，一个是知识储备，光有良心没知识，有劲使不上，光有知识没良心，太可怕了！”有人问他：“日本人把记者叫做‘社会的良心’，你同意这一说法吗？为什么？”白岩松说，他更同意普利策的说法：记者是站在船头的瞭望员，随时警惕地注视着前方的危险。有人问他，新闻曝光管用吗？白岩松说：“反过来让我们想一想，如果没有新闻曝光是不是会更糟？”对于新闻直播时是否能带入个人的观点，白岩松认为：“适当的带入没问题，太多就是不好，比如：在入世的时候仅仅说着那些刻板和仿佛没有任何感情的语言就对吗？”在回答“在你未老之前，您还有什么奋斗目标？”时，白岩松的回答是：“一步一步去把新闻做好吧！”

记得刚进报社时有一次值班，突然有电话打进来，我习惯性的接起来问道“你好，ｘｘ杂志社，请问您找谁？”

电话那头一直没作声。“您是哪位？您找谁？”我加重语气又问了一遍，我只听见电话那头有呼吸声传来，急促而低沉，正当我以为是别人恶作剧时，那头说话了。

“是ｘｘ杂志社吗？”

“恩对，你哪位？”

“……”电话那头再次陷入沉默。

“喂？”我不耐烦的问道。

“我家被强拆了，我要上访！”电话中突然传来一声沙哑的忿吼，接着是一阵抽泣。“难道我们农民没本事，就只有受欺负的份吗……”

电话那头还在抽泣着诉说着，而我拿话筒的手已经开始哆嗦了，又是一件牵扯到政治的事，而对于政治这方面的事，我们有硬性规定，不得沾边，更不能采访。我只好努力平静下来说“对不起，你说的事不归我们杂志社管，我们也无权干涉，我就是个小记者，能力有限，真的帮不了您请您谅解，您可以去有关部门申诉一下看看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吗好吗？”

电话再次陷入沉默，只有阵阵抽泣传来，“那要你们记者干什么吃的！”紧接着“啪”的一声，电话挂断了。

那“啪”的一声似乎是狠狠的打在自己脸上的耳光，让我无地自容。也许此刻他的妻儿们正在想尽办法和强拆者对抗着；也许此刻他的妻儿们正期盼着自己的丈夫、父亲会为他们伸冤成功；亦或许他的妻儿正在断壁残垣之中寄宿。而我对此，却只能无动于衷，无能为力……

事情过去很长时间了，可我一直没忘，尤其是他那句“难道我们农民没本事就只有受欺负的份吗”直刺我心，我爸妈也是农村人，我是农民的儿子，他的每一句话都让我想起了朴实无华的父母，而我也只能在愧疚中努力让自己不去想他。

前几天我去看望被辞退的同事，我没有在他脸上看见一丝悔意。我问他为什么，他说虽然他被辞退了，可他没有辱没一个记者的天职，更没有愧对从小吃的百家饭、穿的百家衣……

我相信，在他的眼中，记者已经成为一种精神，成为一种刚正不阿、嫉恶如仇的精神。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就是这种精神的标准。

写到这儿回头看看办公桌上的电话，真的想让那位农民大哥再来一次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