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三爷石志斌

我的三爷石志斌，过去被老家人称“老延安”，他1958年8月毕业于陕西师范学院（现陕西师范大学），分配到延安师范学校函授部工作，曾被评为陕西省劳动模范。他在延安地区工作生活了20多年，把自己的青春年华和满腔热血都献给了老区的教育事业。

我三爷当年负责延安地区14个县的教师函授工作，各个县一般距离80多里，前去讲课大都是步行。两年时间，他走遍了延川、宜川、黄陵、洛川、富县等地，行程10000余里，足迹遍及各县的山山水水。他组织同事们在各地设立了34个函授站，创建了有线广播函授网络，使偏远的农村中小学教师也能听到函授课程。有一次，他去黄龙县讲课，由于天气阴暗，又下起了雨，从上午走到下午，还没有到地方，他又迷了路，刚好碰到一个老乡，到晚上九点多才赶到讲课的学校，可是他看到30多个学员还都在等着，都为他的安全操心，那种场景深深感动了他，他饱含激情，为学员们讲了一场特殊的“晚课”。那时候他巡回讲课，经常是一个县下来又到另一个县，有几次我三婆去延安探亲，往往要在单位等他两三个月，他才能回来，同事们都说：“石老师太老实了，不会带家”。他的汗水没有白流，他教过的学员们，很多人后来都成为各县中小学以及教育系统的骨干。

他当时写了这样一篇文字：“才走刺林路，又翻野羊沟，枣刺挂的鞋儿破，汗水湿的衫儿透，为学员，不低头，懒汉才骂路难走，只要革命毅力够，脚下尽是阳关路”。还有一首小诗写道：“伞一把，鞋一双，冬日里，踏寒霜，夏季里，顶炎阳，翻沟过梁，涉水穿林莽，肩挑文化进山岗，越走越刚强，百里不算长”。

我三爷学习努力，思想进步，是与家庭的教育熏陶分不开的。我家几代人勤劳吃苦，重视文化，我曾祖父思想开明，为善乡里，被大家尊称“石哥”，他力主送我三个爷爷都去私塾上学。当时的地下党员到我们村来，我曾祖父坚决掩护支持他们干革命，耀县出去的革命老人张邦英，那时候凡是到黄堡一带活动，就来住在我家，跟我曾祖父谝。我三爷的岳父王玉瑞，是黄堡镇文明塬人，解放前曾担任国民政府同官县的陈炉镇镇长，同情革命，暗地里支持地下党员，他对我三爷的影响非常大。

由于我三爷工作勤恳，埋头苦干，得到了延安地区干部和群众的一致赞扬。1958年底，他被评为建设社会主义积极分子，获得甲等跃进奖金，1959年底，又被评为专区模范教师，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60年的陕西日报以“石志斌俯首甘当孺子牛”为题，报道了我三爷的先进事迹。1960年，他被评为出席延安地区、陕西省以及全国文教群英会的先进工作者，在北京开会7个多月。作为延安老区的3名代表之一，他得到了毛主席、周总理的特别接见，并荣幸的参观了北京八大建筑名胜。

我三爷后来调回铜川，先在市教育局工作，后来转到市水泥厂，前后负责教育科、劳资科、人事科，兼任宜池中学校长。那些年，他在外工作，还常常照顾老家村上的人，凡是能帮上的忙，他决不推辞。有些人家孩子要当工人了，还有人想让孩子上铜川师范，他都尽力去推荐，他说：“农村人难，农村孩子出去不容易，能帮一把是一把”。我们村有几个人原来在外地工作，都通过他帮忙才回到了铜川。

我三爷已经退休将近20年了，一直住在老家孟家塬上，耕读为乐，还经常指点晚辈要努力学习，勉励他们为国家出力，不时资助考上大学的孩子们。我和我弟弟小时候爱看书，学习也好，他只要回村里，就来家里告诉我父亲，不论多苦多难，都要支持孩子们上学。我初中毕业考上了西安电力学校，就是我三爷鼓励我再接着上省级重点高中铜川市一中，陪着我拿着中考成绩找到一中校长，免试走进了一中大门。记得我保送考上大学要去送档案，因为从小几乎没有出过铜川，就是我三爷和咸阳我姑父把我送到了学校。开学报到那天，又是我三爷跟我父亲经过咸阳我姑姑家，一起送我去学校。他和我石磊叔父一起，不断鼓励我学习，也启蒙了我对文学的热爱，更教育了我要敬业乐群，带给了我们豪爽仗义、追求公道、乐于助人的性格。

每次回家，我都要去看看我三爷。他的人生历程，既是他自己的精神财富，也是我们家族的历史；他的工作事迹，亦是我们国家发展的剪影，是老一代知识分子为国奉献的写照。如今的三爷，会种地与务树，夏天还背麦子，除了干日常农活，还照顾着我三婆，他把自己完全还给了故乡，陪伴我三婆安度晚年。他平时通过看电视、听广播关注国家大事，还阅读文献，写一些文章。

看着我三爷忙碌而又充实的晚年，我不禁想起了一句诗“老牛自知夕阳短，不用扬鞭自奋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