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唱——读《史记·伯夷列传》

伯夷、叔齐的故事在中国虽不能说是家喻户晓，但也算是颇有些名气的。

伯夷和叔齐生活在殷纣失道，西周兴起的王朝更替之时。《史记·伯夷列传》说这兄弟俩是孤竹君（辽西诸侯）之子，兄弟俩互相谦让，都不愿意接受父亲留下的位子，先后出走。（伯夷、叔齐，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齐，及父卒，叔齐让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齐亦不肯立而逃之。）

因而，这老哥俩就成了名人，是“义”的形象代言。

老哥俩打算到西伯姬昌办的“养老院”去了此余生，可当他俩长途跋涉，历尽艰辛来到西伯地界，却赶上西伯去世。其子文王继位，并且准备东进伐纣。（伯夷、叔齐闻西伯昌善养老，盍往归焉。及至，西伯卒，武王载木主，号为文王，东伐纣。）

伯夷、叔齐拦住文王的战车，进言道：“你父亲刚死，还没有下葬就动用刀兵，这能说得上是孝吗？以臣子身份竟然要去武力杀害自己的君主，这算得上是仁吗？”（伯夷、叔齐叩马而谏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谓孝乎？以臣弑君，可谓仁乎？”）不难想象如此毫不留情面的质问一位年轻气盛的新君，一定会让场面尴尬得很，这后果是严重的。而且文王手执的是所谓“正义之剑”，所兴的是所谓“正义之师”，所打的旗号是所谓的“替天行道”。文王看了看衣衫褴褛，一脸凄苦的老哥俩，没加思考就命令武士“拖下去砍了”（左右欲兵之）。幸运的是姜太公在场，可能是看着这老哥俩实在可怜，实在迂腐，也可能是不愿意让文王背上杀“义”之名，出师未捷即斩杀义士是兵家大忌。所以劝说文王：“此义人也”。

的确，在那个专制时代，权利是人人不择手段而竟逐的东西，父子相残、兄弟相残、君臣相忌，一幕幕血腥暴力从没有停止过。而这二人却互相谦让，视王位若蔽履，奉道德为崇高，是何等可贵！即使在那个没有现代传媒的时代，人们口耳相传，也一定能使这老哥俩义名远播。义，是中国人很推崇的道德准则，尤其是统治阶级更是十分看重的。虽然他们多行不义，但口里常常是要念叨这“义”字的。

老哥俩凭着这个“义”字，侥幸的捡回了老命。然而老哥俩的运气实在是差，西周的地方政权终于依靠血腥武力而夺取了天下。这哥俩做出了比先前谦让王位更让人惊讶的决定：二人抱定“不食周粟”的道德底线，跑到首阳山采薇而食，最终饿死在首阳山中，完成了孟子所推崇的“舍生取义”的壮举。

伯夷、叔齐的所作所为，历代都有人从不同的角度进行解读，形成了褒贬两大阵营。

在历史上赞扬同情老哥俩的人不在少数。“大成至圣先师”孔子就是代表。他说：“伯夷、叔齐，不念旧恶，怨是用希。”据记载，有一次孔子的学生问：“伯夷叔齐不吃不喝，饿死在山中，他们心中难道没有怨恨吗？”孔子严肃地说：“求仁得仁，又何怨乎？”可见孔子认为伯夷、叔齐饿死在首阳山是死得其所，为追求道德的完美死得无怨无悔。

另一为文化巨人是司马迁。他在那部被鲁迅先生推崇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煌煌巨著里将《伯夷列传》列在七十传之首，在文中由衷表达了他对生于商周更替的乱世之秋的哥俩的热爱与赞美。全文千字左右，关于伯夷、叔齐的生平事迹仅只有二百字左右，可谓少得简单，充斥全篇的是司马迁那沉郁激昂的议论，颇有当今史学家忌讳的“以论代史”的嫌疑。

当然持反对意见的也不乏其人。在这里我仅列举两位重量级的人物：鲁迅和毛泽东。

文化巨匠鲁迅先生在1935年写过一篇小说《采薇》（收在《故事新编》里），先生用辛辣的语言对老哥俩进行了无情的嘲讽。在小说里，伯夷、叔齐的形象显得是那么的猥琐可笑，浑然就是阻碍时代前进的“遗老”。

无产阶级革命导师，伟大领袖毛泽东是主张“枪秆子里面出政权”的，他对伯夷、叔齐的印象很糟糕，曾在文章和讲话中公开的非难过这哥俩，说他们的种种行径是十分离奇的、迂腐可笑。

对于历史人物，后人们根据自己的需要，解读成多元化是自然的事。像秦始皇、曹操等，不就是被后人搞得亦红亦黑、亦正亦邪了么？

但我想说的是伯夷叔齐的真实思想并不能简单从他们劝说文王的说辞里去找寻，我们应当注意一下老哥俩临死前所作的那首歌：“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在这首短歌里，明白的提出反对“以暴易暴”的思想。伯夷、叔齐认为：打着“替天行道”、“维护正义”等幌子，公然采用血腥暴力进行征服，是无法得到真正的“善治”的，这其实是“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而事实上中国的历史往往是一个暴君打倒了，就会出现一个更加暴烈的暴君。正是因为这种“以暴易暴”的结果。于是中国的历史就是一个尸体横陈、冤魂游荡的人间地狱，从来没有走出血腥杀伐的黑暗，恐怖笼罩的阴影！

这就是伯夷叔齐的理性之光！他们反对“以暴易暴”的思想，为中华文明史提供了光照千秋的思想资源。伯夷和叔齐以弱小的力量反抗着强大的暴力，以卑微的生命践行着伟大的追求！

《采薇》，一首光照千古的绝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