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和老家

母亲是和老家永远联系在一起的。可我却算不上是一个挚爱老家和母亲的儿子，因为我从五岁便离开了老家，离开了淳厚香浓的母爱，跟随在外乡教书的父亲一起生活。

由于父亲在外工作，家中的一切重担全都落到了母亲的身上，母亲不但要照顾比我大三岁的姐姐和比我小二岁的妹妹，还要参加生产队的劳动。有一点我至今记得，那是村里上了年纪的人告诉我的，说母亲跟村里的男子汉们一样，“犁耕耙撮”样样农活都会，而且干起来干净利索，使得村里的男人们佩服得五体投地。

母亲上了小学三年级就辍学了，并不是因为家里穷，而是我那重男轻女的外公说女孩子读书没奔头，长大了也是别人家的人。也就是因为这个，母亲后来失去了好多次到单位工作的机会。那年，村子里分配到一个保健员的指标，我母亲有幸得到了这个指标去医院进行培训，可是遗憾得很，由于文化程度太低，母亲尽管很聪明，能听懂老师所教的（据母亲后来回忆说当时的老师上课都使用义乌方言），但无法记录内容，无奈之下母亲回到了老家又过上了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耕生活。还有一次，父亲所在的学校要一名食堂工，我妈安排上了，一个月的工资是八块钱，可我父亲是烟民，一个月的烟钱就得十多块，我母亲说她的工资还不够我父亲抽烟的，于是一气之下又离开了学校。

就这样，我的母亲一直生活在老家，打理着家务事，唯一让母亲感到欣慰的是我父亲在文革期间没有被批斗到，当年我父亲是学校的社教主任，和他一起的几位同事被批斗成“同盟党”。到了八十年代，邓小平同志提出了“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教育开始得到重视，老师的待遇也越来越好，农村也实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我们家的条件终于有了改善。

我上高二那年，我家有了一个农转非的照顾指标。也许是我从小跟着父亲生活的缘故，父亲执意要把这个机会给我，可不知为什么，却遭到我母亲的坚决反对，她说：“你父亲教了四十年的书，除了写一手好字什么都不会。连一年到头先种什么也不知道，自妈妈嫁给你父亲后已经苦了半辈子啊。这事应该我做主！”

“老妈！我再过一年就高中毕业了，到时可以马上找到一份工作，你也可以好好在家休息，不要再那么累了，这样不是更好吗？”

“妈不是这个意思，，妈是想让你去考大学，把这个位置让给妹妹。”

最后母亲还是把这个机会给了我。高中毕业的第一年我就独自一人来到了城区，并如愿以偿地走上了工作岗位。

然而我母亲却依然守着那个老家，耕耘着那份责任田，不同的是多了一个“帮忙”的人，那就是我老爸，其实我老爸啥都不会，母亲吩咐什么做什么，空余时间就到义乌江畔钓鱼，有一点父母亲的想法始终一致，不愿进城。

转眼到了1998年10月，不幸的事发生了，一直患有肺病的父亲被查出得了肺癌，父亲开始住院治疗，母亲也因此离开了老家，整天在医院里陪护着父亲，知道得了绝症的父亲脾气变得暴躁，动不动还要对母亲发火，可是母亲从来没有计较这些，只是有时偷偷的流泪。我由于工作的缘故，只能晚上和休息天去医院看望一下父亲，母亲并没有为此责怪我，每次总是对我说：“工作最要紧，你爸有我照顾就行了，没空就别来医院，医院终究不是好地方。”

真是祸不单行，有一天母亲感到乳房内有异样，经过检查发现里面长有一块小硬块，所幸的是动了切割手术后通过病理切片非恶性肿块，在病床上躺了一个星期就好了，可母亲的身体虚弱了许多。

一年以后，我的父亲没有留下任何遗憾走了，母亲没有哭，她对我说：“现在去了哭了也没有用，谁让他没有福气生上这种病呢。活着的时候我对你爸爸照顾的已经很周到了。做了几十年的夫妻，我对得起他了。”母亲尽管这样说，也没有哭，但我看到她的眼圈早已经红红的了。

父亲走的那年，为了不让母亲一个人感到孤单，我终于让母亲离开了那个让她操劳了半辈子的老家和我们住在一起，好好敬一份儿子的孝心。7年来，母亲已经习惯了城里的生活，但还是经常回老家走走看看，她说：“虽然你们都早已在城里安了新家，可那里才是我们真正的家，我们的根在那里，千万不要忘本！”

无任何时何地，母亲的心永远和老家连在一起，我的心和母亲连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