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已经过去

题记：我作孩子的时候，话语像孩子，心思像孩子，意念像孩子；既成了人，就把孩子的事丢弃了。——《圣经》

人说回忆是老人的专利，絮叨是老人的风格，那么，我确是老了。

我不是个太傻的孩子，但记不得从哪一年开始记事，大概不太早也不太晚。我这么说因为我奇怪自己有些很早的事情清楚的记得；较晚的却模糊不清了。我清楚的记得，新年一大早，妈妈抱着还刚会跑的我，站在西屋门口，看爸爸用竹竿挑着一长串鞭炮，在寒冷的晨光里噼里啪啦一闪一闪地响。就在那屋里，我坐在爸爸怀里，前面围着红泥小火炉，上面有一口深锅，水汽蒸蔚出各种形状，自制的肉肠就在那白气里一沉一冒，飘着奇妙的佐料香。

我还能清楚地记得儿时捉迷藏的每条胡同，每个适合躲人的旮旯；记得哪棵树上的枣子又脆又甜；哪棵树上有个粗糙的疤或光滑的杈，可以轻松的攀住爬上去。

这都已离我远去，可能不存在了，真的不存在了；秋夜月光依旧皎洁，真切而无法把握，就像我破粹的记忆。梦已醒，一切都成为过去。

二玩耍

这是孩子的天性，也是人的天性。一个人即便不名一文，若会玩，能自得其乐，他也是幸福的

我爱玩的是虫蚁。大晴天，拿着姥姥的老花镜——枣树筛下一地斑点——聚成小点，蚂蚁便一缕烟消失了：黑蚂蚁爬得慢，黄蚂蚁则须蹲着一直挪到大太阳底下，把自己晒得满身流油。姥姥每次都喊别晒坏了，我总是不听，知道她给我讲了这样一个故事。我脸红自己的记性，不能将一个一字不识的老太太的话原样录出，更脸红不能把它讲述得更为生动。

下面只是这故事的大概：古时候，有个穷秀才上京赶考，路上忍饥挨饿，只盼着快到京城。不巧这天下了大雨，穷秀才无法赶路，跑到路旁人家屋檐下避雨，他看到一只蚂蚁在水里挣扎，便救了它。后来考试这秀才文思敏捷第一个交了卷，后来猛然想起卷上有个字写错了——少写了一个点。他万分颓丧，以为坏了大事，然而发榜却高中了。“为啥哩？”于是我问，这正是她期待的。是蚂蚁帮了他为报答救命之恩它喊了几个朋友一起去帮秀才它们死死地趴在那里补上了少写的一个点。考官又眼花，没看清。

我当时还不能感受故事人物的大悲大喜，但对情节的大起大落已很有体会了。只是奇怪蚂蚁的神奇，秀才总是穷而考官都花眼；直至后来见了更多的花妖狐怪，更多的穷酸秀才和漂亮小姐、开明或迂腐的和尚、糊涂或明白的老爷，终于麻木了。但她这故事当时真起了效力。

我是一个小孩子，但对于弱小的生灵已足够强大。强大的人可以很邪恶，也可以很善良。我决定不再伤害它们，甚至想弥补对它们犯下的过错了。夏天，我打了苍蝇喂它们，也喂大虫子，于是又发现虫子的挣扎在我是一种乐趣。然而虫子不易得，苍蝇却随手便是，但这回却要活而不能飞的，我乐此不疲。姥姥说我是个狠心的人，虽然她也不喜欢苍蝇和虫子，但她没有别的故事可再对我讲了。后来翻朱光潜先生文集，看到他征引一个诗人的话：“不要拍哪，看，苍蝇正搓它的手，搓它的脚呢。”人是千差万别的！不是还有专爱捕苍蝇放到蛛网上去的哲学家吗？我天生恨苍蝇肉虫一类的东西，我也不觉得自己是个狠心的人，但姥姥说我狠心，我承认。

秋天，梧桐树上的叶子落得差不多了，露出枝上挂着的“布袋虫”。这家伙怪模怪样，又黑又胖的（爸爸说“胖”是人用的），躲在枯叶和丝织成的囊里。它身强力壮，不易制服的，蚂蚁们一再努力，还总给它逃了去，我没有蚂蚁的耐心，于是判了它的死刑了。

我喜欢在阳光里做这些无聊的事，尤其秋天午后，风和日丽，就只待在那里也是惬意的——我可不是晒暖阳的老头子——我是真的喜欢那阳光，不太强烈的；我也喜欢黑暗，这回却不要一丝光亮。

除此便是沙子小石头。舅舅是开大车的，运回一大车沙子，我喜欢蹲在那里扒呀堆呀，随自己喜欢的样子；发现小贝壳或奇形怪状的石头就更高兴。家里一间放杂物的屋里有我各样的收藏：木刀木枪，胶泥做的乱七八糟的东西，铁条皮筋和布袋虫囊做的弹弓，从野地里捡来的生锈的破铜钱和光滑的“老鸹枕头”（据说是藏在一种会冒乳汁的紫色小圆叶植物下面的）。

我也喜欢和小伙伴们一起玩，他们常是还没吃饭就来喊了。独乐乐，与众乐亦乐，在我更珍惜属于自己的空间。

三上学

我不爱上学，上幼儿园时都六岁了——那时叫“育鸿班”——还是妈妈打着去的。我哭闹着要下地干活，巴掌不停地落在屁股上，脑袋服从了屁股。

做木匠的三舅家的表哥来领我一块去，他比我大一岁很懂事，还带了舅舅用的旧墨斗——所谓“木受绳则直”中的绳墨是也——底下安了四个轮子。表哥走在最前面，手里牵着线，后面跟着墨斗车；车后面跟着个大蓝粗布书包，书包挂在我脖子上，里面有一支铅笔，一本新田字格，空空荡荡，晃晃荡荡。这墨斗车后来便跟了我，当时他一本正经的走在前面，像受了绳的直木头。“大概我上了学也就和他一样了！”

幼儿园的老师是院里的老亲戚，是个小伙子，论着该叫小舅。我去他家吃过饭，他的爷爷很老了，但活得很健硕。他是村里小学校长的儿子，幼儿园归他管，上了小学就归他爹了，这要上到何年何月啊！

我没上过学，但家里人教的已很多。ａ、ｏ、ｅ，1、2、3，声母韵母，加法减法，都很流利；还“些许认得几个字”。结果第一天就让“爬黑板”，我以为是搞体育活动，但黑板怎么爬？我刚一怔，他过来赏给一个栗凿半截粉笔头。后来还真接触了一项体育项目——吊环。这事说来有些不好意思，不过不能怪我，那天我上学去的很早，我一直都这样——他正在谈恋爱——结果当天下午有幸享用了七八次他专用的吊环。第二天是妈妈送我去的，“四姐，你治啥还送他？”他难得显得忸怩不安。“没跟恁妈说？”“以后你当班长，拿着钥匙，早来开门”他说：“也别来那么早！”又不好意思地加了一句。

我喜欢当班长，喜欢同桌为不考鸭蛋贡献的大鹅蛋；我喜欢上铅笔橡皮的味道，喜欢新买的田字格和新书的味道；我喜欢这所幼儿园。就这样我赖着不走待了两年。

上了小学，校长是老师的爸爸，叫“方面”还是“方便”我分不太清，只模糊地听大人都这样喊他。他长了一张国字脸，也确实很好说话。“长得不矮啊——谁给买的皮鞋？”“舅舅买的。”过完年开学，他和我斗嘴，我还生气自己只有新鞋没有新裤褂。

我仍然当班长，多了个班副，是个比我大些的女孩子。我们配合工作，保证了班级的活力。老师是不跟班走的，一年一换。只记得有个男老师教我们读《小蝌蚪找妈妈》抑扬顿挫，引得一堂大笑。还有一个老师长得白白净净，老戴一副圆眼镜，穿着白衬衣，不像农村人。

学的什么却全忘了，看门的老头子弓着腰从小屋里出来，拿了闩门的铁棍去大槐树底下打铃，我们一打铃便冲出来，一打铃又冲进去，风风火火，毛毛躁躁。一天到晚总气喘吁吁的，象三伏天的狗。作业照例每天有，也不算少，我向来都是做完了再玩。知道有一天贪玩忘了作业，天黑了，我吓哭了。大人们都“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我也一直以为晚上是只能睡觉不能做任何事的。妈妈点上洋油灯（屋里也挂着电灯泡，电却像生疏的亲戚，盼来却不来的），拨亮灯芯，擦了玻璃罩子扣上说：“写完了再睡！”我于是一边哭一边写。这次经历使我受害匪浅，以至于我会在开学前两天把一假期的日记补全，我可怜的作业啊！

再后来，我才知道有些人偏不喜欢在太阳底下做事，有些话真不能明明白白地说，有些事也真不能光明正大地做了，这也拜“上学”所赐！唉！

四吃食

老祖宗说：“民以食为天。”天者，颠也。颠者，头也。这也就说一个人的头脑思想是由他吃的东西决定。这么拐弯抹角也就和费尔巴哈通上了气，他说得更干脆，老费说：“人就是他吃的东西。”他说得对，我吃过榆钱，所以刘绍棠的《榆钱饭》读来才那么亲切。至于我真吃了太多太杂的东西，消化又不好，脑袋乱得像锅粥，你凑合着看吧。

说到吃的，我就想起仙人掌，真不知怎么开口，从哪儿下嘴。在姥姥家乡，各家庭院围着不高的土墙，土墙上便长着一丛丛的仙人掌，巴掌大的椭圆一块，随便扔在土上就能活。它是多年生的，每年开花，开花时花朵底下是一个古式花瓶似的红色小果子，上面也有一簇簇的细刺。这果子酸酸甜甜，很好吃，一直是我独享。有一年小姑来小住，吃了我一年一熟的“仙果”，为了擦刺更撕了我的小人书连环画，包括我最爱的《七色花》。姥姥一直说她馋，这并不因为她吃了我所有的“仙果”，姥姥爱惜字纸，她不识一字，在她眼里所有带字的东西都是神圣的，从我的糖纸《七色花》到她的门神灶王爷洋火盒。我真希望自己能有一朵七色花，让它带回我的“仙果”，带回我的连环画，带回我的所有的一切。

秋天，地里长着不少野葡萄，黄豆粒大小的果实，成熟时由绿而褐，由褐而黑，有早有晚。我们便采之捋之，小餐一顿，那叫“吃黑蛋蛋”。有时人多果少，就一哄而抢甚至来根拔起，熟的便吃，掰一段儿梧桐叶柄，绿的放在小孔上，比赛着把它吹得飘起来。

再有便是桑葚，惜乎太多，总提不起我太大的兴致。

印象里从小就不吃杂面了，我老拿白面蒸馍去换邻家小孩米面的来吃，米面的吃起来更甜；家里新打了玉米也掺了豆面贴饼子，我吃得更香，我爱吃那焦黄的嘎渣儿。

那时人们住的屋大都没有吊平顶，裸露着大梁，上面是檩和椽子，再上是苇箔和泥土，外面是灰蓝的小瓦，碧蓝澄澈的天底下静静地没有一些动静。这种屋的檩上常有燕子来做窝；梁上的木钩上挂着食篮。姥姥做的蒸馍便放在里面，做伴的时常是菜包子、丸子，冬天还有红薯红小豆做馅的“团子”。那篮子我要站在条凳上才够得到。吃的重于一切，是必须高高在上的。

老姥姥（姥姥的婆婆）屋里的吃是多是买来的，大盒的口服液，放在大玻璃罐子里的糖，盛在木匣里的饼干、核桃、馓子之类，全放在她床头的矮橱内。这两处是我最常光顾的，食篮那里是明目张胆，老姥姥那儿可得偷偷摸摸，虽然她也让我吃，我要她也给，但总不会太多，不如自己动手来得痛快。“老姥姥，我吃糖。”“啥？”“我想吃糖”我大声地喊。“啊，吃糖？我去给看看猫屙了不。”她七十多岁，已有些耳背，尤其是我想吃糖的时候。我讨厌猫，但仍假装虔敬地等它给我屙糖。我很真诚地看着她，她终于颠起小脚颤巍巍往屋里去了。

家里吃的菜都是自己地里种的，极少买。我那时不喜欢吃的只有茄子和茴香，所谓的不爱吃是遇此二者，吃饱拉倒，不像吃别的必得意足方休！冬天则无非是萝卜白菜，它们和红薯一起躲在地窖里。地窖像老井约有三米深下面较开阔，侧壁上有深凹的窝，可以手脚并用地攀上攀下，这是我爱做的事。大人警告不能随便爬进去玩，我很听话，只要里面没放甘蔗苹果之类。

肉是不常有的，只逢年过节才可痛快吃够——村里一条深巷里有家卖羊肉汤的老店，也有做肉合子的，姥爷是他们的熟客——此外便是红白事，也能吃到。苏东坡说“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是大不可当真的，要么怎还会有东坡肉东坡肘子呢？我也想同他一样一边大啖肉肘，一边说些大雅之言。弟弟对肉却不太感兴趣，肉包子他只吃略粘馅的皮，只有白猪肉时他便抗议道：“我要吃猪身上的羊肉！”我喜欢吃肉，但肉却越来越不像肉了：肥的腻而不香，瘦的像嚼木头。

一年到头也吃几次非正规的饭食，灰菜啊槐花啊我不太喜欢，榆钱还可以，“马蜂菜”即马齿苋做的菜卷子，音叫“橐”，蘸着蒜泥可就吃不够了。

那时那里各家都是一日两餐，大体是朝九晚五的（劳动却一天三回），这两顿饭还要搬到家门口胡同里去吃：端一碗粥——这里人叫“糊涂”，真是贴切——加一小碟酱豆或五香萝卜条，攥个蒸馍。一胡同的大人小孩，一胡同的喝糊涂的稀里哗啦，一胡同嚼萝卜条的嘎嘎吱吱，颇为壮观。这情形我搬家四五年再回去时都不在了，古风犹存的只几个年近古稀的老人。

五亲人

老姥姥据说很早便守寡，那时她已有三个孩子：姥爷、二姥爷和姑姥姥。家里本来很穷，但她勤快、要强，又会打算，于是节衣缩食，攒钱，买地，雇人干活；再攒更多的钱，买更多的地，雇更多的人，就这样一步步滚起来，一直到解放被分了地，差点挨了批斗。

我小的时候她都七十多岁了，身体很硬朗，从早到晚地做一些力所能及的活。家里掰了玉米、刨了花生都堆在院子里，她坐在太阳地儿里扒玉米、择花生。她一丝不苟地择下最小的一颗放到簸萁里，玉米上的虫子就恨恨地捏死，“啵啵啵”地唤鸡来吃。

她会“叫魂”，村里受了惊吓哭个不停的小孩总被大人抱到家里来，她便和那家大人说一会子话，回屋拿了一把铜勺子，扔了拐棍，一手扶了门框，一手举着这铜勺子往半空里东一下西一下地比划，嘴里还念念有词。这似乎很有效，那小孩子从此便不再不再被大人抱来，大些的小孩也是吓不着的。只有一个例外，那是一个老亲戚家的孩子，是个女孩，即使没有事，她家大人也常带她来玩。这女孩比我大，长得比我高，胖乎乎黑乎乎傻乎乎，脸上麻子比眼睛大，流着鼻涕冲我笑。不知怎么我总认为大人要我娶她，很害怕。“你跟她玩”老姥姥说，“我给你俩看看猫屙糖了不！”我早知道猫是不屙糖的，恨不得马上跑开。

老姥姥似乎总也闲不着。不用似乎，放下耙子就是扫帚，她的确是一刻也不闲待着，也不愿看别人无所事事。吃了饭，姥爷把碗一扔，挪到墙根底下晒太阳。“大小儿，你也扒一个不中？”老姥姥的埋怨有些无奈。“唉！”他拉了一个厌烦的长腔，起来走了。村里好几处摸老牌的地方总能看到他。

懒和馋在他身上是不分家的。但他觉得他很重要，离了不行的。像扶犁扬场这类轻松却“很有技术”的活，他也做一做，只要他愿意。他干活前收拾工具，自行车擦得一尘不染，泛着铜光；镰刀锄头也打磨得吹毛断发。回来再照做一遍。活不见得少，工具却都不能用了。

吃饭时他总先瞅瞅别人的碗，生怕里面藏着他碗里没有的好东西。你吃东西被他撞见，他就一天到晚地不高兴。他高兴时准是胡同里传来了梆子声，换豆腐的、换香油的、换碗换盆的，也有收破烂的。他跑到外边，回来拿了香油瓶，用瓢去布袋里（扌歪，这个字五笔拼音都打不出）了些芝麻，走到墙山下，捏了一捏儿砖土沫，转圈撒在瓢里，用俩指头搅一搅，又出去了。

他的世界只有他自己，老姥姥过世二姥爷过世他都没掉一滴泪，他也不疼他的老婆孩子，一点都不。上四十斤的重物从没动过，现在快九十了，每顿吃的比我还多，走路爬楼比我还能快。我只盼他健健康康，无疾而终。

那时候，村里常来些讨饭的有男有女，打着呱嗒板，挨家挨户地诉苦或唱点吉祥话，姥姥总让我拿着些吃的或半瓷缸粮食去门口等着。她是个好心的人，你知道她给我讲过“蚂蚁的故事”。她的故事并不多，大都是从戏里听来的。村里农闲时候常来些三五人的小班子（多带个小猴子），吹拉弹唱，敲敲打打地热闹个三五天，每天傍晚聚了一围人，白天就转着在村里要些东西。

离村五六里的大集上有个露天戏园子，也常有剧团来，是卖票的。姥姥只去过两三次我回回跟着。地虽属山东，戏却是河南的，“三天不吃馍，也听刘忠河”

园里园外挤得满满的，都是人。我现在也喜欢听点红脸王，听点《十八扯》听点《穆桂英挂帅》听点《小苍娃》，晒着太阳闭着眼睛是种享受；那时是无法领会那戏的美妙的，戏是属于老人的。我唯一鲜明的是震耳的锣鼓，大红大紫的戏袍，满是颤巍巍串珠的戏帽和又酥又甜又香的芝麻糖。姥姥小心翼翼地从贴身衣袋里摸出钱包，那是种蓝粗布做的小包，类似现在的信封，具体而微，打开的一角用长绳栓了个老钱。这是她唯一花钱的地方。

收音机里常有些戏，我教她如何用。她为不拂我的好意，开始还一而再地问：“这钮治啥用？”我一遍遍地告诉她，她似懂非懂地点着头，然而终于放弃了，“我不中！”她下了断言。她一生都对姓电的东西敬而远之——手电筒只用了几次而每次都忘了关，也成了摆设。什么又是必不可少的呢？有戏听固然好，没有也没什么大不了。对于她好像没有什么绝对的诱惑，而家里也有太多的事等她来做，她活得简单而忙碌。

她看孩子，我们仨都由她看大。我蹲在地上用塑料碗把土扣成一个个小馍馍；姥姥得闲给妹妹梳辫子；弟弟坐在蒲团上瞪着大眼看。有时我睡着了，妹妹弟弟偷着给我扎小辫，她一边做活，一边看着笑。她纺线织布，纺车嗡嗡转，细线神奇地从棉穗里扯出来。我也偷着去纺，把线轴棉穗弄得一塌糊涂。织布机被各色的线五花大绑起来，姥姥坐在一头，脚下踩着两块板，古铜色的榆木梭子线层里飞来分去。

我上了小学，她起得更早，为了我吃过饭再去上早课，大人们也吃了饭下地干活。一年四季，天天如此，公鸡都会怪她扰了好梦。有一次，她太早做了早饭没有盛。我起来，她忙掀锅盛粥，灶底下还有火，粥很热，她用勺子来凉，“热饭冷冷，小狗等等”。我着急晚了早课，一把把她推倒在柴堆里。她落了泪，弟弟妹妹也都哭，我生气没吃饭去上了学。

后来我们搬了家，留下姥姥一个。再后来她得了胃癌，到我们这边来，吃饭已不能下咽，每次总一个人躲到一边去吃，怕我们看了难受。她问家里最近的地

在哪儿，还不到一个月就走了。我们葬她在东南的一块地里——那是一片盐碱地——只有一个小坟头。

姥姥去世后，我又回过老家一次，二姥爷家的一个妗子（她不怎么样）说起姥姥也落了泪。我才依稀地知道她是怎样熬过那几年。她舍不得吃一个鸡蛋，她去路上捡麦穗，她在人家翻地时跟在后面挛落在地里的花生：她把一切攒下来，换成钱。“他们刚搬了家，没有地，孩子又都上学，日子不好过。”人家劝她别弄垮了身子她说：“我一把老骨头，也累惯了，不要紧。”对她，我们都是太狠心的人！

六

搬过家的人，像我，总觉得自己是个陌路客，像错不在己而两端皆失的邯郸人，旧的已找不到，新的又不容纳。一面急着找个归宿，一面却能随遇而安。我从奔忙繁复中暂时停下，想歇歇脚，深喘一口气，还来不及擦亮眼睛，又被洪流裹覆着去了。世界本是混沌的，趴在地上的瞎子和大地感受最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