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歌的岁月里，你是主角

故事永远比生活肤浅，生活比故事还像故事。

——题记

每当回忆起我那不靠谱的童年和不着调的青春时光，都不能不想起一个人——大明。

大明和我这一拨孩子进入小学一年级的时候，党的改革开放的春风已经吹了一年了，也就是1979年，正赶上这一年有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结果就像就像歌里所唱的：“神话般地掘起座座城，奇迹般地聚起座座金山。”所以依照这强劲的势头如果我们不出现意外，笃定了要在党温暖的怀抱里幸福的生活。可是怎么说呢，命运多舛，造物弄人那。

大明三年级的时候和我同桌。十二岁的男孩，身材均匀，个头跟我差不多，光洁的脸上嵌着一个光光的鼻子，乌黑的眼珠总是挺神气地转来转去。一开始，老师刚分座位的时候，他两手叉腰，像飞蛾见了火似的，在我身前身后打量了一番后，就给我个下马威，把课桌四六开了，当然是我四他六.最初我很是提心吊胆，唯一的办法就是死死管住我的胳膊，所以日子也相安无事。

其实我心里也不服气，为了报复他，悄悄给他取了个日本名，叫“成语词典”。不过只有我自己知道，我不愿意给自己惹麻烦，所以最终没得到推广。因为他解释的成语现在想起来都是一绝。有一天，学校有领导听课，老师讲的是语文，她是个很秀气的女老师，课上老师问道：“‘一目了然’啥意思？”

可能是后面有人听课，大明为了表现，把手举得老高。老师做了个漂亮的手势，神情优雅地对大明说道：“这位同学请说一下。”

大明仰着头，郑重其事地回答：“一只眼睛就可以看见。”

语惊四座。全场哗然……

一晃到了四年级，最明显的变化是，课桌由以前的四六开变成了五五开。

可惜好景不长，后来我就发现，我视力明显下降。最让我忐忑的是，我还长了个傻不啦几的个子，理所应当地坐在最后一排。正是这嘎小子大明帮我挨过了那段难熬的时光，直到我配了副眼镜。当时黑板上只要有题，他总是先帮我抄下来。让我感到惊讶的是，那一阵，我脑子比以前机灵了，记忆力也蹭蹭增强。所以功课也没落下多少。

升级考试的时候，我肯定义不容辞地得让大明抄啊。抄袭没错，错就错在他往死里抄，连我的名字都没落下。结果就是他留级了，因为连我都留了级。

转眼升入六年级，正如阎维文唱的那样，小白杨在长，我们也在长。以前那种不分性别的那种懵懂状态旗帜鲜明地被一种叫羞涩的东西所代替。一次下课的时候，班里有个淘气的男生在门口大声喊道：“大明，你老丈人找你。”我抬头一看是我爸。我又羞又气拉着我爸逃离了教室。

进来的时候，大明早和那男生扭打在一块儿了。老师的处理是各打五十大板。

已经是初中生了，一点不让老师省心。打架的事刚过去，就有一个男生往学校拿了个烟袋，也有人从家里偷了些烟叶，他们轮流着抽。有一次，大明屁股朝天，头伸进抽屉用大烟袋锅子抽烟。老师进来拍他一下，他不耐烦的说：“拍什么拍，就不能等我抽完了再抽？”结果可想而知，就这还不反省。还埋怨说，是我没及时报告敌情。出于人道主义，我不顾别人的指指点点硬着头皮，帮着他扫了半月地。

时间像飞一样，上了初三。这时的大明光滑的脸上摆放着几颗青春痘，基本上以对称的形式整齐地排列着，个子像浇了大粪的庄稼一样，窜得贼快，已经高过我一头了。班主任比较稀罕我这相当凑合的成绩，把我安排在第一排。大明跟我隔一条过道，坐在我旁边，他能坐前面，可能老师觉得便于自己管理吧。在这期间，他好像比以前爱学习了，我暗自为他高兴。

有一天自习时教室没老师，我作业做完了，百无聊赖。就鬼使神差般地拎起讲桌上的粉笔，越过头顶，向后来了一天女散花。真可谓“满地尽带粉笔渣”。教室沸腾了，但我感觉几乎没有知道真相的。因为对班长的质问，大家七嘴八舌，终究没有人能想到是我。其实也有一个人知道，当时以前那个淘气的没边没沿的大明就吃惊地小声嘟囔了一声：“你咋啦你？”

不一会儿，班主任进来了。顺便说一下，班主任身材硕大，是个体育老师的坯子。脸上挂个鹰钩鼻，目光炯炯，是那种鸟儿飞过去都能认出公母的那种。扫了一眼这惨烈的场景，惊呆了，一问是前面的同学干的，他那利剑一样的眼神毫无疑问的刺向了大明。这时的我就明白了，我表面上文静柔顺，暗地里却倒行逆施。我不禁欺骗了别人，欺骗了老师那一双慧眼，我甚至连自己也欺骗了。就这样把恶果淋漓尽致的丢给了大明。不由分说，老师连推带搡把大明抛出了教室，接着就是一番暴风骤雨般的教育。

当时我觉得时间都停止了。为啥不地震，为啥地上不裂缝。如果我和大明两个人中要死一个人，我情愿把他推向光明，让我坠入黑暗。但是终究我没说什么，大明也没说什么。很快他就进来了。如果说以前的处罚是和风细雨式的，现在则是排山倒海式的，不论从速度还是力度，反差极大。

岁月在我们身上悄悄滑过，初三毕业后，我念中专，他上高中，我们奔赴不同的学校，过另一种新鲜又紧张的生活。在这期间也经常通信，信的内容无非是相互鼓励，努力学习。回忆过去的有趣的事，畅想金光灿灿的未来。有关感情方面的敏感的问题，我们总是小心翼翼。现在想想，地球人都知道的那三个字，竟从未说起过。我想大明和我想的一样，我们之间什么都不需要，说出来反而会显得多余、矫情。谁曾想留下了永久的遗憾。

他高中念到高二，那年，接他父亲的班，在单位里是会计。第二年就出事了，就是这该死的工作把他带上了不归路。单位领导从他这儿挪用了几千元钱，当时大明要求办个什么手续，领导拒绝了。也怪他自己屈服于领导的威慑，就没有坚持原则。当纪检委的同志介入此事的时候，钱仍然没有着落。尽管这样，也正在调查阶段，并没下定论。据说单位领导把自己摘把干净了。

当时要知道实情，我会像小时候我帮他扫地、他帮我挨揍、大不了我们一起留级那样，和他一起经受风雨。这跟感情没关系，一切都已经成了习惯。

但是一切都在不可逆转的淹没之中。他始终都没给我说话的机会。倒是把“死”当做了最可信任的朋友，他肯定坚决的认为，许多解决不了的问题，只有通过死才能一了百了，也只有死能证明他的清白。

大明，当你从容不迫地横卧铁轨，倾听遥远汽笛声的那一刻。你心里是否涌起“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诗句？你是怎样一步步踏入末路，让自己修长年轻的身子在茫茫的夜色中嘎嘎散去？

我当时肝肠寸断、身心俱焚。随即永远失去了我的梦想、我的初恋，那童年时代的外婆桥、青春时代的念奴娇啊，所有的一切都被大明当做烂袜子一样给撇了。

大明那大明，全中国数你最狠！

这一年是90年，离那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画圈的时间已经整整过去了11个年头。没过多久，亚运会召开，《渴望》开播。大街小巷传唱着：

“悠悠岁月，

欲说当年好困惑。

亦真亦幻难取舍，

……”

大家一边享受着改革开放的成果，一边思索着悠悠岁月带来的困惑。但是这一切跟大明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

事发后的两个月，那位领导因承受不了良心的折磨，主动坦白了一切，承担了应该承担的责任。

关于我，最终没有像英台悲愤地纵身投坟，也没有像程琳绝美地凌空飞行，所以我活了下来。所幸地球上的阳光依然高照，万物依然生长，如花的生命依然蓬勃怒放。我知道有些挫折必须承受，有些人必须面对，也有些事情必须要做。正如谢文东说得那样“直到现在我还活着。”

二十多年过去了，每当火车从我眼前呼啸而过。我总要狠狠地瞅几眼，我想，今生今世我是跟它有仇了。